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为正义真理奋斗不屈的人们

严酷的光荣(三)

李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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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2月29日讯】第二章

舞曲结束,各人都已回归本位,只有我俩仍站在舞池中。
我先清醒过来,忙将她送回座位。这时,又一支布鲁斯开始了。我邀请她。两人再次步入舞池。我正准备接着往下讲。她却叫我先休息一会。我明白她的真正目的不是叫我休息,而是要仔细揣摩我这个人。

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为什么讲这些呢?抓人、民主党,这些都是真的吗?他是个坏人吗?好象不象。但他为何知道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呢?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她陷入沉思之中。唉,这样硬想是想不清楚的,或许让他讲下去就会明了其中的一切了。想到这,她带着满脑子的疑问偷瞥我一眼,说那你讲吧。

首战告捷。终究让她接受下来了。如果她拒绝听下去,我也只好另寻对象了。
我先讲了几句自民被抓后的情形,但立刻觉得不妥。我说应该先描述一段景致。她笑了,没有吱声,却轻松了许多。看来我的失误倒赢得了她的些许信任。


夜,黑沉沉的,天幕上没有月亮,只有一些星星奋力穿透黑云,顽强地闪烁著微弱的光。夏日的微风似有又无,幽灵般游来荡去,似乎在有意捉弄于热浪中备受煎熬、万分渴望轻风拂面的人们。
夜幕下一堵高墙壁立,一米多高刺猬般长满铁刺的电网栽种其上。院子四角各有一座高大的岗楼,武装员警荷枪实弹、二十四小时在上面巡逻。院内三幢四层楼房平列成三排,每栋楼的铁门上都挂着一把大铁锁。窗户、楼道,凡露空的地方都被铁栅栏封死。
院内没有一丝灯光,更无一丝动静。

这戒备森严、死气沈沈之所给人的第一印象似是军事重地,但实际上其乃是一座监狱。这貌似阒无人迹之处总共关押著七百多名囚犯。

汉昌监狱位于省城郊区,是该省劳改条件最好的监狱之一。其下有四个监区。我们看到的湖洲监区是其中较大的一个。该监区关押的囚犯绝大多数是十年以上的重刑犯,死缓和无期的比例在三分之一以上。

湖洲监区有五个中队,囚犯们分别在铸造、金加工、石材、彩色门窗和副业中队被强制劳动。四个工业队中,铸造中队的劳动强度最大,工作环境最艰苦,人数也最多。每至换班,从铸造车间走出来的全是浑身黑灰鬼魅似的人物;石材中队的劳动强度次之;金加工和彩色门窗的劳动强度最小。但这两个中队的规模也很小,欲进入其中难度很大。只有那些背景硬、经济基础十分强大的囚犯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如愿以偿。

副业队担负着全监狱的蔬菜供应任务。由于在监狱外劳动,因而该中队的囚犯都是刑期较短者。因为能与社会有所接触,各方面都较活络,所以尽管该队劳动强度很大,仍是其他中队囚犯羡艳不已的地方。

自民来到副业队已近半年。他参与组建反对党的行为和所谓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引起了监狱从干警到囚犯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尽管中共政权否认政治犯的存在,但他们却并不在意中共的态度,交往中皆称自民为政治犯。自民与接触到的部分干警经常探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其态度之鲜明、观念之大胆仍一如从前。一些青年员警十分乐于向他请教与中共灌输的截然相反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全新知识。

副业队除指导员年龄较大外,其余几人都在三十至三十五岁之间,与该队囚犯的年龄结构基本相仿。

自民常说,“六四”屠杀彻底摧毁了共产主义虚幻的神话。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完全不同以往的认识,对中共所谓的正义和公理有了全新的看法。这正是为什么民主人权活动人士能得到较为普遍的理解与尊重的原因。

楼层里黑咕隆咚的,没有一丝声响。监舍门大开,里面好象空无一人。每张床上都依稀横著一长条东西,似是睡梦中的人,但更象硬挺的僵尸。整个楼层象一座古墓墓穴,或是一间空旷已久的太平间。

吱呀一声,墙上又开了一扇门,一条黑影从门缝中钻出来。低微尖细的开门声,划破了极度的寂静,在黑暗中似乎传得很远、很远。

那影子鬼魅般悄无声息地步入大厅。他先做两次深呼吸,然后憋足劲昂首挺胸。“起床,”一声拖得很长的厉啸突然喷涌而出。此刻这不啻于一响晴天霹雳。空气中的每个分子都似被启动了一般,颤抖不止,好一会才停下来。

最后一幢楼房的三楼,灯突然一下子全亮了。犯人们慌忙穿好衣裳,争先恐后地往厕所跑,都想抢早一些开始洗漱。一时间,脚步声、碰撞声、叫骂声、哗哗的流水声响成一片。刚才还静寂得压抑瘆人的监舍顿时喧闹起来。

大厅里的挂钟正指向四点,副业队的犯人这么早起床已有十多天了。
眼下是副业队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囚犯们要尽快收完地里的菜,重新犁地整地,将夏季的萝卜和包菜抢种上。


犯人们零散地坐在操场上,没有人交谈,大都抱头打盹。只有一个人面向院子大门站立着。
尽管已进初伏,但凌晨的潮气仍很瘆人。刚坐下时明显感到有一股凉气快速钻入体内,似电流般在身子里乱窜,犯人们不禁连打几个寒噤。时间稍长,感觉麻木了,倦意才再次袭来。虽然他们也知道长久如此极易导致风湿病、关节炎,但连续的早出晚归已使他们极度疲惫,他们根本已顾不上考虑因此而产生的不良后果,只想抓紧眼前的点滴时间多休息一会。

蜷缩成一团的囚犯活像母腹中的胎儿,显得那样脆弱、无助、可怜。人们很难将此情此景与他们在社会上坑蒙拐骗偷抢杀等令人发指的行径相联系,怜惜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集合,快点,快点。”站着的人转过身来大声招呼道。
散坐在各处的犯人迅速在那人面前排成两排。一辆自行车载着一个黑影悄然来到队伍的前面。
“报数,柯笑。”骑车人将车倾斜,一条腿支撑着地面。
“报数”,站在伫列前的犯人立正下达口令。
“一、二、三…二十六。”两排犯人迅速清晰流畅地报完数。
“怎么少一个?嗯?!”骑车人不满地问。
“妈个屄,差谁?都看看。”柯笑走近队伍,在黑暗中睁大两眼边看边说边骂。
“麻木没来。”队伍中有人答。
“麻木,麻木。”柯笑连喊两声。
没有回音。
“汪队长,麻木没来。”柯笑转身向骑车人立正报告。
“还不赶快去找。”汪队长不耐烦道。
柯笑飞快地向楼上奔去,约五分钟后又快速跑回来。
“报告–汪队长。”柯笑两腿笔直,上身大幅前倾,脸上现出十二分的恭敬,上气不接下气,“麻木–起来后–又睡着了–他马上下来。”说完,他喘一口气,脸上挤出谄媚的笑容。
麻木的身影在楼道口闪了一下。
“哎,他来了。”
“准要倒楣。”
“活该。”
“谁让他迟到。”
……………………
囚犯们小声地议论著。
麻木快步跑到伫列前立正。“报–告。”他声音颤栗,两腿哆嗦。
“你妈拉个巴子。”汪队长边骂边下了车,柯笑紧赶两步上前扶住自行车。汪队长一步三摇走向麻木。“老子回家洗漱好又来了,你却还在睡觉。你好大的狗胆。”话音刚落,啪啪,两记清脆的耳光声在夜幕中响起。麻木一个趔趄,向后退一步,汪队长紧跟上前,飞起一脚将他踢倒在地。“妈的屄,给你长点记性。”汪队长恶狠狠地说。
汪队长重新骑上自行车,似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般向前挥手:“出发”。
麻木左手紧捂著腹部,右手在地上用力挣扎着想站起来。
“莫给老子装,快点赶上去。”汪队长鄙夷地吼道。

“就为这个打人?”她问。
我默然颔首。

这时,又奏起了一支快步舞曲。我见她将信将疑正在沉思,遂决定不跳这支曲子,继续往下讲。
一个颀长的身影从队伍后返身跑过来,将麻木从地上扶起。麻木紧捂著腹部,腰弯著,在那身影的扶持下尽力追赶着队伍。
“自民–谢谢,”麻木艰难地说。
袁林极爱喝酒,而且不论多少,一喝就迷糊。其中自然有真有假,但人们却很难予以准确地区分,因此人送外号“麻木”。
麻木原是一名蔬菜贩子,生意做得不好不坏。说不好是因为他并没有赚到多少钱,说不坏则是因为他时不时还能蒙对一、二种热销品种,赚上一把。

一次,一名势跨红黑两道、极其跋扈的菜霸,要强行低价收购他从外地千辛万苦贩运回来的热销蔬菜。他先是再三哀求对方让他自己做这笔生意,后又坚持按比市场价稍低的价格卖给对方。谁知那菜霸对他的要求根本不予理会,硬将蔬菜全部抢走。
长途贩运蔬菜有时能让人大赚一笔。但如果没有经验,进错了品种,也会让人血本无归。这笔生意是袁林下狠心借了五万块钱进行的一次赌博。岂知宝虽压对了,但最后却仍然落得个鸡飞蛋打的结果。
他到菜霸处讨要本金也一再碰钉子。眼见自己满怀的热望变成了失望、甚至是绝望,他又气又急又恨。最后,他实在忍无可忍了,一怒之下将菜霸捅成重伤。因情出有因且是投案自首,他以故意伤害罪判刑三年。

他常叹息自己没钱。他说:如果当时有钱,最多也只会判一年,也可能根本就没事。每谈到这,他贼亮的老鼠眼就会黯然失色。
再过两周,他就将刑满释放,而早在一月前,他即已进入发情公牛般的亢奋状态。近几日他虽感身体不适,但仍然异常兴奋,似着魔般说笑不停。他多么希望能平安捱过这段最后的苦难日子,喜迎新生命的开始啊。却不料乐极生事,出了这么个小插曲。


四周一片漆黑,间或的一、二声蛙鸣更显夜的寂静。队伍中异常安静,只听得见唦唦急促的脚步声。
从监狱到菜地,步行约需二十分钟。
刚才的一幕再次提醒囚犯们,这是忍辱受屈之地,这是吃苦受累之地,这是人身安全没有保障之地,这是人格尊严遭受践踏之地。大家心头都沉掂掂的,各人想着自己的心事。

菜地四周用铁丝网和砖墙与外界隔离,总面积约一百二十亩,耕种面积大约一百一十亩。这里除了农药、水泵、化肥的使用使生产呈现出些许现代气息外,基本的耕作方式和工具同一千五百年前没有任何区别。

一号地面积有二十多亩,是菜地中最大的一块田。黑暗中其似乎一望无际般辽阔。但只要白天到过这里,就知道这只不过是迷惑人的假像。但人们也不得不惊叹这是一个多么巧妙逼真的骗局呀。
生活中我们有太多次陷入卑鄙无耻荒唐的人为圈套中,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为避免这类恶意欺骗和其将造成的巨大悲剧重演,人们有充份的权利和理由要求从不同角度和多个层面了解认识同一事物。当然,这是那些欲钳制人们的思想,妄想永久实行独裁统治的既得利益者所坚决反对的。

一号地里每隔二米多有一条犁出来的沟。犯人们要将沟中的土拉到畦面上,将土块打碎,把畦面整平。这称为一厢。一号地共有二百多厢。

墨汁一样纯黑的天空变亮了许多,东方天际处已隐隐露出了些许青绿色,仿佛有人在地平线的尽头将剃得发青的脑袋探出来一点点。

自民将齿耙放在地头,拿着平耙下到田里。他站在畦面上,挥起平耙对准厢沟重重地挖下去,然后使劲按住平耙,双手往怀里用力一带,沟中的土就拉到了畦面上。他打算先将两面沟中的土拉到畦面上,然后将土块砸碎,最后用齿耙将畦面整平。

冯强紧挨在自民的左边。这个身材瘦小的家伙是个惯盗,已经“五进宫”了
。这次入狱是因为他第四次在同一家行窃时被当场抓获。再往左是个身材矮壮的犯人,叫方周文,因贪污公款二万多元判刑五年。自民的右边是一个高个犯人,叫王承恩,基督教家庭教会的牧师。因为坚决拒绝加入中共领导的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坚持以自己的理念方式敬拜上帝被判刑三年。麻木在王牧师的右边。

这时天色的变化及其迅速,似乎可以用秒来度量。那脑袋此刻已变幻为一个巨大的鸭蛋壳,地极处却泛出了透明的白色。

冯强第一次入狱时年仅十三岁,还是个孩子。入狱后,他同一帮偷儿交流切磋;出狱时,已能十分迅速地用食指和中指在开水中安全地夹起非常滑腻的小肥皂块。第二次出狱,普通的暗锁门只需一提一推就应声而开。第三次出狱,他已能十分轻松地应付防盗门。第四次出狱,六层楼以下的高度,他可以自如地飞檐走壁。他说,这次坐牢已不再追求外在的技艺,而是要全力以赴调整好心态,以利今后更好地“工作”。对他而言,每次入狱都似学艺不精的徒工被强迫入校重新回炉,每次出狱都像学有所成者踌蹰满志,准备到社会上大显身手干一番。

自民有次问他今后有何打算?难道真准备这样混一辈子?!
他嘴巴一撇、轻描淡写说,我这一生已注定只能在偷与劳改队之间打转,最后到劳改队养老。我没有打算,也不需要打算,混一天算两个半天。

面对如此轻视自由与生命的表白,自民不禁骇然万分,同时对监狱改造功能不彰,增恶效应显著的弊端浩叹不已。

他想起头天晚上的政治学习。柴干警本来要求大家结合自身情况,深挖犯罪思想根源。可他一进去打扑克,会上开始虽然是以调笑的口吻进行、但仍然与主旨相关的发言,顿时逆转为经验交流会。自民这一组中冯强入狱的次数最多,作案的数量可能也名列前茅。他再次成为中心。他耐心而详细地为大家解释普通门、防盗门、特殊防盗门的结构差异以及应付技巧,同时不断借机炫耀他的盗窃技术。说到兴奋时,其满嘴的唾沫星子不断喷到周围人的脸上。可那些小毛贼却一个个听得神情痴迷,全然不以为意。

当时,自民想,这里的关键是是否知耻。但不知是他们天然具有不知耻的本能,还是因为监狱的教育措施不得力。总之,他们不仅不以犯罪为耻,反倒以此为荣。试想在这种情形下指望他们能够认罪悔改,难道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东方的天际已微微露出粉色的红霞,往上依次是纯白、淡白、淡青、紫色、墨绿色。黑色已消退一空。天空仿佛一匹色彩斑澜的巨大绸缎,又好像是一幅电脑喷绘的色彩丰富、连续变化的图画,美不胜收。

方周文是一家证券公司的出纳员,通过做假账贪污。
一次聊天,自民疑惑地问他,难道你不知道假账迟早会被查出来吗?

他先是沉吟不语,继而恨恨地说,手中无权,又不愿坐守穷困,只好出此下策。他妈的!其语调激愤起来。公司老总刚上任,就将才买不久的电脑全部更新。五百多台呀!一边是买,一边是低价处理,这里该有多大的水分!还有,将交易大厅和大户室重新装修。谁也说不清楚他到底收受了多少贿赂。不过以他新房的装修和家俱电器的情况看,其受贿金额总在数十万元以上。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我坐牢之时正是他高升之日。这不正应了那句古话,窃钩者贼,窃国者侯嘛!最后,他悲怆道,走到这里,我个人理当负主要责任,但这个腐败成风、贪赃枉法的社会以及产生这一切的制度也罪责难逃!

对他的这一番陈词,自民没表示意见,但心里是同意他的观点的。
当权力缺乏强有力的制衡和监督时,腐败就成为其唯一的发展指向。上行下效,左右模仿,很快腐败之风就会刮遍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部分人在对腐败痛心疾首、严辞指责的同时,也极尽所能地利用手中那怕是一丁点的权力,为自己捞取好处。尽管事后的惩罚可能越来越严厉,但相对于大面积的腐败,个别惩罚的作用显得异常苍白无力。人们心中普遍存有博彩心理:难道是我?于是倒下一个×××,千万个×××站起来的事实摆在了世人的面前。欲要从根本上解决越来越猖獗的腐败问题,就必须从源头上下手,彻底改革政治制度,使政治权力相互制衡并接受民众的监督。这是根绝制度性腐败和扭转不良社会风气的唯一路径。


太阳刚一露脸,凉气就一扫而光。天边红彤彤一片,暗红的太阳活像腌得流油的鸭蛋黄。稍过片刻,草间晶莹的露珠就杳无踪迹了。再过一会,太阳射出眩目的白光,人们便一下跌入火窖之中。
自民赤裸著上身,涔涔的汗水不间歇地流淌,大裤头湿透后紧贴在身上,随着平耙飞溅的土屑粘满了汗水淋淋的双腿。汗水不停地在泥腿上刻画出一道道凹槽,但又迅即被飞溅起来的黄土所覆盖,似乎这将演化为一个永恒的回圈。

“呵,真热呀!”自民下意识地舔著发干的嘴唇念叨。
一望无际的碧波之畔,自民濯尽满身的黄土汗迹,扑入那令人心醉的蓝色梦幻之中。他不断变换著泳姿,鱼儿一般快速向前游去。生命的光华与本质在这永远向前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全的彰显。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不放弃追求和创造,所谓最高、最终、永恒的人造之物该是多么大的谎言呵!

“哎哟,好难受。”麻木拄著耙柄,喘著粗气哼哼起来。
“要满刑了,你装得更像了。”冯强满脸的揶揄。
“这才是你挨打的真正原因。”王牧师对麻木认真地说道。
“这次–真没装…”麻木伏在耙把上,一脸的痛苦加委屈,声音十分虚弱。
“牧师,叫你的上帝帮帮麻木。”方周文打趣地说道。
“是啊,让上帝把气温降下来,大家都舒服。”冯强也跟着聒噪。
王牧师郑重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说:“上帝的救恩是奇妙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凡信靠的就必然得救。”
“所以上帝将你奇妙到劳改队来了。”冯强模仿著王牧师的语气神态调侃道。
周围一阵轰笑。

“政治信仰是现实的。”方周文说,“进步的政治信仰能直接为百姓带来福利。可宗教却离我们太远了,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我觉得像自民那样为政治信仰做出牺牲是能够得到大众的理解的,也会深得人们的敬佩;”他转向王牧师,“但像你为了虚无缥缈的宗教信仰入狱就不那么值得了。说得难听点,你才是真正的‘麻木’。”他冷酷道。
“自民也是基督徒。”王牧师的语气明显不悦。
“那不一样…”方周文说。

“其实没有区别。”自民接过话来,“真正的信仰没有丝毫功利色彩,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只为信仰而信仰。政治信仰之所以能打动人,并非因其功利性,而是缘于其与正义的吻合;人们对宗教信仰的误解则源于对其的无知。受洗时,坐堂牧师问:‘为了信仰,你能够牺牲一切吗?’我答能。那一瞬间我想了许多。基督教的早期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遭受逼迫的历史。创教伊始,教主耶稣基督即被钉死十字架,紧接着彼得、保罗等众使徒也遭到迫害。尔后的三百年中,基督徒又不断遭受各种逼迫。但基督教不仅没有在各类致命打击下消亡,相反在逼迫中不断发展壮大。这绝非人力所能及。我坚信这是独一真神的旨意。”
自民的神情庄重而肃穆。

“你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王牧师用希奇的目光盯住自民惊喜道。
自民想,他以为只有家庭教会中才有真正的基督徒。于是说:“你别这样看我。三自教会中有真正的牧人,更有大批真正的信徒。”

王牧师一头花发,方脸上截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干瘦的身躯中似乎只有骨头。但正是这副干巴巴的躯体,却焕发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意志和力量。

王牧师是一个令员警头疼的人。他既不接受利诱,更不畏惧威胁,坚决拒绝加入中共控制的三自爱国教会,同时积极组织家庭教会。为此,他三次被捕入狱,短暂拘禁则不计其数。
去年夏天,他到唐河参加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教牧大会。正开会间,大批员警突然冲进了会场,与会人员全部被捕。

押回家乡后,公安局长找他谈话。其称,只要他不再组织家庭教会,就既往不咎,而且可以安排他到官方控制的“三自”教会任职。最后,公安局长颇为动容地说:“你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哪还经得起折腾呢?!算了吧!”

但王牧师却硬梗著脖子拒绝了局长的“好意”,拎着一卷行李来到了监狱。
“麻木倒了!”冯强惊叫。
自民回首一望,只见麻木脸朝黄土扑倒在地,忙赶过去。
柯笑从田头上下来,先来到麻木身边。他围着麻木转了一圈,抬腿用脚尖勾住麻木的躯体,用力向上一提。麻木的身体立刻翻转180o,仰面朝天。他面色铁青,满嘴黄土。
“不像装的。”柯笑咕哝道。
“我们把他抬到树荫下?”自民同柯笑商量。
“王佑林。”柯笑很有派头地向一个黑铁塔般的犯人招手。
“把麻木抬过去。”他对走近的黑大个说。
“抬到哪里?”王佑林瓮声瓮气地问。
“抬到树荫下。你这个猪头,这也要教。”柯笑不耐烦地训斥道。
二人七手八脚将麻木抬到树荫下。
“呼吸很微弱。”自民试了一下麻木的鼻息,谑地站起来,“应该马上通知干部。”
“没这个必要,休息一下就好了。”柯笑不满地看着自民说。
“这好像不是中暑。万一出了差池,你这个大组长也不好交账。”自民有意恐吓他。
柯笑狐疑地看了自民一眼,歪著脑袋沉吟了片刻后说:“我马上去。”


菜地中间种了十几株桃树,形成了一片小树林。夏天虽然烈日当头,但其下却凉风习习。树林中央摆了二张石桌,七、八个石凳。此地是干警夏日巡视后的休息处,通常则为柯笑及其同党所霸占。其他囚犯非经柯笑允许擅入林中,轻者将被责骂,重者将被暴打一顿。
新投犯下队后的第一课便是告诉他们那地方不能去。如果不慎违反,不仅新投犯本人将受惩罚,其小组长也会遭到严厉责打。

陈干警拿着解暑药来到林中,吩咐王佑林给麻木喂下。坐定后,他突然惊叫:“这里比办公室还凉快嘛!”
“这里是自然风,当然比吹电扇舒服。”自民道。
“柯笑,你去把我的杯子拿来。”陈干警发现新大陆般高兴地说。
“陈干部,你看我身上的汗都还没干,让自民跑一趟吧!”柯笑涎著笑脸道。
陈干警沉下了脸,默不作声。
“让江涛去也行啊。”柯笑仍在努力争取免去这趟苦差。
“他妈的,老子叫你办事,你居然还敢讲条件!”陈干警不禁大为光火。
柯笑见势不妙,忙陪笑道:“您叫我办事,那是瞧得起我。”他边说边快步往林外溜。
看着柯笑的狼狈样,三人不禁哑然失笑。
陈干警叫王佑林去干活,尔后转头问自民:“吃得消吗?”
“没什么大不了的。别人怎么做,我怎么做。别人能顶过来,我也不会有多大问题。”
“要多喝水,防止中暑。”陈干警同情地看着自民,“你本来可以将精力全部放到生意上,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幸福,但你却去招惹共产党。自找苦吃嘛!”说完,他连连摇头叹息。
自民冥思片刻后道:“我何尝不想过幸福平安的生活,谁又愿到监狱来受罪。但关键的问题却不是个人的境遇,而是民族的兴衰、公民的责任和对真理的追求。

“少一个政治犯自民,多一个商人自民,中国不会有什么不同。”
“正确,多一个人少一个人对大势的确没有影响。但问题是按照你的逻辑,谁愿意主动做出牺牲呢?!”自民稍停一下,认真地看着陈干警,然后自己回答:“没有一个人。谁也不愿勇敢地站出来,理直气壮地主张自己的权利。于是大家只好一起继续在专制独裁的政体中苦捱。中华民族的多灾多难实在是与这种民族劣根性密切相关的。”

陈干警面色不禁微微一红,忙道:“就算你是先知先觉者,有责任义务儆醒整个民族,但你也应该看到近二十多年来人民生活的巨变呀!”

“我从不否认这一点。但我要问,为什么这个时期不能提前三十年?为什么一直要到国家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才被迫艰难地进行改革开放。”
“这都是毛泽东个人的过错。”陈干警以勿庸置疑的口吻说。
“在毛的统治时期,”自民说,“中国人民一次次被掀入政治运动的苦难海洋,却还必须强颜欢笑为其歌功颂德山呼万岁。幸亏苍天有眼,他死得早。否则,他万岁之日,中国就只剩下他自己了。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三场政治运动的如此排列,不仅仅反映出了历史的轨迹,同时也将这几场政治运动的涉及人数、持续时间、造成的灾难,做了由少到多、由短至长、从小到大的排序。这就是说每一次较小的灾难不仅没能使中国吸取教训、远离灾祸,反而导致了更为深重的苦难。

“毫无疑问,毛是始作俑者,他乃罪大恶极之人,其历史地位将来自会有公正的评断。但真正发人深省、令人畏惧的却并非毛个人在此一阶段的作为,而是中国的政治体制:它缺乏及时纠错的能力。毛的生命不结束,其邪恶政策就不仅能得到忠实地执行,而且肆虐的程度更逞加速扩张之势。直到毛翘了辫子,这场跨越数十年的巨大悲剧方缓缓落幕。”

自民稍停片刻。陈干警陷入沉思之中。
“如果毛今天还活着,”自民又说,“那中国人民将遭受怎样更为深重的灾难呢?!我不敢想像。每思至此就不禁心惊肉跳。如果这种体制不做根本性的改变,今后张泽东、王泽东之辈必将会使中华民族再次陷入无涯苦海之中。这是多么恐怖的前景呵!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是体制的产物。”

一阵轻风吹来,两人起身在风中不停地转动身体,连声说舒服。麻木也在风中哼唧了几声,他的病状似有所缓解。

“是啊,”陈干警坐下稍微思索后感叹一声,“其实毛在早期曾有不少文章和讲话都提出要实行民主制,可见其并非一开始就有暴戾的独裁思想,是体制使然。”

“对毛不能以这样善良的心理去分析。”自民说,“事实上毛的个人品质与该体制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但总的来说,体制的原因是第一位的。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只有宪政民主制度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制衡监督机制和及时有效的纠错机制,结束执政党自我监督的谎言。选举年,投票是最有效的纠错实践;非选举年,三权分立是最有力的制衡,自由舆论和反对党在议会中的存在是最有效的监督。执政党对未来选举胜利的预期也将迫使政府及时调整不合民意的政策。

“宪政民主制给各个政党和每名职业政客施加了强大的政治压力。稍有不慎,该党或该职业政客的政治生命就将遭受极大的损失,甚至毁于一旦;同时,它也提供了积极的激励机制。政绩斐然的政党和政客的政治生命将通过选举机制得以延续。宪政民主国家能够较为顺利地发展,即使出现失误也能迅速予以纠正的原因正是该体制的双刃剑的功效。”

“对。”陈干警道,“虽然宪政民主制不可能根绝错误,但决策基础的极大扩展将使失误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同时,严厉高效的检讨机制将及时纠正错误,将损失减少到最小。”

自民又说:“好制度能迫使坏人做好事,坏制度也会逼好人做坏事。我们要将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建立在稳固的制度保障基础上,而绝不能将希望寄托于当政者的个人品质。这不仅因为个人品质是最难知悉的,同时也因为其极具变化性。因而将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寄希望于当政者的个人品质是非常危险的,事实上也没有不以悲剧而告终的。”

柯笑的到来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陈干警呷一口茶水,沉思不语。
麻木已醒了好一会,脸色也略显柔和一些,见自民走过来,便费力地同他点头招呼。
“好些吗?!”自民在麻木身边蹲下,关切地问。
“肚子和胸疼得厉害。”麻木面色痛苦地小声道。
“你什么意思?莫不是说汪队长将你打伤了不成?!”柯笑厉声质问。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这里已疼了好几天了。”麻木声音慌乱地辩解。
“打后加重了嘛!”柯笑恶狠狠地盯着麻木。
“没有的事。我从监狱走到菜地,这么远的路一点感觉也没有。”麻木唯恐柯笑不信他的话,手颤抖著指着心口,似乎想以此说明上述皆是肺腹之言。他两眼恐怖地看着柯笑。
“那是中暑的原因?”柯笑松开紧握的双拳,语调变得和缓些。
“肯定是中暑,肯定是。”麻木终于松了一口气,因高度紧张而支立起来的身体再次瘫软到地上。
自民正纳闷陈干警为何不呵斥柯笑的嚣张和僭越,一转头,却发现汪队长不知何时幽灵般悄无声息地来到林中。他走到麻木跟前看了看,然后踱到陈干警处说:“你把他送回去看看。”
“还是可以嘛!”她说。
我俩不知有多少曲没跳了。这时又奏起了布鲁斯。我再次邀请她。她将右手交到我手中,我们步入舞池。


诺大的菜地,除去几块豆角田还泛著鲜活的绿色外,其余的土地都已还原为赭色。有少数几块地已抢种上了夏季的萝卜和苞菜。其余的地有的正在整理,有的犁过后正在曝晒,据说如此可杀死不少病菌。有块地正在耕。一头老牛拉着破犁慢悠悠向前走,大地的胸膛被拉开一条深深的裂痕,泥土波浪般不停地翻滚。更多的土地还保留着收割完蔬菜后的面貌:田里有规律地排列著各种蔬菜的根茎、株树,零乱地散布着烂菜叶。要将全部土地抢种完毕,至少还需要早出晚归拼一个月的时间。

自民拖来一辆破架子车,车上横著几块高低不平、临时拼凑的潮湿木板,上面铺一床又脏又破的草席。他扶麻木上车躺下。

架子车不知是何时的古董货,两个轮子上都没有橡胶胎。铁轮子随着地面起伏,麻木与铁轮同步呻吟。自民不时将车把左右偏转,以避开路面上大的凸凹处。

去监狱有一长段陡坡,自民拉得非常吃力。陈干警见状立即过来帮忙。他一只手推自行车,另一支手与自民一起拉车。两人合力将车拉上了坡顶。

自民喘著粗气说:“如果装上胶胎,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很轻松地拉上来。”
“我早建议过。可老汪说反正我们有的是劳动力,何必花那些冤枉钱!”陈干警无奈地摇头说道。
汪队长有狂吠之癖,囚犯们因此偷偷给其起了个绰号–“汪汪”。汪汪外表严肃,是极有原则之人。他的口头禅是:你如何待我,我就怎样对你。这种几近公开的索贿态度引发了囚犯们间的激烈竟争。安排事物犯、申报减刑、事故处理,其表像虽都冠冕堂皇,但实质上却是囚犯间经济资源大较量的结果,幕后充斥着各个干警代表不同囚犯的利益,互相间斗争、妥协、合纵、连横的复杂肮脏的交易。


自民扶麻木来到卫生所时,刘干医正在严厉训斥一名犯医。
“如果雷雷的腿留下后遗症,我绝不轻饶你。”他咆哮道。
全监狱的员警囚犯都知道刘干医有一条漂亮的纯种叭儿狗。刘干医爱狗如命,与狗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活动。看来这畜牲不知怎样弄断了腿,而犯医的接骨工作显然让他非常不满。
见到陈干警,刘干医停止了叫嚣,两人寒喧起来。

如获大赦的王犯医立刻与自民一起扶麻木进入他们的办公处。麻木说完症状后,王犯医先为他量血压,然后用听诊器在他胸前听了一阵,最后又翻开他的眼皮,撬开他的口腔看了看,一气折腾了近十分钟。王犯医的认真负责劲令自民十分生疏。

监狱卫生所设在第一幢监舍的一楼,有六、七间小房。两名干警医生轮流值班,日常工作由三名犯医打理。卫生所最先进的仪器是血压计和听诊器,药品有维生素、止痛片、抗菌素之类的药十多种。疑难病人由干警医生做最终诊断,其结论往往具有季节性:春冬多是伤风感冒,夏秋则是中暑之类的热痛。囚犯们因而戏称他们为“赤脚医生”。

“中暑是晕倒的直接原因。”王犯医十分肯定地说,“至于体内痛疼,因为没有检查设备,很难做出准确地判断。”
“到医科大学去检查一次?”自民征询王犯医的意见。
“应该外出检查确诊,这样才能对症施治。”王犯医说。
他思索片刻后又热情地出主意,“去找刘干医,就说监狱缺乏设备,无法确诊,要求外出检查治疗。”

自民颇为诧异地望了一眼王犯医。平常漫说他帮你出点子,即使正常检查、开药、出病休条,他都要向病犯索要钱物。今天这是怎么了?也许是刚才受到的不公待遇,让他找回了一点做人为医的原则。

自民扶著麻木来到刘干医办公室门口。
“看完了就走,到我这来干什么?!”麻木还未开口,就被刘干医拒之门外。
“他肚子和胸口疼,不知是什么原因?”自民替他说明情况。
“陈干部刚才都同我说了,情况我都了解。现在太阳下气温高达四十多度,你们做的又是体力活,中暑是很正常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肚子疼,过一阵就好了。”刘干医轻描淡写道。
“我胸口和肚子疼了七、八天了,不是因为中暑才疼的。”麻木赶紧解释。
“中暑就是中暑,肚子和胸怎么会疼呢?”刘干医不相信地注视着麻木。
“真地很疼。”麻木痛苦道。
“好,我看看。”刘干医施舍般地说道。
他先给麻木摸脉,然后拿听诊器在麻木胸前肚子上一番折腾,最后又用手在麻木身上敲打了一阵。
“就是中暑,别的什么也没有。”他郑重地大声宣布。
“让我出去检查一次吧!”麻木祈求道。
“中暑有什么好检查的,你简直可笑得很。”刘干医瞪眼训斥道。
“可我真的很痛。”麻木可怜地哀告。
“行了,行了,我让他们给你一些止痛片,再多拿一些仁丹、清凉油。”刘干医不耐烦地起身去找犯医,“省著点用。”他走到门口又回首大声说。
“先吃药治疗,看看再说。”一直缄默的陈干警说道。

这时,王大队长走了进来。陈干警忙迎上前去。两人简单地交谈了几句。王大队长转过身来拖着官腔问:“自民,最近反省得怎么样啊?”
谁应该反省?理当深刻反省的应该是威权政府,而不是为自由民主奋斗的民运人士。想到此,自民反问:“我应该反省吗?”

“当然喽。”刚回到办公室的刘干医插话道。
“你是何种政治观点,这我们不管。存在于你思想中的观念实际上谁也干涉不到。但你的行为却必须遵守法律。中国是‘法治’的国家呀!”王大队长凝视着自民严肃地说道。
他以为存在法律制度的国家就是“法治”国家。应该给他们讲讲清楚。

“‘法治’至少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自民说,“首先,法律高于一切,不允许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凌驾其上;其次,统治者只能依法律统治,被统治者只接受法律的统治。但在大陆,毛和贵党超越于法律之上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除了法律的统治,还有政策的统治。大部分政策并不被普通百姓了解,有的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法律有善恶之分。只有反映人间正义的善法才是真正的法律,才应得到每位公民的尊重和尊守;恶法不仅不应尊守,更应废除。无论从那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距离‘法治’都还非常遥远。”

王大队长以欣赏的目光注视着自民,一言不发。刘干医接过话头,就马克思主义与自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此刻,麻木正蹲在墙角,将手中的药点了一遍又一遍,如获至宝。他的病状减轻了很多。
看到自民又与干警争论,麻木颇不以为然。他觉得自民什么都好,就是一点:有点傻乎乎的。且不说他什么也不为却被抓来坐牢,单说你一个犯子跟干部有什么好争的?在这里你对也是错,错更是错;再者说了,就算你赢了又能怎么样?还能给你减一天刑不成?!费那个工夫干什么?!

哎哟,谈什么鸡巴马克思嘛!他受不了了,又开始憧憬未来的生活。妈的,其实以后可以到中队来进货,一样能够有很大的差价。只不过要多给汪汪一些好处,但仍然十分划算。因为到外地进货不仅费用大,有很大的风险,而且也不如从中队拿货及时。对,就这样。如此只要坚持半年就发达了。麻木越想越高兴,脸上不禁有了笑意。送老婆一套金首饰。这几年她对我够意思,可吃了不少苦。小倩不知怎么样?妈的,老子对她那么好,这小婊子却一次没来看过我。嗯,她的奶子一定还很大,一定还象以前一样捏起来软乎乎的。几个小钱就能让她回来,不成问题。关键是他妈的小凤仙,这回老子一定要上她。妈的,她还总瞧不起我,总拿四眼狗来讽刺打击我,这次老子一定要把她弄得服服帖帖的。她那大屁股又肥又圆,摸起来肯定很舒服。一时间,麻木忘乎所以,真以为自己已经重获自由,正在享受齐人之福呢!


这段时间自民一直只是很简单地记日记,往往只写几句甚至一句话,如做了什么、很累等等。今天他打算认真地写一篇日记。

七月XXX日
中午,与刘干医就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一场广泛的争论,几乎涉及了那个穷困潦倒的老流氓的理论的各个方面。

他大刺咧咧地说:不管怎么讲,马克思的理论是无懈可击的。
我说:“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的中心是‘剩余价值’。他认为资本家剥削的正是这部分价值。这种观点是十分荒谬的。我们知道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具备两个要素,其一是劳动力,其二则是资本,离开任何一方,经济活动都无从展开。显而易见,在全部的经济活动中,不仅劳动力在创造著价值,资本也同样在创造价值。马克思所谓的‘剩余价值’正是资本创造的那部分价值。‘剥削’纯粹是无稽之谈。更重要的是,商品的价值不仅来源于劳动,而且决定于商品的效用。没有效用的商品,无论于其间投入了多么大的劳动,也不会有丝毫的价值。

“今天,中国的资本市场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九大市场。这一事实说明,即使在口头上将马克思及其理论奉为至圣的国家,在行动上也完全背道而驰。这种反动不仅具有最大的讽刺意味,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事实与真理最终必然会战胜虚假与谬误。”

他面红耳赤,十分难堪。
我稍停片刻,又讲:“他的另一重要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同样漏洞百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先于意识,但是如果意识果真后于物质而不是先于物质的话,人们又怎么能认识到物质的存在呢?……”
物质的存在不以人类意识到否为转移。他打断我道。
“既然没有意识到物质的存在,又何以能够肯定它存在呢?”
我没有意识到物质的存在,但总有人会意识到物质的存在。

“我们讨论的是哲学范畴,我们所说的意识乃是集合人类的意识,而非个体的意识;而且,即使以个体意识来讨论,你的观点也恰好证明物质的存在依赖于人的意识的感知。”
他无言以对。

我继续说道:“其历史唯物主义称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规律性。这是典型的宿命论调。如果人类社会果真会以固有的规律向既定的目标发展,那么,人类的任何主观能动都将是徒劳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人类将会发现,与其徒劳无功地辛勤劳作,倒不如坐待或好或坏的目标自动到来。这种观点显然不仅荒唐异常,而且必将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中国古代有这样的故事。两个男孩请瞎子算命。瞎子煞有介事地将两个男孩的手相和面相摸索了一番后称,甲以后会贵为状元,而乙将沦为乞丐。多年后,一直坐待状元桂冠的甲只落得沿街乞讨,而乙经过勤奋苦读却高中状元。

“人类个体的命运并非天定不变,而是与每个个体的奋斗息息相关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无数个体的无数努力的总和的结果。对个体而言必然的行为,对整个社会而言却是偶然的,全部个体行为的总和的指向更是不可能预测的。人类社会正是这样发展着,其既无一定之规,更无确定不变的目标。”

不管怎么说,近百年来共产主义理论传遍了全球,五大洲数十个国家实行过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等一批国家至今仍在实行该制度。事实证明共产主义理论具有普遍性、真理性。他继续强辩道。

“共产主义理论将其社会理想的实现寄托在人类私心的泯灭上。这纯属天方夜谭。人类的全部历史雄辩地证明,私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好似饥饿就一定需要进食一样,是长存不衰的;历史还向我们证明,正是私心的存在,才使大多数人勤奋学习、努力工作,以期取得骄人的成绩,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实现自我价值。整个人类社会正是在所有这些极具私心的个体的共同努力下,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并呈现出如此异彩纷繁的多样性。有朝一日,如果人类真正泯灭了私心,那么人类必将失去进取精神,必将变得懒惰无比,迟钝愚蠢。人类社会也必将因此而没落消亡。

“我们只需对比一下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的效能,就能够清楚地认识到‘私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近百年来,人类进行了大范围的社会主义社会试验。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同样无可辩驳的是,这些试验给各试验国的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和痛苦。史达林在三十年代的清洗中屠戮了超过二千万苏联人民,同纳粹在二战中杀害的苏联人数目相同,所不同的,纳粹是在战争状态下杀人,而苏共的暴行却发生在和平时期;红色高棉在其掌权的三年多时间内,在二千多万人口的柬埔寨将超过二百万的人民迫害致死。今天,这些红色屠夫正面临人类正义的审判;在毛泽东的独裁专权下,中国人民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饿死了三千万人,在‘反右’和‘文革’及历次政治运动中又有多少人死于非命或被折磨致残,至于文化与财产损失更是计不胜数;今天,北韩人民正在‘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下,饿得四处乱窜。”

这是我们必须要交的学费。他不顾一切强辞夺理。
“人命关天。‘学费’论是草菅人命。如果让‘学费’论者的亲人或者他们自己充当‘学费’,他们是绝不会在此振振有辞地为暴政辩护的。”我毫不客气地挖苦道。

他气得七窍生烟、膛目结舌,指着我“你、你”不停,向王大队长和陈干警投去求援的目光。但他们却没有出面阻止,我遂抓紧时间说:“任何个人和团体都无权借口为维护其理想,对反对他们的群体使用暴力,更无权以暴力维护其对另一些人的统治。

“今天,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都彻底摒弃了‘共产’理论,建立起了宪政民主政治制度。除北韩外,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现存‘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得不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国的社会主义已经具有了‘中国特色’,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已有了天壤之别。现在,除了执政党仍冠名共产党、仍沿续既往的威权统治方式外,中国大陆的一切,从理论到实践都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说得直露些,就是已经将资本主义植入了中国。

“经济上的多元化已经导致了文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并必将导致政治的多元化。中国正在向着正确的方向缓慢前行。当务之急在于要尽早展开实质性的政治改革,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为经济发展松绑,为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社会基础。否则,威权统治最终必然会使全部的经济改革成果毁于一旦,造成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经济崩溃的大灾难。

“虽然我们今天只简单地涉猎了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判断,没有展开,但仅此已能够在最一般的层面上证明其与真理的相悖。”

“好,今天就谈到这。”王大队长见我停下来,忙说,“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你目前正在服刑,这说明你应该认真地反省以前的所作所为。这对你是有益的。”说完,他冲我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大队长还从未以这种形式与一个犯人谈过话。”陈干警提示我。
“今天,我们一起帮助了自民,谈得很深入,自民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王大队长又重新拖起了官腔。

“是呵,是呵。”陈干警连声附合,并示意我表态。
望着王大队长期待的目光,我笑呵呵地说:“感谢三位干警的批评帮助,我今日受益非浅。”
刘干医脸色阴沈,灰溜溜地退出室外。

不过,我并没有赢得辩论的欣喜与快乐,相反内心十分沉重。我认识到大队长与刘干医其实并没有区别。只是在这个特定的场合、时间,大队长更多地表现出了内心真实的一面,刘干医则把他自己都不相信的那套官样文章重复了一遍。换一个时空,两人扮演的角色则可能会完全颠倒过来。

多少年来,这个社会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从意识形态到政治现实,到经济、文化、教育、科研,谎言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对撒谎早已没有了反感、抵制、鄙视,而代之以同情、理解、赞扬。欺骗是成熟、老练的代名词,而诚实则被污蔑为幼稚与无知。每个人都用谎言来保护自己,谋取利益,每个人都用谎言去欺骗、侵损他人。在我们这个社会,撒谎者可以在广庭大众之下理直气壮、振振有词,而仗义直言者却连公开申辩的权利都没有。人们对前者已熟视无睹、见怪不怪,却嘲弄后者–社会的良心为天下第一号傻瓜。欺骗是一副剧毒剂,它正在蚕食我们民族的良知和精神。欲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首先公开戳穿人人心知肚明的意识形态谎言。
“这大队长人很不错。”她说。
“是呀。”我随口附和道。


广洋农场坐落在江汉平原的一座小城旁,是一所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监狱,其耕种面积也真可以用广阔的海洋来比拟。梁华在这里服刑,此处距他第一次服刑的监狱只有三十里之遥。

这里每年种两季水稻、一季小麦或棉花,眼下是“双抢”季节,当地农民有“不插八一秧”的谚语,正是农忙时分。梁华每天起早贪黑,绝大部分时间呆在农田里,重复同样的程式:要么上午收割、下午插秧;要么正好颠倒过来。监狱里同社会上一样,也时兴承包责任制:每人每天一亩半地,收割、捆扎、运送或扯秧、运秧、插秧一条龙,一个人全程拿下。这里最累的环节是运送。每一担稻谷或秧苗的分量均在两百斤以上,而路程最短者也在四华里左右。几天下来,囚犯们的双肩便各凸起一座鲜红色的小山包。

但这绝非最辛苦的季节。老囚犯都知道,秋后拔棉梗才是一年中最苦的活。这里的土壤盐碱度很高,地异常板结,往往棉梗拔了还不到三分之一,囚犯们的双手便已是血肉磨糊了。接下来的日子便异常痛苦难熬,戴手套,工作时虽然会稍许轻松一些,但收工时脱下与伤口粘联在一起的手套,便是一项几近令人不能忍受的折磨。囚犯们此时往往相互做这项残忍的工作。每天晚上,一阵痛苦的嚎叫声后,手掌立刻鲜血淋淋;不戴手套,皮肉四处翻开的手掌莫说着力,即使碰一下干硬的棉梗都疼得钻心。如果不留神,枝杈、干叶戳到了伤口,那就更倒楣了。不过,不论多么艰难困苦,同样的历史已在囚犯们身上重复了数十载。今年,梁华也难逃此劫。

此刻,梁华正爬在床上,就著昏暗的灯光给自民写回信。他首先问候自民,接着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这时,眼皮子开始打架了。半个多月来,他几乎每天都只能睡四至五个小时,工作量又大,实在是太累了。他放下笔,用力揉了揉眼睛,强打起精神继续写道:

“我同意你关于‘争取新闻自由乃当下工作的第一要务’的观点,相信真正反对这一观点的朋友也不会很多。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开展这一工作?如何将这一工作持久、有效地推进?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过,说实话,我也没有现成的答案……”

这时,他感到眼皮上仿佛压了一座大山,沉重异常,两眼不由自主地缓缓合了起来。他实在撑不住了。趁著最后一瞬间的清醒,他合好笔帽,躺到床上。他还想调整一下睡姿,但霸道的睡意立刻否决了这一奢望。就这样,他爬在床上,马上扯起了开山般的鼾声。

这时,我突然想到如果她只是偶而来一趟舞厅,那我岂不就得另觅物件,重新开始了吗?于是我问:“明天来吗?”
“我每次都来的。”她嗓音明快地答。
太好了,我心中暗道。就从头到尾借用她了。
“不过今天的感觉怪怪的。”她说,“好像不是参加的舞会,而是故事会。不是吗?”
“那下面我们好好跳几曲。”我说。
“这就是最后一曲。”
“你怎么知道?”
“你注意听这是什么曲子?”
乐队在刚才的曲子尾码上了《友谊地久天长》。
啊,明白了。
音乐又奏了几个小节。灯亮了。舞会结束了。我们一起步出舞厅。
“我送送你。”我说。
“不用,很近的。谢谢!”
“那明天见。”
“明天见。”她向我挥挥手。
我慢慢向住地走去。(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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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总体上是和谐融洽的。这首先得宜于双方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对民主自由精神的坚定不移的共同信仰,使双方具有相同的道德理想和价值判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双方态度自然趋向一致,如先发制人地打击恐怖主义,推广民主制度,经济全球化等。
  • 所有民族的人民都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正如个人的自信自强一样,是正当正常的、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这种对本民族的强烈感情进一步发展为对其他民族的歧视、蔑视乃至仇恨,就是不能接受的了。正如所有的人是平等的一样,所有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文明程度高低,都是平等的,任何民族都不能够因本民族的先进强大而鄙视以致欺压其他民族。这正是我们坚决反对它——民族主义——的原因。
  •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事实上,诺大的中国除了老毛自己昂首挺胸站立着外,中国民众,包括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开国元勋也都一直匍匐在他脚前。改革开放后,到是有一些人从地上爬了起来,更有部分人挺起了腰杆,但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人”的工人却仍然佝偻著腰,匍匐在地上。有事实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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