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小说:黑与红(31)

作者:李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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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8年05月08日讯】26. 疯狂的大革文化命

毛泽东发动的所谓文化大革命,真是史无前例,搅得全国,各级政府,各行各业,直到每个家庭都乱成一团。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古迹,付之一炬,忠孝礼义诚信,毁于一旦。在这种社会秩序瘫痪的情况下,说拉出去斗就拉出去,说游街就游街,说打死就打死,说轰下乡就轰走。 这一无法无天的所作所为,居然美其名为有阶级感情的革命行动。两派武斗,都标榜自己是毛泽东革命路线忠实的维护者。人的生命都得不到保障。不要说普通老百姓,即使是国家主席也在劫难逃。

在这一片红色恐怖的气氛中,我这个五七年的老牌右派, 在斗争批判指挥时,也拉我上台陪斗,跪在台前, 脖子上挂上用铁丝吊着的压舞台天幕用的重磅铁砣,几小时的斗争会下来,都勒出一道血印了。除了这一次算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外,我却过着一种逍遥的旁观者的生活。

当时造反派成立了各种五花八们的司令部,战斗小组,什么红旗,砸三旧,风雷击等。他们夺了党的领导权,过去的领导都靠边站,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听候审查, 批判,交代。造反派的头头告诫我:“你不得参与运动,不许写大字报也不能看大字报,好好劳动,你的右派问题将来我们会给你解决的。” 我听了半信半疑,造反派有多大权力?会不会也像五七年那样,被引蛇出洞,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狂热起来,推翻党的领导,然后将来被扣上反党分子的帽子一网打尽?虽然根据我对过去运动的教训,心存疑虑,但有人肯为我的事,解决问题,我还是很高兴的。

我每天的劳动就是蹬三轮去买浆糊,供造反派们贴大字报。当时全市各单位都在铺天盖地的写大字报,浆糊脱销,于是不法商人就在面粉里掺石灰,粘性极差,贴上的大字报一干,一阵风就刮跑了。造反派们为了有好浆糊用,也不跟我瞪眼了,尽和我说好话,要我为他们这一派买面粉多一些的浆糊。为了寻找品质好一些的浆糊,我不得不起个大早,蹬起三轮,到很远的地方去抢购,去晚了就被别人买光了。

每次我买浆糊回来交给造反派们时,他们都好像是饿急了的饥民似的,一拥而上,拿着小桶拚命将自己的桶里盛满,赶紧拿去张贴什么最新最高指示,我趁他们抢浆糊顾不上监督我的时机,偷偷回头迅速地瞄了一眼大字报,在我的右侧,醒目的大字报写着:“xx走资派必须低头认罪!”这不是我们的书记吗?怎么你也犯罪了?我看了大字报,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是同情?是幸灾乐祸?还是侥幸自己好在没有入党?

我的另一个工作就是为双方造反派揪出来,并关押起来的人送饭。他们都扣上所谓反动分子,特务,历史反革命以及攻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帽子。造反派头头告诫我:不得为他们传递资讯,饭菜的标准只能买最便宜的青菜豆腐,不得买鸡鸭鱼肉。我每天提着一个饭篮,先收齐“犯人”们的碗,去食堂买了饭菜,挨户送去。有的人和我比较熟,央求我给他们买好一些的菜,我总是将鱼肉之类的好菜埋在饭下面,以免被造反派发觉。

将心比心,我很同情他们目前的遭遇,我认为这些被关押的人,不可能是坏人。尤其是在山东大学和我同学的声乐家,李嘉晓只知道唱歌,从不关心政治,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被关起来,纯粹是两派互相揪斗,攀比谁揪出来的“坏人”多,只要你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多半会被抓。我的同学心胸狭窄,想不开,每次送去的饭菜,等我下顿去收碗时,还是原封不动,说明他已两天没吃一口饭了,我先以为他嫌菜不好,无法下咽,第三天我煮了两个茶叶蛋埋在饭里,结果还是没吃。我看这样下去是要出事的,我不得不将这事向造反派头头报告。这下可好,我闯祸了!造反派认为他以绝食来对抗革命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把他拉出来狠狠地揍了一顿,腿都给打瘸了。我看见他一瘸一拐地回到他的“牢房”,我的心真是又难过又愧疚。后来他被移到了小号,由专人看守,并强迫他进食,同时也不让我给他送饭了。

第二天我去给一个过去参加过国民党演剧队的老演员叫秦方的送饭。演剧队是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组织的宣传抗日救国的爱国巡回演出剧团,演的都是“放下你的鞭子”之类的“进步”活报剧,是由一批所谓爱国青年参加组成的属于左派“进步”组织,郭沫若也是该剧团的组织者之一。

造反派们一听是国民党的组织一概列为反动组织,把人抓起来再说。当我打开门一看,把我惊呆了!在暖气管上吊着面如土色的秦方,我扔下饭篮直奔造反派的办公室,告诉他们出事了!头头拿起一把菜刀三步并作两步飞跑到秦的房间,一刀就把腰带砍断,随后的其他的造反派们和医务所的医生也同时赶到。经医生翻眼,摸脉,证实人已死亡。秦方的死,给轰轰烈烈的运动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阴影。富有悲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就在秦方自杀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著一排醒目的黑体字:“国民党演剧队是我党支援的进步组织。”呜呼!秦方,你的死该由谁来买单?你死得太冤了。

第二件又令全院震惊的事,就是在一次斗争指挥的大会上,造反派往指挥头上浇了一瓶墨水,指挥回到住处,在上厕所时,也是将自己高挂在粗粗的水管上,上吊自尽了。因为太高无法用刀砍断绳索,得将尸体抱下来。造反派头头平时颐指气使,目空一切,这时却畏缩不前,不敢去抱死尸,于是命令我去将死尸抱下来。对我来说一是不敢违抗命令,二是我曾在缅甸战场上抬过挨地雷炸死的同伴的尸体,以及在“解放”前夕和同学一起将上吊在树上的女佣抱下来的经历,我一点都不害怕。只是指挥这个人又高又重,我搭上凳子,费了我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抱离绳索,死人活人一起摔了下来。

造反派头头,情不自禁地,向我偷偷地伸了伸大姆指。他这一不寻常的举动, 是违反革命纪律的,但我并未因此而感到一丝温暖,反而觉得你这不可一世的革命造反派,在我这个右派面前露馅儿了。然后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书特书:“xx指挥是自绝于人民云云。”一位颇有成就的指挥的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断送了。像这种自杀,和打死人的惨剧,时有所闻。如著名作家老舎,因不堪凌辱,跳湖自杀,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嘉仁夫妇,开煤气双双离世,北京实验师范附中的学生,将她们的老师活活打死,真是骇人听闻。在那个无法无天,杀气腾腾的年代,连国家主席的命都自身难保,更何况我们这些老百姓呢?

我另一个可以说是出尽风头的事,就是有一家人的三岁小孩被撞锁锁在十层楼的房间里,父母去开斗争会,忘了带钥匙。回来后,孩子在屋里大哭大闹,父母在屋外大喊大叫,还是没法进门,有人主张撬开门,主人犹豫不决。于是找到了我这个  “听用”因为当时院内的修理工,都不干活了,成了造反派了。于是我这个被群众监督劳动的右派,就摇身一变成了修水管,厕所, 疏通下水道的冒牌修理工了。我不愿撬门,因为撬了门,以后配锁,修门都是我的事很麻烦。我问了屋主,阳台上的门是否关上?他说因天热没关。我说那我就从隔壁邻居的阳台搭块木板走过去。屋主用怀疑的眼光说,能行吗?这太危险了吧。我说不怕。说不怕是假,我也从未这么试过,心里没底,一言既出也收不回来了,硬著头皮干吧。

我找了一块宽约一尺许的厚木板,架在两家阳台的水泥栏杆上。我正要往上爬,屋主拦住了我说:“这是我家自己的事,应该由我自己来。”说罢就要往上爬,当他伸头往下一看,脸色一下就由红变白,吓得难为情地退了下来,他可能有恐高症。我对他自告奋勇,敢于承担责任的精神还是很敬佩的,丝毫没有那种像造反派不可一世的气焰,你是右派,危险的事,抱死尸的事就该你去做。这时楼下已聚满了看热闹的人群,看看这个不要命的右派走钢丝耍杂技呢。我在众目睽睽下,登上木板,扶著墙,一步一步,慢慢地向对面的阳台移动,此刻,楼下,以及阳台上的人们都屏住气息,鸦雀无声,在这千钧一髪的时刻,我出人意料地一个箭步,跳落在对面的阳台下,群众欢呼鼓掌。

然后是顺利地进屋开了门,孩子的父母冲进了屋里,抱着哭肿了眼的宝贝儿子,一家人哭成一团,好像绝处逢生一般,而把我这个“救命恩人”撂在一边。倒是其他群众,有的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样的!”也有人为我打抱不平说:“怎么?人家右派就不是人,命就不值钱?开个反锁的门,值得冒那么大的险吗?”我一点都不抱怨谁,没有人命令我,是我自己愿意去做的。从此,我成了人们不敢公开表露的心中的英雄了。(待续)#

责任编辑:马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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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成了一个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分子。我除了参加乐队的工作,还必须做一些日常的劳动,如扫地,打扫厕所,倒垃圾等。每年夏种,秋收,要和其他单位的右派一起,下乡劳动改造。我最愿意去农村劳动了,虽然生活艰苦一些,累一些,但精神上没有压力,你只要埋头苦干,不惜力,老乡就会认同你,叫你老李。
  • 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所谓揭发,批判后,书记开始总结了:“经过大家有力地深刻地揭发和批判,李科林真实的面目,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 正在我踌躇滿志,自鸣得意的时候,人民日报毛泽东亲自写的社论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紧接着又是一篇:“不平常的春天”发表了。
  • 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学习档的次数,时间都相应地加多了。我们还闹不清匈牙利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事,毛泽东在国务院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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