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督選舉
監督選舉在形成推翻獨裁的公眾聲勢方面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如果獨裁者認為他可以用走過場的形式選舉來愚弄公眾，有監督的選舉則往往可以讓獨裁者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菲律賓和智利就是很好的例子。八○年代以來，許多地方出現了監督選舉。「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OSCE，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Europe）經由它的「民主啟動和人權保護辦公室」（Office for Democratic Initiatives and Human Rights）組織了幾十次在民主轉型成員國的監督選舉，培訓有監督和主持選舉經驗的年輕人成為骨幹。這些年輕人，有許多是來自最近已實行民主轉型的國家，並為非政府組織的民主促進機構工作。他們能明辨獨裁者的各種詭計，成為特別有效的選舉監督人。有些人不主張這麼做，認為監督選舉只是妝門面、走過場（這在中亞一些國家很常見），使形式上的選舉合法化。在有些時候確實如此，對選舉的監督可能反倒有害無益。但是，在更多情況下，國際社會對有漏洞的選舉過程進行監督，並誠實、公開、詳細的報導為什麼這不是「公平自由」的選舉，這對揭露獨裁者能起極大的嚇阻作用。的確，監督選舉的結果常使獨裁者們吃驚──以為選舉過程在自己控制之中，卻無法預知選舉的結果。即使是那些極不公正的選舉，國際社會的關注也能給新生的反對力量一點成長的空間。讓世界上民主社會知道他們存在的這一事實，能激勵他們在連續不斷的壓制中挺過來，並制定新的策略來推翻獨裁直到最後取得成功為止。
一九九八年十月，我以「共和黨國際關係學會」指定的選舉觀察委員會主席身分赴亞塞拜然，親自目睹了監督選舉的實地發生。除我們一組十八人外，監督選舉的還有「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歐洲人權和民主機構（Office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in Europe）、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和全國民主協會（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派出的團隊。我們要監督一場幾乎會由蓋達．阿裏耶夫總統（Gaidar Aliyev）再次當選的黑箱選舉。他是一個圓滑的、喜歡恐嚇手段和玩弄權術的人（還沒放棄他當初做蘇聯國安局軍官和政治局委員時的那一套）。我在前蘇聯時就不喜歡他，但對他印象很深。亞塞拜然當時被「自由之家」劃分為游走于「不自由」邊緣的國家。
阿裏耶夫在選舉前，竭盡所能地想讓我們對他有一個正面的評價，甚至表示願意為我們提供他的私人直升機去觀察選舉，但被我們拒絕了。他還花錢把另一隊人從美國請來，這隊人據稱是代表共和黨的。毫無疑問，他希望這些人能為他掩蓋在選舉中的不當操作，並以此來抵消我們的觀察結果。（當我們發現他這一陰謀時，我們曾大力干預，促使該團體保持中立。）
十月十一日，我們在一個城市的投票點結束了我們的觀察，在那兒我們看到選舉官員明目張膽的往投票箱裏塞票。當他們明白我們看到了他們的做法，就快速猛烈搖晃票箱，企圖打散他們塞進去的大疊的選票。但是沒有成功，因為許多選票在開箱時，仍然是一整疊一整疊的。我們共和黨國際關係學會的同事們和其他國際觀察組織成員，也都目睹了這種給票箱塞票的行為。在第二天的新聞發佈會上，我們向公眾報告：「這場選舉沒有達到國際慣例標準，因為在選舉前和選舉當天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包括拖延媒體和選舉的改革、統治集團動用國家資源投入選戰、選舉委員會人員的偏向、對政治自由的持續限制、以及在票箱塞夾非法選票等等。」我們在選舉前和選舉後，都會見了反對派的民運人士。儘管我們的監督選舉並沒有使亞塞拜然成為自由國家，但卻使國際社會關注到阿裏耶夫濫用權力的事實，並認同這個國家還不是一個合格的民主國家。更重要的是我們給了當地的民運人士信心，繼續為真正的民主選舉而奮鬥。
人員交流
人員交流是傳統的也是最好的打開封閉國家大門的方法之一，所有的專制國家都以某種方式或在某種程度上，允許與國外的人員交流。學生和年輕專業人士的交流，尤其重要。因為年輕人思想開放，而且年輕人有足夠的勇氣、理想和追求更好的生活等強烈願望，促使他們冒險走上街頭反對獨裁者。幾十萬在美國或其他民主國家的中國留學生，包括一些中國高官的子女或孫兒輩，對促進中國的民主化有著難以估量的深遠影響。遺憾的是在中國留學的美國學生和其他民主國家的學生實在太少。但是一九八九年中國全國各地勇敢站出來的學生，顯然受到了民主的影響（天安門廣場學生建造的自由女神像就是明證）。他們仍然是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先鋒。最後，中國將實現民主，而這一過程中海外留學的中國學生和在中國的外國留學生和教師們的民主經驗，將發揮決定性的影響。
專業人士的交流也十分重要。在東歐，許多持不同政見者和共產體制解體後的民主運動領袖都來自科學界，當然這並非偶然。這些科學界人士與觀念中的腐敗是最沾不著邊的，而且他們常常能獲准海外旅行或與國外同行們保持聯繫。獨裁國家一些具有自由精神的人們，常因這些原因，而加入科學工作行業。
帕弗爾．旦美斯（Pavol Demes）就是個例子，他現在是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撥款專員。他是個生物學家，第一次是以科技交流的專案來到美國的。當他在阿拉巴馬州時，他的母國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發生了「絲絨革命」（Velvet Revolution）。在資助人加登楠（Ann Gardner）的協助下，他成立了一個開拓性的專案——把美國的大學畢業生引進到捷克斯洛伐克當英文教師。他後來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聯邦政府任職。當捷克斯洛伐克分解成兩個共和國後，旦美斯擔任了斯洛伐克總統可伐克（Michal Kovac）的外交政策顧問。可伐克成為權力漸大的、親蘇的民粹党分子米凱爾總理（Vladimir Meciar）的反對派領袖。旦美斯是「OK’98運動」（OK‘98 campaign）的主要策劃人之一，該運動旨在組織反對派選舉，以推翻米凱爾的統治。這場運動為克羅埃西亞和塞爾維亞的民主人士提供了經驗，並成為其他民主運動的典範。
大學和學術機構
訪問教授的講課可以產生很大的正面影響。有時在獨裁者權力無法觸及的安全地方召開學術會議也很有作用。但更了不起的是一些願意在險惡環境中勇敢工作的專業人士，他們可以直接解答學生的疑問，並觀察學生的生活。在這種交流專案中所建立的關係網在過去被證實對國外民運人士十分有價值。一九九八年在塞爾維亞創建的非傳統學術教育網就受益于這種教授與教授及學生與學生間的聯絡溝通，該教育網巧妙的避開了米洛塞維奇獨裁政體下已政治化的高等教育。
二○○二年十一月九日到十二日，非政府組織民主社會論壇在南韓首爾成立了「全球民間教育專案」，一百一十個政府派代表出席表示支持。此專案的宗旨是，確保在全世界範圍內的中小學裏，教授民主政體的基本知識。
在脫離十八年以後，布希總統在二○○二年宣佈：美國將重新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美國希望該組織能利用它的教育專案，促進對民主的尊重和消除教科書裏的那些仇恨式的宣傳。
年輕的法官和律師
在許多領域裏對話和接觸民主思想是極為重要的。美國律師公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中歐、東歐法律推廣項目，在東歐的一些原社會主義國家和歐亞地區，進行了法官、律師和普通民眾的法律培訓工作。一些與當地民運人士共同設計的「生活法律」專案，幫助民眾瞭解法律賦予他們的權利和義務。過去由於許多人對這些權利一無所知，致使已經腐敗的專政制度更加肆無忌憚。在克羅埃西亞和其他一些國家，也進行了類似的培訓項目，以幫助他們打通民主之途。
軍事、情報和執法人員幹部
對依靠威脅和使用暴力的獨裁者們來說，擁有像狗一般順從可靠、且願意隨時執行暴力的員警、軍隊和其他安全系統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接二連三的事例顯示，這些專政工具，一旦拒絕對人民使用武力，就會成為使獨裁天平傾向民主的關鍵點。讓軍隊明白不執行道德錯誤的命令是正確的，當然必須十分謹慎地解釋清楚這樣做的利與弊。
在軍隊和執法界，這種不接受命令的做法，是與軍隊的下級服從上級的紀律傳統相違背的。就連民主國家的士兵，即使告訴他們人權、民主和控制民眾等等概念與軍人服從命令無關，也很難讓他們願意訓練外國士兵拒絕執行命令。但是沒有民主內容的訓練，卻為獨裁者提供了殘酷而有效的工具，來鎮壓該國的民主人士，如美國給薩爾瓦多訓練的阿泰卡特特戰營（Altacatl Battalion）以及印尼的特種部隊「卡巴斯」（Kopassus）。二○○二年二月五日，曾經擔任將軍的國務卿鮑威爾，在議會的外交關係委員會作證時指出，我們應該訓練他國的軍事人員怎樣達到並執行民主。
一些饒富經驗的軍事人員，已將他們的經驗和智慧用於推翻獨裁政權的實踐中。原陸軍上校鮑伯．赫爾費（Bob Helvey）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目前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使用非暴力運動推翻獨裁者的專家與教官之一。他的經驗應該在所有民主國家的軍事武裝力量人員中推廣。往往，專業人士從專業角度上對同行的崇拜，就能帶來預期的效果，即使他們在民主這個問題上持相反的觀點。
當與獨裁國家的同類機構打交道時，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藥品管理局和其他美國安全機構，就面臨著和我們一樣的危險和機會。在這樣一個高度關注恐怖主義的時代，這些機構必須明瞭：獨裁者的壓迫是導致某些恐怖主義的根本原因之一。如果這些安全機構人員錯誤地支援獨裁者，就會加劇美國的恐怖活動。我們必須讓這些人，與製造恐怖主義的獨裁者分離開來，讓他們站在自己的人民一邊。
首先，獨裁者的安全部門人員，必須有機會接觸民主國家的安全部門。只要有機會，就要讓他們看到和體驗到這些民主國家的運作方法，與人民、法律、政府的關係，以及怎樣處理局部和國家安全的事務。必須讓他們放棄認為自己會隨著獨裁者一起倒臺的想法。事實上，我們能提供的最好定心丸，就是確保他們在民主體制下有美好的未來。我們也可以幫助他們與當地的民運人士見面，讓這些安全人員親耳聽到民運人士對他們的承諾。更重要的是，讓他們明白他們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讓他們明白他們做為獨立存在的個人，如果繼續違反人權阻礙民主步伐，他們遲早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嚴重代價。尤其必須講清楚的是：向要求民主的人民開槍就犯了殺人罪，當民主最終不可避免的來到時，他們都將受到審判。一旦明白了道理，這些保安隊員很快就不再為獨裁者賣命，而與其分道揚鑣了，這很具有指導意義。二○○○年南斯拉夫的員警與軍隊對米洛塞維奇的背叛，就是這種可喜現象的一個最近實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