陶洛誦: 中國貧瘠土地上的一輪朝陽

――讀《文殤》有感
陶洛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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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24日訊】今天,共產主義的畫皮被一層一層剝落,在全世界裸露出滔天的罪惡,其強弩之末猶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龐大最封閉最黑暗的地獄裏肆虐。自由主義法學家袁紅冰先生臥薪嚐膽、忍辱負重寫出的幾本巨著陸續與我們見面。

我得到袁紅冰小說體自傳《文殤》與《自由在落日中》。這是與我以前看到的任何大陸出的海外出的自傳與小說迥然不同的作品。在本文中,我想談談讀《文殤》的感想。

在這部驚天地泣鬼神的自傳裏我看到一個自由、美麗、高貴的生命成長的艱難過程。

袁紅冰誕生在內蒙古高原的呼和浩特市的一個知識份子家庭裏,他是血性與智慧的結晶。他有著英國詩人拜倫式的俠義心腸與超出常人的激情。

他生長的時代是全中國人民處於中共極權暴政的奴役之下,知識份子、工人、農民被剝削,勞動成果被掠奪,思想被鉗制,感情被欺騙被愚弄的時代。共產黨靠著有計劃的階級消滅的鐵血政策維護血腥統治。袁紅冰,這個生活在內蒙古高原的少年,在文革一開始,就切身體會到階級壓迫,紅衛兵讓他們胸前要掛黑牌子,以示出身屬於“黑五類”,他帶上善良美麗的母親不得不為他縫製的黑牌子,像我們一代人一樣,這是他覺醒的起點,點燃他胸中反抗的火焰,這也是他走上“英雄人格”命運的開始。

文革中,他所敬愛的老師被辱被毒打,他朋友的父母自殺,政治犯被一批一批地槍斃;他當了四年農民,看到農村驚心動魄的貧瘠,與他同住的一個老婦人的兒子在三年困難時期吃過人;他當了五年工人,看到工人在毫無安全保障的情況下工作,被毒氣毒死,被掌權者欺淩。

他比生活在內地的人們更多看到一層民族壓迫,內蒙古清查一個不存在的組織“內人党”,致使“數十萬蒙古人,…… 受到監禁與酷刑的摧殘,…… 數萬人變成殘廢,…… 數字無法統計的人被迫自殺,大約兩萬多人在酷刑下死去。”(引自《文殤》124頁)

袁紅冰發誓要將這一切寫出來,他在無比艱難困苦的情況下寫作。為了有個寫作環境,他不惜犧牲婚姻;他寫出來了,手稿被中共特務搶去了;他重新再寫,他終於讓那些反抗中共暴政死去的美麗靈魂在書中復活。

為了他們的復活,他卻不得不經歷比死還難受的屈辱。

在中國這座扼殺一切人性美的人間煉獄裏,許多知識份子認識到生命的短促與可貴選擇離鄉背井,遠涉重洋到國外謀生,尋求個人的幸福與個人的成功。

袁紅冰可貴之處在於他斷然拒絕這條路,自覺地擔負起結束中國千年專制復興中華民族之魂的道義與使命。

一九八九年“六四”運動,幾十年來屈辱地跪著生存的中華民族,終於站起來,赤手空拳與中共暴政的坦克、機槍殊死搏鬥。在這歷史最殘酷,人性最受考驗的時刻,袁紅冰挺身而出,作為北京大學一名法學教師,他帶頭成立“北京大學教師後援團”,在“六四”的那天,他和學生們,市民們浴血奮戰,搶救傷員。

看到他描繪的“六四驚變”一卷,任何一個有良知的人都不能不為之動容,不能不為之悲憤,不能不對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犯下的滅絕人性的罪行無比仇恨。

“八九年的民主運動在中國失敗了,但是,染紅盛夏夜空的‘六四’之血,都在遙遠的異國他鄉,澆灌出了生機蓬勃的自由之花。在相當程度上,正是中國共產黨官僚集團對‘六四’的血腥鎮壓,在世界範圍內摧毀了共產主義最後殘存的道德基礎。而道德性的崩潰觸發了現代專制政治的歷史性崩潰。幾乎是轉瞬之間,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極權政治,便在民主運動的狂風暴雨中化為一片廢墟……”(摘自《文殤》667頁)

從這個意義上,“六四”烈士們的鮮血沒有白流,“六四”是中華民族為反抗人類歷史上最黑暗、最殘暴的共產黨極權統治作出的巨大貢獻。

坦克、機槍的血腥鎮壓,使更多人覺醒,使更多人堅定,袁紅冰與他的戰友們繼續堅定地走在與暴政抗爭的路上。

看完《文殤》,我覺得中國民主勢力如同一輪朝陽在被中共蹂躪幾十年貧瘠的中國大地上升起,親吻著革命志士一代又一代前仆後繼的鬥爭足跡,讓我這個庸人也想加入英雄人格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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