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四拯救康熙大帝——改变历史的“双药记”（下）
疟疾的两大克星——奎宁（quinine）和青蒿素（artemisinin）——一个至少先后拯救了一中一西，两位帝王的性命，另一个改变了近代战争的走向，也让中国医药学家屠呦呦荣获诺奖。
奎宁的诞生
金鸡纳树皮虽然有效，但也存在成分复杂、剂量不稳定、疗效不可预测的问题。这种神秘的树皮粉里，到底是什么东西，真正起到抗疟的作用呢？
于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欧洲各国的化学家和药剂师们历经了长达七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820年得到了回报。
这一年，两位年轻的法国药剂化学家皮埃尔・佩尔蒂埃（Pierre Pelletier）和约瑟夫・卡文图（Joseph Caventou）首次以化学方法分离出纯净、可重复获得的抗疟有效成分，并将其命名为 Quinine（奎宁）。
Quinine一词就来源于南美原住民语言中的“quina”（树皮）。这种具有神奇功效的、像霜白一样的晶体状粉末，在中国又被译为“金鸡纳霜”。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植物药材中明确分离出单一、结构相对明确、具有确定疗效的活性成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佩尔蒂埃和卡文图两人不仅分离了奎宁，随后还分离了士的宁、咖啡因、吗啡等一系列重要生物碱，直接推动了现代药物化学的诞生。
此后，奎宁取代金鸡纳树皮粉，成为治疗疟疾的首选，更是成为热带作战的军队的刚性需求，有时甚至能影响战争走向。
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18世纪以前，欧洲军队在非洲、西非沿岸和东南亚的死亡主因往往不是战斗，而是肆虐当地的疟疾。水土不服的欧洲殖民者大量患病死亡，很多地区被称为“白人的坟墓”。
19世纪初奎宁发现后，英国军队开始制度化配发奎宁，不只是治疗，而是预防性服用。这使得英军能够长期驻扎在疟疾高发区，维持兵力。
历史学家常说一句话：“不是马克沁机枪征服了非洲，而是奎宁。”
奎宁在二战中的作用也是很好的例子。二战中，美军和日军在东南亚的热带丛林持续作战，这里湿热、沼泽遍布，蚊虫铺天盖地，是全球疟疾最凶的地区之一。疟疾成了“看不见的敌军”。
1942年，日本迅速占领荷属东印度，盟军的军医体系被“断喉”。为什么？因为二战前，全球90%以上的天然奎宁都来自荷属东印度，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尤其是核心产区爪哇岛。
当年荷兰人把金鸡纳树引种到爪哇岛，在这里建立起大规模种植园，并通过品种筛选和化学提纯技术，逐步控制了全球供应。
而奎宁断供带来的后果，在两军前线是赤裸裸、血淋淋的。彼时，奎宁替代药尚未普及，很多士兵根本不知道如何防蚊。结果是，美军部队中疟疾感染率一度超过80%，大约6万名美国军人还没见到日军影子就死于疟疾。这直接拖慢了美军在西南太平洋的推进节奏。
以至于盟军最高指挥层明确下令：“不解决疟疾问题，不许发动进攻。”
奎宁断供，逼着美军做一件事：不管副作用多大，也要把合成抗疟药顶上来。
于是，替代药物阿的平（Atabrine）被大规模投入使用。问题是，它并不好用：吃了会恶心、呕吐；皮肤和眼白会发黄；甚至会引发精神异常。很多人偷偷把药吐掉。
于是，美军干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用海报、漫画、宣传片反复教育士兵——“不吃药，你就会得疟疾；得了疟疾，你就不是士兵了。”
甚至把服药军事化、纪律化：定时集合，当场吞咽，军官监督。这已经不是医疗问题，而是军纪问题。
在热带战场，谁能控制疟疾，谁才真正拥有军队。奎宁和替代药物，决定了一支军队能不能活着走到战场。
一位叫Stanley Jastrzembski的士兵在他的战地日记中写到：“每个人都得了疟疾，每个人都在扔掉他们的背包里的东西。那些有奎宁药丸的人像吃口香糖一样吃着它们……”
就这样，奎宁被广泛应用于治疗疟疾长达二百多年，直到1909年，人们传播疟疾的疟蚊竟然产生了耐药性——人类亟需一种新的抗疟药物。多年后，一种叫青蒿素的神奇药物应运而生。
被一再错过的青蒿素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中国药物化学家屠呦呦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
其实，早在东晋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就曾提到青蒿治疟：“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此后的一些医书中，也有用青蒿熬汤、制丸治疟的方子。
但“青蒿一握”重新出现在主流医书《本草纲目》之中，已经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了。李时珍整理和辨析医书典籍时，发现前人提到青蒿有青、黄之分。谨慎起见，他同时列出了“青蒿”与“黄花蒿”两个条目，也照录了葛洪“青蒿一握”的方子，但并未对其进行验证。因此青蒿仍然被埋没于故纸堆中。（注：黄花蒿（学名：Artemisia annua）为菊科蒿属植物。其植株地上部分干燥后，即为中药“青蒿”。和一般俗称为“青嵩”的植物有区别。）
抗战时期，西南大后方疟疾肆虐，依赖进口的奎宁陷入短缺，人们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了传统中医药上。被历代医书列为治疗“疟疾寒热往来”的要药常山，由此脱颖而出——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张昌绍的研究团队分离出“常山碱”，发现其效果甚至优于奎宁。青蒿又一次错过了“出人头地”的良机。
不过，常山碱类物质有一个关键问题：副作用较明显，尤其是强烈的恶心、呕吐和胃肠道刺激。这使它在大规模临床推广上受到很大限制。
1967年5月23日，一个代号为“523任务”的秘密科研项目正式启动，其当务之急是研发疟疾的新型疗法，以帮助越战中中苏两个共产主义国家支持的北越士兵，在战争中减少疟疾引起的非战斗减员。1969年1月，屠呦呦加入了“523任务”团队，带领组员从中草药里筛选能治疗耐氯喹恶性疟疾的新型药物。
但屠呦呦在筛选了超过100个中草药样品后，仍然一无所获。一天，当她再一次翻开《肘后备急方》时，忽然灵机一动：会不会是提取过程中的高温破坏了有机成分？于是她决定尝试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就这样，被无数次错过的青蒿素终于浮出水面。
屠呦呦团队得到的青蒿提取物，效果远胜此前高温煎煮得到的无效样品。这关键一步证明了：问题不在药材本身，而在提取方法破坏了活性成分。
此后，青蒿素的价值在全球范围内逐步被临床数据“说服”：青蒿素用于联合治疗，估计可将疟疾死亡率总体降低20%以上，儿童死亡率降低30%以上，对于全球卫生事业的贡献不可估量。 如今，青蒿素已经被广泛用于世界疟疾高发地区。
2015年，屠呦呦因此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而此时，回望历史，从金鸡纳到奎宁再到青蒿素，距离康熙吞下那包救命的“金鸡挐”药粉，历史已经悠悠的走过了三百多年的岁月光阴。（完）＠＊
责任编辑：王愉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