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2日訊】５ 自留地之爭
兩千六百多年前，在中國北方平原上，演出過一幕驚心動魄的活劇。
一群亡命的貴族重冑，在黃土平原上仆仆奔馳。他們雖然仗劍駕車，但看得出來，一個個衣冠不整，疲憊不堪，饑腸轆轆，難以繼續趕路。他們餓狼一般的眼睛，四處搜索，只見荒涼的田壟間，麥苗稀疏，顆粒難覓，哪裡去找可以填飽肚子的東西！這時，他們發現一個衣衫襤縷的農夫，在田間正低頭彎腰除草，動作遲緩無力。流亡者中一個衣著華麗的年輕人，走下車來，用盡可能客氣的口吻向農夫請求：『請你給我們弄些吃的東西吧！我們幾天沒吃過飯，都快走不動了，你無論如何得幫幫忙才好。』半天才直起腰來的農夫，看了看這一群路過的客人，嘆了一口氣，又彎腰從腳下捧起一大塊泥土，送到年輕人面前，無可奈何的說：『沒有別的了，只有這個給你吧！』
年輕人突然變色，怒氣沖沖地轉身從車上取了馬鞭，對著農夫就打。忽然旁邊閃出一個上了年紀的人，極力勸阻：『公子息怒。這是土地，上蒼賜予的無價之寶，不正是公子的好徵兆麼！』年輕人沉吟片刻，丟下鞭子，跪倒在地，叩頭感謝上蒼，然後鄭重地捧起那塊泥土，放到車上。一行人又驅車策馬，揚長而去，車隊過處，捲起漫天黃土……
這是史書《左傳》裡記載的，有關春秋時代晉國公子重耳亡命途中的故事。我沒有受過嚴格的史學訓練，無法考證這個歷史故事的真實性，也沒有必要作這樣的考證。我只憑自己的經歷，從這個歷史故事中得到某些啟示：土地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後各種財富中，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財富。誰控制了土地所有權，誰就擁有財富和權力。古代的帝王貴族是這樣，現代革命政權的領導集團也是這樣，只是採取的政策不盡相同罷了。
清朝政府被推翻，封建專制制度尚未全部剷除，共和制度又未建立，填補這個歷史空隙的，不是西方傳來的『民主與科學』，而是本土固有的傳統怪物——群雄割據，軍閥混戰。『槍杆子裡面出政權』，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它們的農民運動領袖毛澤東的真理。憑著這個真理，就佔山為王，就擁兵自重，就『逐鹿中原』，最後打敗了自己的『老師』——群雄中最強大的蔣介石集團，並取而代之，建立起一個更強大也更殘暴的軍閥政權。
毛澤東標榜自己開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比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多了一道『人民共和』的誘人油彩。實行的卻是一套完全悖離國情的『 社會主義革命路線』。尤其在『土地政策』上，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在不到六年的時間裡，完全剝奪了全國農民的土地所有權，美其名為『土地集體所有制』。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把農業搞垮，使農村凋蔽，令農民墜入深淵。但是，人民公社的慘敗，並沒有使毛澤東從『階級鬥爭萬能論』的迷誤中清醒過來，反而老羞成怒，不惜大耍權術，縱橫捭闔，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軍閥集團內外的所有政敵逐個打倒。在農村，又將『自留地』之爭，無限上綱，把已經喪失了土地所有權的農民，逼上了絕路。
毛澤東去世，鄧小平復出，雖然解散人民公社，但『公社雖死魂猶在』。鄧小平以保持『晚節』為重，不肯拋棄毛時代的僵屍，農民土地所有權無從著手解決，至今仍然是困擾『三農』（農業、農村、農民）最根本的後遺症。八十年代初，中共元老之一的葉劍英元帥，曾經寫下『忽憶劉亭長，蒼涼唱大風』的詩句，固然是毛澤東晚年孤獨心境的寫照，況之當年已八十高齡的鄧小平，恐也相去不遠。現在，可以來細說一下『自留地之爭』的來龍去脈了。
甚麼是自留地？有必要作點簡要的說明。
農業合作化高潮期的一九五六年，各地黨委爭先恐後脅迫農民加入農業高級合作社，那是 因為，毛主席嚴厲地批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農業部部長鄧子恢是『小腳女人』，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上，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這還涉及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等中央要員，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上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毛主席在廣西南寧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責了周恩來等人的錯誤，並強令各級黨委必須加快農業合作化運動的腳步。因此，農業高級合作社，這種農民從未聽說過的社會主義新鮮事物，一夜之間就在全國各地紛紛成立了。
高級合作社和初級合作社最大的差別，就是『土地折股入社』。農民加入高級社，必須按高級社的『章程』，把自己所有的耕地折價入股。本來，耕地有肥有瘦，有遠有近，有旱有澇，折價各不相同，但為了『互助合作，共同勞動致富』，不能過份計較，只按面積訂價。將來收成，以一定比例，按股分紅。但有個不大不小的難題，就是耕地都入社，歸『集體所有』了，日常生活必需的瓜、豆、蔬、果，如何解決？于是，又訂出一條『章程』：按各戶人口多少，在村頭寨口，規劃出少量耕地，留給各家各戶自己種植一些必需的農作物，自種自收。這些少量留給各家各戶自種自收的耕地，就叫做自留地。
農民成了高級社社員，『高級』受到上級黨委表揚，自然比『初級』光彩多了。但是，由高級社的幹部（社主任或生產隊長）排工、帶領，一起下地勞動，一起收工，與城裡的工人上下班差不多，總有些不習慣，不方便。從前一家人在自己的耕地上勞動，自由自在；現在一村子人，吵吵鬧鬧在大田集體勞動，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口水多，幹活少。內急了，連找個地方方便一下都很不方便。而且，勞動記工分，非常繁瑣，又不能立即兌現。耕種自留地就不同了，收成好壞，直接影響自己的日常生活。因此，人在大田參加集體勞動，心裡卻記掛著自留地。
農民參加集體勞動，出工不出力，幾乎把全副心思，都放在自留地上，這就與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背道而馳。各級黨委未必能深刻了解問題的實質和危機，都在為農民『缺少集體化勞動的興趣和積極性』而束手無策。大概只有毛主席，從列寧主義那裡搬來了一套哲學，才把中國農民定性為『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是資產階級『汪洋大海般的社會基礎』。從這時開始，毛主席再也不提自己從前最為得意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更不會再提甚麼『一切權利歸農會』。他現在耿耿於懷的是，絕大多數的黨的領導同志，渾渾噩噩，根本不知道『社會主義革命』為何物，更不了解『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必須把農民的私有土地權，通過『集體化』道路，『改造』成集體土地所有制。
因此，兩年後的一九五八年，又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用極其強大的政治宣傳，和各級黨委強硬的手段，強制推行『人民公社化』。
按照人民公社的『章程』，原來高級社『土地入股分紅』的條款被取消了，土地全部歸公社所有。公社的組織，是在黨委領導下，黨政軍（民兵）一體化，擁有絕對權力，統管包括土地、勞力、農具、生產、分配、治安、教育、衛生、繳納各種稅收等要務。農民失去土地所有權，也失去種植自主權，連自留地，也當作『資本主義尾巴』被割掉了。這時，農民真正成為農村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毛主席宏偉的農業社會主義改造計劃，大功告成。
人算不如天算。不說別的，就拿吃飯來說，這件人類生活第一需要的大事，歷來都是以一家一戶為單位進行的。這不是哪一位偉大發明家的專利，而是人類在千萬年發展歷史過程中自然形成的。家庭，包含著男女、長幼、婚姻、鄰里、宗教、宗族、親戚、朋友等極其豐富的內容和關係，並與不同的天時、地利相結合，形成各俱特色的鄉土文化。由同一地區的許多家庭組成的社會，又逐漸形成本地區的風俗習慣，這就是人類生活最初的社會生態環境。和自然生態環境一樣，社會生態環境也是不可以隨便改變的。毛主席異想天開，大辦公共食堂，大搞吃飯不要錢運動，把各家各戶的鍋灶都毀了。俗話說，天下最缺德的兩件事：一是挖人家祖墳，一是砸人家飯碗。農民是最苦的弱勢群體，即使在水深火熱的饑餓線上掙扎，也只能發出『社會主義是這樣，共產主義想就知』的嘆息。
人民公社的全面失敗，餓死幾千萬人，迫使毛主席不得不發表《告全國貧、下中農書》。堅持公社一體化原則的同時，將公社一級核算制（大拉平），改為『三級』（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核算制（承認差別）。同時，按原有的基礎和標準，發還各家各戶的自留地。但是，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不變。
俗話說，田雞（青蛙）嘴含一口水，不吃不喝也能活過一冬。自留地就像田雞嘴裡一口水，農民有了這口水，就有了活路。加上傳統的農村貿易活動逐步恢復，農貿市場（農民都叫『自由市場』）逐步形成規模，自留地的產品，可以在自由市場上交易。『兩自』（自留地與自由市場）的活動，帶動了整個農村的小商品流通，農民雖不能從小商品流通上獲取大利，起碼可以鬆口氣，或者說，自由地呼吸幾口新鮮空氣。這樣一口水，歷時三年，才慢慢恢復到大饑荒前的生活水平。
農民剛剛緩過一口氣，毛主席的一口氣卻憋得發慌。他在物色好自己的助手之後，立即把林彪捧上神壇，成為自己的『副統帥』，副統帥更將統帥捧為『偉大的舵手』。軍權牢牢掌握在手，又在全黨全國掀起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次運動依然是以階級鬥爭為綱，但鬥爭的對象則是前所未聞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甚麼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指個別人，還是某些人，或是某一個階層？甚至是某個特定的級別？毛主席拋出這個葫蘆，裡面裝的甚麼藥，無人知道。
運動的重點在農村，叫做『四清運動』。我相當仔細地閱讀了『中央文件』，還是不懂。後來參加省委書記趙紫陽為團長的『四清』工作團，到揭陽縣漁湖公社溪南大隊實地工作了八個月，才弄清楚『四清』和『四不清』的一些問題，但仍然弄不清楚『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甚麼東西。
十年文革，我就是弄不懂『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才會挨批挨鬥，坐監牢，入牛棚，妻離子散，差點丟了性命。以後有機會，再說得詳細一些。現在，還是回到題上來，繼續說說農民如何被割掉『尾巴』的事。
珠江三角洲河道縱橫，良田萬頃，歷來被譽為魚米之鄉。又因南瀕大海，地連香港、澳門，數百年前即已與海外異邦建立了民間血緣關係。華僑每年寄回老家的匯款，超過億元，民間的商業往來，更帶動各行各業的繁榮。土改運動給農業和商業帶來第一個災難性打擊。公社化造成饑荒，數十萬人逃港(生)。而海外華僑為了救援家鄉親人，通過香港輸往內地的食品和物資，成船成車，源源不絕。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許多災民是靠著海外的救濟才活下來的。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僅僅清查『海外關係』，就足以令人人自危。向來對家鄉奉獻特豐的華僑，突然變成『間諜』、『特務』，凡是與華僑有關係的人，都被視為有『裡通外國』的嫌疑。在如此沉重政治壓力之下，『僑匯』被迫中斷，竟達十年之久。比日軍佔領香港和南洋各國，迫使『僑匯』斷絕五年，還要長出一倍。
大門關死了，再來收拾『資本主義自發勢力』，就以為可以得心應手。省委領導當然從大處著手，強令改變水稻一年兩造為三造。兩造改三造，要多付出一造的成本、勞力、種子、肥料，加上天時、地利錯亂，嚴重影響水稻的正常生長。因此，雖多種了一造水稻，年畝產量並沒有增加，用農民的話說，『白做了一造』。但是很多人弄不明白，這樣勞民傷財的蠢事，高明的省委領導為甚麼還會樂此不疲？
省委書記王首道，自稱是毛主席開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生，當然是熟知農民生活生產情況的農民領袖人物。有一年，他提出一個糧食增產計劃：廣州以西一百公里，加種一造冬小麥。這一計劃下達以後，整個珠江三角洲，就如打翻了一籮大海蟹。
原來，三角洲地勢低，水位高，大多數圍田，比珠江水平面還低。冬天雨水少，珠江水位下降，農田土壤相應含水量少，加上日間蒸發，土壤比較乾燥，種植一些生長期較短的作物是可以的。大面積種冬小麥，百弊而無一利。因為，一到清明前後，春雨紛紛，江河水位逐漸升高，土壤飽含水份，而這時小麥正抽穗灌漿，日照不足加上土壤濕度過大，小麥爛根，可以使一冬辛勞，顆粒無收。農民當然有種植經驗，為了防止小麥爛根，花了大批勞力，在麥田四周深挖排水溝。甚至在麥田中間，埋設了條條瓦筒，作為排水管道。如果春雨來得早，大量的勞力和物資，也無濟於事。而且，冬季休耕，將水稻田翻土曬白，提高地溫，有利於明春早稻禾苗的生長。現在都種上小麥，收成沒有把握，又有害於水稻生產。
為甚麼淨幹些勞民傷財的蠢事？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把農民死死釘在人民公社的社會主義集體勞動上，再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搞那資本主義的自留地。對農民『資本主義自發勢力』的打擊和限制，從中央到基層，貫徹到底。在手段和花樣上，各地八仙過海，越下級越粗暴、越流氓。有的地方，舉行了『三個屁股扭在一起的經驗交流會』，並公然向全縣推廣這一駭人聽聞的『先進經驗』。所謂『三個屁股』，就是人、牛、豬的屁股，都必須到指定的『公共糞坑』去大小便。
這樣，人畜糞便頂好的農家肥，全部歸公，農民再也沒有肥料可以去種自留地了。農民連大小便都沒有自主權，人格遭受踐踏，已經怒火中燒。餵養豬、牛，還要跟着豬、牛的屁股轉，風雨無阻，冬夏不易，累人煩人不算，豬、牛一天被趕著『如廁』來回好多趟，吃了飼料也不長膘，還會生病。
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天，一個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帶著幾個民兵，親自到各家各戶去檢查，農家屋前屋後自己種植的果樹、蔬菜，都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鋤、鏟並舉，一律割除。上村一位姓朱的貧農，孩子多勞動力少，是生產隊裡最窮困的『超支戶』。他屋後種有三株大芭蕉樹，每年收割下來的芭蕉，全家大小都捨不得吃，拿到自由市場賣了，換些食鹽、火柴幫補家用。就在這一天，支部書記一聲令下，三棵芭蕉都被砍倒，丟棄一旁。姓朱的貧農看著揚長而去的支部書記，怒火升騰，兩眼冒煙。
黨支部書記就是當地的最高領導人，集黨、政、軍（民兵）於一身，舉凡生產、分配，參軍、上學，乃至外出探親訪友，沒有他老人家點頭，甚麼事都辦不了。每天要求他辦事的人不少，免不了請飲請吃，他每日中午也必在茶樓『辦公』。姓朱的貧農當時來到茶樓，走到支部書記背後，抽出一把砍竹子的利刀，大吼一聲『去死啦！』一刀劈了下去，書記的頭顱滾落地上，血濺四周。茶客們驚叫四散，他也趁亂逃出茶樓，不知去向。兩天後，縣和公社的幹部、公安人員，在附近一座小山上的樹林裡，發現這個殺掉支部書記的貧農的屍體，經法醫鑑定，是服農藥自殺的。這一事件在農民之間傳了很久，也議論了很久，中間難免有些添油加醋，同情的取向在殺人的貧農一方，他是被逼上絕路的。
鄧小平復出以後，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改革。政治上，在毛制訂並執行多年的『六項政治標準』基礎上，再加『四項基本原則』。用鄧小平自己的話說，就是『堅持』兩條：『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在農業方面，改『三級核算制』為『包產到戶』，官方定名為『承包聯產責任制』。其實，早在六十年代後期，人民公社名存實亡，農民為求生存，瞞天過海，私下達成默契，逐漸形成『包產到戶』這種勞動生產形式，與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改革』毫不相干，更不是總設計師『設計』出來的。
農民在吃了幾年『承包』的定心丸之後，到一九八四年，農業經濟改革和國營經濟改革一樣，都處於連連虧損的困境。國營經濟搞而不活，是因為『堅持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爛攤子般的生產環境得不到改善。農業的情況更加嚴重，土地所有權仍然『堅持集體所有』，生產環境日益惡化，人口繼續膨脹，到八十年代末，已經超過一億的農村人口，無『農』可『務』。國營企業大批工人失業（早期叫『富餘人員』，後來叫『下崗』），農村人口大批無業（早期叫『洗腳上田』，後來叫『盲流』），工農兩業，是國民經濟兩大支柱，現在已變成兩大不穩定因素，是鄧小平無法甩掉的兩個燙手山芋。
鄧小平和他的前任毛澤東一樣迷信『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改造』也好，『改革』也罷，都註定以徹底失敗告終。唯一能『苟延殘喘』的，是『對外開放』這一項權宜之計。廣東是『對外開放』最早的地區，能夠順利接受資本主義『輸血』，從最初接受港商的『三來一補』，到接受外資搞『合資』甚至『獨資』，繼而爭先恐後引進外資，到台商爭先恐後登陸，都和廣東人『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根深蒂固有密切關係。
在外資潮水般湧來的時候，廣東幹部，包括『兩腿泥巴』的農村黨支部書記，突然發現，從前產值極低的土地，一夜之間變成取之不盡的巨大財富。從一九八五年至一九九五年，僅僅將農耕地轉移成商業用地一項，就有高達四千多億元人民幣的收入。其中到底有多少人民幣，落入貪官私囊，恐怕是無法清查的了。
廣州近郊、遠郊，相繼發生多起政府無償徵地，村民憤然抗議示威的嚴重事件。規模最大的一次，有三千多村民包圍了縣（市）政府，並與數百名鎮暴警察發生衝突，警察施放了十多枚催淚彈，毆打並拘捕『帶頭鬧事』的村民，事態暫告平息，根本問題（即土地所有權）遠未觸及。
從表面看，是中共鄉村黨支部 書記或基層政府負責人，把他們在職權上管轄的農用耕地，轉讓給企業或賣給港商、台商作商業開發用地，交易額少則數十萬，多則數百萬數千萬元人民幣。村民的傳統耕地被徵用、轉賣，事前既不徵求村民的同意，事後又得不到公平合理的補償，許多官員從中貪污舞弊，更是激起村民憤怒抗爭的原因。但從本質上考察，卻不難發現，中國大陸傳統農民，在為自己土地所有權被非法剝奪，而謀求奪回這一基本權利作最後的鬥爭。
只要中共不肯『讓權讓利』 ，這種涉及基本人權的抗爭，永遠不會止息。
4/21/03(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