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我的少年(1)
1949年底，“解放军”占领了重庆和大西南，随之而来的是“民主改革”运动,清匪反霸、土改、三反五反……1951年大规模的镇反运动，对数以百万计在国民政府中服过役的人员，大肆捕杀。
1950年我十三岁，常去附近农村看斗争地主的大会，那些被斗的人，有些还是孩子，裸膝跪在碳渣上，双膝血流斑斑，惨不忍睹。公判大会由军管会主持，在我居住的这个小城每隔不到一个月就要开一次，每次都有一批人被处以死刑，在北碚嘉陵江边的码头上，每次公判大会的最后一幕便是在那里枪毙人，人血染红了鹅卵石铺盖的河滩，日久变成了黑色一片，虽大雨冲刷，也难以褪掉留下的黑色血痕。
这是继长达五年的内战后，同胞们自相残杀的延伸。
(一）1950年我的家人
我的父亲抗战时期在中央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从重庆回到南京，不久到杭州师范担任校长。1948年下半年他应顾毓秀先生（抗战时中央大学校长）之邀，赴南京中央政治大学任职，我们一家便离开了杭州迁居南京，接着父亲又经上海、广州，辗转再赴重庆。
1948年冬天父亲担任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代理校长，次年任分校校长，1949年下半年重庆“解放”前夕，他匆忙地把我母亲、外婆、我和弟弟安顿到了北碚，住在当年父亲的同班同学兼证婚人刘汉良的家里。
从此以后，我们便定居在这座嘉陵江畔的小城——北碚。
1951年他因“历史罪恶”，被当时刘伯承担任校长的西南革命大学召去“学习”。他所在的班称作“特别高干班”。后来，半年的学业届满毕业，历史问题已“交待清楚”，他被遣送回北碚，要他以国民党高级知识分子留用人员身份，听候分配。
不料，就在这一年的年底，他被当时的川东行署军管会逮捕入狱。
我的母亲，是三十年代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的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她的班主任老师孙起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母亲学生时代的同窗在孙起孟先生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成了苏州女子师范的学潮的积极参与者，曾轰动当年的苏州教育界。后来，这些人在三十年代末期成为中共地下活动的外围，1939年纷纷从重庆去了延安。
唯有母亲与父亲结了婚，滞留在南京。她悉心办学，一生从事教育，1943年在国民政府军工署署长俞大韦的支持下，在重庆双碑创建私立嘉陵中学。
抗战胜利后，一家人迁居南京，本以为可以过几天和平宁静的日子。
不料国内战火纷起，我们这五口之家又辗转迁徙，像一叶行驶在战火火海里的小舟东撞西突，颠沛流离。
1948年国民政府已呈败势，父亲曾要她携带家人从广州去台湾，她却自恃着过去“光荣”的历史，以及和孙起孟等人的友情，估计共产党不会给她为难，便断然决定留在大陆，等候“解放”。
1950年后，母亲便与中共国务院第六办公厅主任的孙起孟取得了联系，希望在当年学潮中共患难的知己的保护下，得到一个继续从教，平安度日的老百姓生活。以后的事实证明，当年学潮的友谊在毛泽东时代是多么的脆弱。
1951年，她在民政局的安排下，在北碚机关托儿所担任了一名“教养员”。
1951年底，军事管制委员会两名军人来家中把父亲抓走，并抄了我们的家，他们抄走了母亲用多年积蓄购买的金银首饰和存款，还硬说这是国民党留给父亲做反革命潜伏的活动经费。搜走后也不给任何手续，母亲为此气得三天没吃饭。从此后，我们一家四口，就靠母亲每月三十元工资艰难度日。
我的外祖母生在光绪年间，出生贫寒，十六岁嫁给了一个苏州城的浪荡子，但很快就被遗弃搁置一边。后来因为有了一个男孩，才改变了她在家里的地位，可她儿子不久就去世，于是她被当成弃妇，从方家大院迁出。两年后外祖父在花天酒地中死去，那时我母亲还不满四岁。
在那个三从四德的年代，女人不得随意改嫁，只有守着这妇道的名节，方能得到亲朋好友的尊重和资助，外祖母虽不是《镜花缘》中的才女，却实实在在做到了“苦守名节夫死孀居”的节女要求。
自此母女相依为命，外祖母靠着女红和亲友资助度日，自是吃不尽的苦头。她认为苦命，是前世作孽的业报，便一心修佛，常年斋戒，抱着与世无争的态度，默然负着生活的重负。大抵因为严重缺钙，她五十多岁就驼弯了腰。我是在她的怀抱中长大，并在她的教养下铸成了我人格的初胚。
1952年，我十四岁，读初中二年级，弟弟六岁，刚上小学。我们住在托儿所的职工宿舍里，这是一幢坐落在半山腰上的三层楼房，我读书的学校离家有五华里。为了补助母亲收入的不足，我从上学时就开始了劳动。
那时，北碚凡半山之间是不通自来水的，家里的用水部分靠雨水，供洗脸洗脚洗衣服，吃的水必须在离家一华里的水井中去挑。自从父亲被送往革命大学“学习”时，我就开始从山下向山上挑水。
一挑装水不过五十来斤的木桶，我只挑得起半挑，楠竹扁担压在我又瘦又窄的肩上，摇摇摆摆走不上百步，便觉得肩上承受不住。水从井口挑到家，我要停歇四五次，累得气喘吁吁。
因为不断的换肩，扁担在我的两个肩头之间摩擦得火辣辣的，疼痛难忍。
倘若遇到下雨天就更惨了，一溜一滑地在山腰中打穿，不留意一跤摔下，碰伤出血是常有的事。
经过一年的锻炼，我的力气一天一天大起来，肩头上磨破和红肿的地方也长出了厚厚的茧巴，挑着能装一百斤重水的大桶，从山下雄赳赳地挑上来，不需五分钟。从此以后，家里挑水的事就由我包干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