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街頭的大使們
一旦大使們認識到了他們能夠成為當地的政治角色，他們向當地人民表達關心，推動兩國人民之間的合作，和支援民主人士的方式就很多了。其具體方式可以是很莊嚴的，也可以是被有些人認為可笑的，或者至少是輕鬆的，但卻絕不是傳統的外交方式。
比如說，假如派往中國的民主國家的大使和外交人員在北京的公園裏，在他們有領事館的城市裏，在他們去全國其他城市的旅途中，開始練習法輪功的簡單而又容易識別的功法，其意義就不同一般了。這種延伸的聯合行動將向中國人民和當局表示，西方對中國壓制法輪功，以及其他宗教信仰，包括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回教的批評，不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最有力的方式，是所有民主國家的大使和職員們走向天安門廣場，手裏舉著旗幟，和每週都在試圖這樣做卻被毆打、被關進監獄和勞教所的中國法輪功學員一起，練習法輪功。如果有足夠國家人數的大使和外交官這樣做，那麼中共可能不得不重新考慮這場鎮壓。
這個做法已經被人採用並動搖著害怕失去政權的中共當局。二○○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三十五名西方抗議者在天安門廣場，打開了寫著法輪功原則「真善忍」的旗幟，並誦讀法輪功的短篇經文。員警的反應快速而又殘暴。他們用警車包圍了抗議者，逮捕他們，幾個人遭到毆打。其中一人掙脫後跑向圍觀的人群，用中文高喊：「法輪大法好！」但很快被員警抓走。隨後幾天，《華盛頓郵報》在敍述這次事件時說，「員警對待這些西方人士時，不像對待中國法輪功人士那樣凶，至少他們沒有抽出警棍。」這些人很快被中國驅逐出境，但是他們的使命很成功的完成了。這次事件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給成百萬計的中國法輪功學員很大的鼓勵。四個月之後，在二○○二年的情人節，來自德國、加拿大、英國、芬蘭、比利時、瑞士、瑞典、波蘭、美國、法國等十個國家的四十名外國人舉行了又一次較大規模的抗議。他們全部被逮捕，驅逐出境，報導這次事件的七名記者也被拘留審問。這次事件再次成為《華盛頓郵報》世界新聞版的頭條，並迅速傳遍全國。
妻子和我為了「民主政體聯盟」的發起會議設計了一些大徽章，上面寫著「民主外交二○二五」，「所有獨裁者下臺二○二五」，「男女平等二○二五。」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女士戴著這些徽章在會場裏走動並發表講話。如果民主國家的大使和級別低的外交官們戴著這樣的徽章去會見獨裁者的代表，或者去見那個國家的人民，那將是個強有力的聲明。有關資訊可根據不同國家做些調整。在中東地區，「男女平等二○二五」就比較合適；在非洲，可以用「發展需要民主」，像「選舉自由／新聞自由二○二五」等是可以廣泛適用的。正如蘇聯獨裁者在一九六○年代無法阻擋我散發「自由」徽章，現在的獨裁者恐怕也很難反對民主國家的大使們配戴「為了民主的外交二○二五」和「所有獨裁者下臺二○二五」的徽章。
這就提出一個基本問題。獨裁者會因此而驅逐這樣做的外交官嗎？或者關閉試圖成為「自由之家」的大使館嗎？獨裁者的確會這樣做的。歷史上，有些獨裁者以「干涉內部事務」為名宣佈一些外交官為「不受歡迎的人」。前美國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哈蘭（Hume Horan）講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能深入沙烏地阿拉伯社會，瞭解發生的真實情況。沙烏地阿拉伯獨裁者認為這是個威脅，在他上任幾個月之後就要求美國將他召回，美國政府懦弱地默許了。當肯亞獨裁者莫伊反覆試圖強迫哈姆斯頓大使離開，在哈姆斯頓自己的反對和議會的支援下，國務院和白宮終於沒有退讓。一九七○年代，我的上司斯爾伯曼（Laurence Silberman）大使為自由而戰，在貝爾格勒受到南斯拉夫共產獨裁者狄托（Josip Broz Tito）的反覆壓力，要求他離開。
所以是否讓這些「自由鬥士」大使們保留位置，大多數是取決於民主國家而不是獨裁者。如果民主大國或者足夠多的民主國家一起行動，獨裁者就難以獨裁了。
獨裁者不能輕易地將一連串民主國家的大使館關閉。當然他們會採取對應措施，但是主動權就不在他們了，而其弱點和恐懼就展現在人民和整個世界面前了。
我在匈牙利的經驗顯示，民主國家的老百姓明白這種動態，儘管他們有時不敢公開談論。當外國外交官明確地表示對他們人民的尊重和想幫助他們自己主宰生活和政府時，當地人民並不會認為這是干涉內政。他們歡迎來自現代民主社會的新鮮空氣。匈牙利各行各業人民，歡迎我以各種途徑在他們的社會中發揮作用。他們甚至讓我做選拔匈牙利小姐電視直播的主持人。一九八九年三月，他們邀請我參加街頭的自由遊行，當我和我的外交人員這樣做了之後，迴響非常積極。正如邦尼斯大使告訴我的那樣：「重要的是有對民主事務明確的興趣和支援，並且讓人看到。」但是，在獨裁國家裏積極「干涉」受壓迫事件的外國民主人士，在已經民主化的國家應該積極奉行「不干涉內政」的策略。這不是說民主國家之間在民主行為上的標準不同，而是「民主政體聯盟」就應遵守這個原則。
獨裁者和他的大使及大使館，經常干預他們所在民主國家的內政——這些事實正足以用來勸說民主國家膽小的外交部長們，要對獨裁國家內的民主人士們給予強有力的支持。沙烏地阿拉伯駐英國大使寫了一首詩，名叫〈殉道者〉（The Martyrs），於二○○二年四月十三日在倫敦出版的阿拉伯語報紙《生活報》（Al Hayat）上刊出。他的大使館，還有沙國駐歐洲、北美、中東、非洲和亞洲的使館和設施都建有學校，教當地人仇恨當地國家的非回教社會，甚至經常提倡暴力。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及其領事館，積極參與對美國公民的人身攻擊、竊聽、跟蹤和監視。他們是如此明目張膽，國會在二○○二年七月通過了立法來對付這個問題。美國公民由個人和團體也在二○○二年對中國大使館提出訴訟。在華盛頓，許多的政治遊說人士每年都從緬甸、沙烏地阿拉伯、黎巴嫩，或者其他亞非獨裁者的大使館裏接受大筆款項，以非常不透明的方式，影響美國公眾輿論和國會。
關鍵的通訊聯絡
大使館可以是生活在封閉社會中人們的關鍵通訊聯絡機構——既可以把資訊送出去，也可以接收進來。追溯至五、六○年代，英國、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外交人員就有一個悠久而光榮的傳統，就是把俄羅斯或其他蘇維埃聯邦作家的地下稿件偷偷地從蘇聯弄出來。
民主國家的外交人員，不應再認為這樣的行動是冒著失去職業的危險。這應是所有民主政府的既定政策，來鼓勵這種資訊的自由流通。同等重要的是，使館可對封閉社會中的發展情況提供重要的報導。通常外交人員也是最知情的外國觀察員；有時他們是僅有的外國人，能夠獲取並送出有關鎮壓和抵抗的資訊。在大多數的獨裁國家，外國新聞記者根本就不存在。就算記者是在那裏，他們的消息來源也通常受到嚴重限制。使館的報告應盡可能讓公眾知道，並廣播到封閉的社會中去。儘管通訊革命削減了這種控制，集權政府仍試圖控制人民的所見、所聞和所讀。突破這種控制的新手段，必須成為民主大使錦囊妙計中的一部分。而受壓迫的民主人士的聲音不應被忽視。
使館可以從多方面協助，把大小資訊帶進封閉的社會。外交官應該減少接見其他外交使節以及獨裁政府的官員和代表。他們必須走出去，包括走出首府所在地、花時間和各種形式的民主人士在一起。大學和學生是一個主要的目標，還有作家、教授、環保人士、女權主義者、宗教信仰人士——任何一種能夠形成文明社會的潛在和已存在的群體——都必須在大使的活動卡片上。
在一個封閉的社會裏，從另一個更加先進而令人興奮的國度裏來的人會見本地自由人士，可說是一件激勵人心的事情。從舊蘇聯時代過來的人，通常能回想起他們所見到的第一個外國人，當時他們是那麼的渴望提問和學習。像在緬甸、北韓和辛巴威這些地方，人們（外國人）會見當地的民主人士，轉達他們的觀點，讓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獨，這對提高他們的期望有著無與倫比的幫助。
此外，還可以經由其他的途徑送出資訊。如許多民主國家的使館，在獨裁國家裏有文化中心、圖書館和其他的設施。我們應該給使館提供民主圖書館和書刊雜誌，並在所在國全面鋪開。除了有關民主的基本文章外，應有一些關於用非暴力手段驅逐獨裁者、成立民主管理制度的手冊。像電影「甘地」和「一種更強大的力量」和「推翻獨裁者」系列，都應該要很容易得手。
我們也必須充分利用電子手段。使館可提供不受政治審查的自由網際網路的網咖服務。網路上應提供民主圖書館。
我們也可考慮在位置良好的使館建築物上設置電子新聞螢幕的可行性。以下是一個很好的先例。德國出版商艾斯布林格（Axel Springer）在西柏林他的高大建築物上，豎起一個電子新聞螢幕，讓東德人可以越過柏林圍牆看到新聞。此外，在使館的前面放一個大螢幕，來播放民主的新聞和消息，也同樣有戲劇般的效應。
在廣播中或網際網路上，民主國家的大使、總理和總統可以每週發表「茶餘飯後」的談話，或舉行星期六早晨的廣播論壇；可能的話，這些講話應經由衛星或其他獨立電視播放。也許這些節目可以叫做「民主時間」，在每週相同時間播放。考慮到獨裁國家的數量及相關的語種，和民主國家的數量，這個任務可以分開來做。英國首相可以每週向中國人民講一次話，而法國總統可以向盧安達人發表講話，而西班牙首相可以向古巴人演講；下個星期可以是另一個組合。這類每週講話的內容在連續的、一致的忠告和堅定團結下，可以產生無法估算的影響。就像英國人和美國人等著每週一次聽邱吉爾首相和羅斯福總統講話，來激勵精神士氣那樣；正在和獨裁者進行抗爭的人們，在聽到以下民主過來人士的證詞時，肯定也會清醒地站起來：如南韓的金大中、墨西哥的福克斯（Vicente Fox）、和捷克的哈威爾（Vaclav Havel）。我們有近一百個新興或是成立已久的民主國家，可以找到足夠的發言人對四十五個獨裁統治國家提供演說。
使館做為運動的指揮部
民主國家的使館必須進行互相之間的內部重組，集中力量以達成最重要的目標，並且幫助當地人民掌握自己的命運。目前使館主要分成許多項工作，如政治、經濟、商業、軍事、情報、領事、援助等。雖然他們不太清楚非暴力的戰略、組織、戰術，以便驅逐獨裁者、引進民主，但他們都有重要的資源和關係給這場抗爭提供支援。在使館內亦無組織機構是專責於幫助當地的民主人士去實現其目標。
大使們應把自己做為主要的民主官員（民主總裁）。許多大使傾向于把和民主人士打交道的任務分配給下級官員，而自己和獨裁者保持大使親善關係，這是一個錯誤。實際上經由和反對派直接接觸，大使對獨裁者的影響力反而提高。(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