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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失去孩子,可想而知那是多么悲伤的画面。目睹这样的场景,多数人难免会沉湎于强烈的失落感、丧子之痛的空虚感。然而,当米开朗基罗呈现他的作品《圣殇》(Pietà)(圣母玛利亚哀悼无生命迹象的耶稣基督)时,画面却展现出克服悲伤的希望。
雕塑大观

奥罗拉别墅从17世纪的辉煌时期以来,持续饱受时间和贪婪的摧残。到了19世纪,投资失败使得庄园腹地缩小到今天的半英亩。1896年,摩根大通(J.P. Morgan)曾考虑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买下庄园。卢多维西收藏的最好的104件雕塑于1901年卖给意大利政府,而卡拉瓦乔和格尔奇诺的钜作依然在别墅中屹立不摇。

宇宙中,有一个“成、住、坏、灭”的规律: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形成到发展成熟、维持、进入衰败,最终毁灭的过程。人类的艺术也历经无数次的发展和衰败。它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脚步前进,从技术的不成熟到成熟,从粗糙生硬发展到精致完美;但也随着文明的衰败而没落。

德国柏林画廊(Gemäldegalerie)入口处有两座大卫雕像,招呼着游客入内观赏展览主题:“多那太罗:文艺复兴的发明人”(Donatello: Inventor of the Renaissance)。这两座大卫雕像各有千秋。

历史悠久的米拉贝尔宫(Mirabell Palace) 位于奥地利萨尔斯堡(Salzburg, Austria),有四百多年历史。历经多次破坏和修复,加上不同建筑师分别对它进行改造,成就了今天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

罗宾逊和博格勒姆共同为拉什莫尔山制定了几个计划,但最终决定还是这四位总统比较能让更多人感兴趣,也能为这座山增添光彩。这四位总统分别是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汤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和西奥多‧罗斯福(俗称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哦,宛如置身天堂!18世纪墨西哥艺术家安东尼奥‧德‧托雷斯(Antonio de Torres)有一幅圆形画作,画里耀眼的圣母盘旋在充满祥和云彩的天堂里。

1962年,一位事业有成的建筑承包商赖讷‧温克勒(Reiner Winkler)买下了他的第一件象牙艺术品,这件作品出自于一幅15世纪描绘耶稣诞生的哥德式双联画。自此他便和象牙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件来自法国几寸高的小作品开始,温克勒成为了至今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象牙雕塑收藏家。

多那太罗的名声一天比一天响亮,甚至连威尼斯的领主也听说了,便请他为帕多瓦(Padua,译注:威尼斯附近的城市)制作一座加塔梅拉塔将军的雕像。多纳太罗很高兴地接下了这份委托,前往帕多瓦,在圣安多尼圣殿广场(the Piazza di S. Antonio)上立起了骑在马上的将军铜像。将军的坐骑活灵活现,隐约间还可以感受到马的喘息和嘶鸣,而将军则精神抖擞,充满了自信。

多那太罗曾为当地的军械公会(the Guild of Armourers)制作了一座身着铠甲的圣乔治像(S. George),雕像的表情充满着青春与勇气、铠甲的威武与不可一世的气概,从冰冷的石头中迸发出一股生命力。没有一座现代人物的大理石雕像能够像多那太罗的巧手,将自然和艺术表现得如此生动、如此精神抖擞。

据说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基罗有一种天赋,站在未雕塑的大理石前,可以“预见”即将完成的作品。美国雕塑家奥古斯都‧圣高登斯(Augustus Saint-Gaudens,1848─1907年)也是如此。

多纳托(Donato)于1403年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他的亲友都称他多那太罗(Donatello),因此他在一些作品中也用多那太罗这个名字署名。他一生致力于艺术,不仅是一名非常难得的雕刻家和优秀的雕像大师,也是一名粉饰灰泥工匠,同时他也善于透视技巧,是受人尊敬的建筑师。

“尼迪亚”是1800年代最受欢迎的大理石雕塑。她出自英国作家爱德华‧布尔沃-莱顿(Edward Bulwer-Lytton)1834年小说《庞贝末日》(The Last Days of Pompeii)中的人物角色。作家灵感系来自1833年在米兰看到的一幅画:俄国画家卡尔‧布留洛夫(Karl Bryullov)的作品《庞贝城的末日》,描绘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爆发,造成大规模的灾难。

《仄费罗斯、芙萝拉与爱神》全由大理石雕刻而成,上面共有三个人物:西风之神仄费罗斯、花神芙萝拉以及爱神,描述着希腊神话中仄费罗斯和芙萝拉相遇的爱情故事。首先,年轻英俊的仄费罗斯展开翅膀,优雅地从天而降,迎接花神芙萝拉。芙萝拉转身朝向仄费罗斯,她的姿势非常优雅,好像在跳舞一般。他们两个一见钟情。在他们的膝前则是小巧可爱的“爱神”,以男孩的形象出现在他们的前面,象征着纯洁的爱。

陈夏雨先生的雕塑作品看似朴实静默,但内部满蓄的生命力却暗涛汹涌。我们欣赏他的作品,常会感到不仅是我们在观赏它们,它们也反过来在观察我们。他的雕像,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似乎都是有灵性的,有内在生命在里头的。

到了晚年,米开朗基罗开始雕刻《卸下圣体》和《朗达尼尼圣殇像》(Rondanini Pietà,现保存于米兰)。在此期间,他还身兼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筑师,这是他毕生最艰难的工作之一。

出生于俄罗斯的亚历山大‧格拉博维茨基(Alexander A. Grabovetskiy)很早就发觉木雕十分迷人。大约五岁,他就对当地的礼品店中那些手工制作的木雕玩具——雕刻的熊及其它小动物,深深着迷。他还记得他不停地问自己:“它们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当时,小小年纪的他一点也不知道木雕会成为他的世界,而一把简单的木刻刀会是他在苏联与美国的救星。

《贝尔福的雄狮》,这只灰红色的狮子长二十二米,高十一米一,由粉红色砂岩块组成,安置在贝尔福城堡悬崖下的灰岩墙边,至今仍是法国最大的石像。作品表现的是一只被逼到角落的狮子,愤怒中却令人生畏,正如战士们抵抗强敌的英勇与坚忍——这是千百个真正的胜利也无法相比的不屈精神!

阿姆斯特丹王宫曾为欧洲最大的世俗建筑(非宗教目的的建筑物),获“世界第八大奇迹”(Eighth Wonder of the World)的美誉。

一座身着长袍与凉鞋、气势威武的华盛顿像,就这样以总统之姿展现在众人面前。他举起右手伸向天际,表示对神的尊敬,而左手则递出一把剑。

在亚伯特亲王雕像的上方,刻着艺术家约书亚‧雷诺兹(Sir Joshua Reynolds)的一段话:“每一种艺术的卓越之处,在于将其目的完全实现。”建造V&A博物馆的艺术家、建筑师和雕刻师傅们将亲王的理念如此优美地呈现出来,成功地推动了英国的艺术和产业发展。这座建筑物确实完全实现了它的目的。

米开朗基罗在《最后的审判》中非同寻常的表现手法,不论他人认同与否,激昂纷腾的画面,也可能是其强烈的宗教情感与现实世界冲突的一种反映。早年萨佛纳罗拉的禁欲主义已经在他的虔诚信仰中留下烙印,使他对已经世俗化且腐败权斗的教廷权贵只能渐行渐远;加上长期的工作索求与纠纷,使得艺术工作几乎成为沉重的心灵负担。

《创世纪》 工程结束后,米开朗基罗立刻着手教宗灵寝工作,想一口气完成陵墓。次年,朱略斯二世逝世,米开朗基罗和教宗的继承人签署新合约 ,将陵墓修改为挨靠着墙的壁墓,大为缩减原来的规模。接下来三年间,米开朗基罗完全投入这件工作 ,首先完成的是摩西和两个奴隶像。

1501年,26岁的米开兰基罗回到成为共和政体的佛罗伦斯,此时萨弗纳罗拉已被处以火刑,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于1502年继任行政首长,呈现一番新气象。由于罗马的《圣母悼子像》广受赞誉,米开朗基罗开始崭露头角,大量的工作合同蜂拥而至,其中最重要的,应属新共和国政府委托的重要公共艺术工程,一是代表佛罗伦斯精神的《大卫》雕像(1501~1503年),其次是在维奇欧宫的议事大厅与达芬奇《安加里之战》对垒的壁画《卡西纳之役》。

1492年罗伦佐去世后,米开兰基罗回到自己家中。这段期间他得到佛罗伦斯圣神教堂院长的协助下,他得以利用教堂医院(l'hôpital Santo Spirito de Florence)的尸体进行解剖研究,一窥人体结构之奥秘。为此米开朗基罗雕刻了一件木制的耶稣像(wooden crucifix,1492-93)回报给教堂。

悲伤的圣母不但显得年轻美好,而且表情相当平静,并未像一般丧子的母亲那样涕泪纵横、号啕大哭。除了不破坏美感,米开朗基罗同时也借此表现了圣母超然的神性。

五百年来《大卫像》的精巧匀称、优雅的相貌、从容的意态和蓄势待发的气势,在在都令人赞赏。正如米开兰基罗自己所言,他的雕刻就是“将禁锢在石头中的生命解放出来”。

1647—1652年间,贝尼尼创作了被后世认为是其雕塑代表作的《圣特雷莎的狂喜》。此前一年,贝尼尼设计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塔楼被拆除事件,大大损害了他的声名。而次年,这位17世纪最伟大的巴洛克艺术家即通过《圣特雷莎的狂喜》这件传世杰作再次证明了自己。

在巴洛克雕塑领域,作为艺术天才的贝尼尼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他也被称为“巴洛克时期的米开朗基罗”、“雕塑界的莎士比亚” 。诚如意大利巴洛克艺术专家霍华德·希巴德所言,“在整个17世纪,没有一位雕塑家或建筑师可以和贝尼尼比肩。”

自13世纪屹立至今的巴黎圣母院是欧洲史上第一座全哥德式教堂,其蕴含古典的美丽,与法国的历史、文学、音乐成果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天主教信仰与法国精神的象征。当冲天烈焰照亮暮色中的双塔,巴黎民众注视着大片里才有的景象,不由合唱起赞美诗;也蓦然发觉,在心灵深处,这座教堂原来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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