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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征文】浮生琐忆(4)

陶铸治粤二三事
巴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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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月8日讯】陶铸治粤,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至一九六六年窜升为中共中央第四把手,可谓官运亨通,风光了得。不料三年后,即被打成“叛徒”、“保皇党”,死于非命。

中共建政后治粤, 不乏中央级大人物,最早有叶剑英,后来有习仲勋、杨尚昆,但治粤时间最长,党内外政绩最显著的,当推陶铸。

挟霸气而长粤

一九五0年夏,粤东区党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就如何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发生了一场严重的争论。一方坚持“潮汕是著名侨乡”,必须制定具体政策,以适当照顾本地区这一特殊情况。另一方坚持“天下乌鸦一般黑”,强调“特殊”,必然模糊阶级路线,保护地主,损害贫雇农的利益。争论没有结果,提升到上级党委。

不料,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也有相同的争议。广东﹝甚至两广﹞的土改应如何进行,一时成为具有全局性影响的大问题。中共中央派出一个调查小组,仔细听取各方的申辩。问题是粤东区党委提出来,双方的争辩尤为激烈,拍桌子摔凳子的,断章取义、挖老底的,差一点没演出动武抓人的闹剧。最后,中央做了结论:“特殊派”坚持地主富农路线,犯了严重的右倾路线错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犯错的主要负责人开除党籍,发配海南岛军垦农场劳动改造。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也做出人事调动,第一书记叶剑英调中央军委,书记方方调中央侨务委员会主任。同时,中央任命陶铸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陶铸当时是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他走马上任,立即提出一个口号:“依靠大军搞土改!”三年解放战争,消灭了蒋介石反动派八百万军队,解放大军所向披靡。如今,又“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定能够“打败美帝野心狼”!所以,口号一提出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自然产生一种无比的威吓作用。

当时我还不知道陶铸是谁,但闻解放军威名,如雷贯耳。一九五一年四月,我被调往南方大学二部学习土改政策。第一天开会,先由华南分局宣传部长萧向荣做大报告,我第一次听到“陶铸”这个名字,也第一次听到“依靠大军搞土改”这个新口号。萧向荣是一位军人,站在讲台上一讲三小时,上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

宣布班、组名单,我才知道自己是一个学习组的副组长。我们这个学习组有二十来人,一半是高等院校的师生,另一半是解放军,其中最高职务是连长,最低职务是班长。组长是一位姓邓的连长,披一件破旧军棉袄,斜挂着一支驳壳枪。

邓组长第一次主持学习会,是各人自报家门。邓组长首先自报:四川人,出身雇农,参军后从东北打到广东,现任连长。“雇农”证明苦大仇深,“连长”说明身经百战,凭这两点就足以令我们这些知识份子感到自卑。大家自报完毕,邓组长当众宣布:从现在起,由副组长负责主持学习。我好像被黄蜂螫了一下,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连连摇头:“不──不敢。”

邓组长也站了起来,瞪着我说:“你先坐下。我告诉你,我是共产党员,你是青年团员,我是组长,你是副组长,我是雇农,你是大学生,不管怎说,你都得服从我。”

秀才遇着兵,有理无理都说不清。我硬著头皮主持学习,解放军组员个个热烈发言,一套一套的新名词,“清匪反霸”、“阶级仇民族恨”、“地主恶霸”、“蒋匪帮”、“美帝国主义”、“和平土改”、“右倾主义”、“坚决斗争”、“无情打击”,最后总是邓组长三言两语就结束学习会。我的同学私下取笑我:“你像生炉子用的刨花,开个头完事。”

有一天上午,阅读学习资料。大家围坐在一张长方形木桌子,邓组长就坐在我的正对面。和往常有些不同,解放军组员不像往日那么情绪昂扬,只有少数人阅读,有的还念念有词,断断续续,十分困难。多数人显得有些烦躁不安,有的不停抽烟,有的大声咳嗽、打哈欠,邓组长更是肆无忌惮,抽出他那把驳壳枪,摆在桌子上,一边拆卸一边擦。

我是学习主持人,公然在我面前擦枪,别说走火,起码对我不尊重,影响全组学习,也是很不应该的。我无法再忍受下去,就向邓组长摆摆手,小声地说:“大家都在阅读文件,你快收起来吧!”

“快完了,快完了。”他连忙收拾枪械组件,最后装上弹匣。

砰!突如其来的一声枪响,大家都吓了一跳。我立即站起来,活动一下胸部,没有感觉不妥。紧挨着我右手边座位的一位李姓同学,也跟着我站了起来,全身摇摇晃晃。

我转过头一看,李同学两眼发直,左胸冒出一片鲜血,不禁惊叫一声:“流血!”

听到我的叫声,李同学低头看了一眼,就昏迷不醒。我连忙抱住李同学,大声叫起来:“快!送医院!”

令我不解的是,直到送走李同学,身经百战的解放军英雄邓连长,脸无血色,呆若木鸡。后来听说,邓连长是个目不识丁的文盲。这次擦枪走火,虽伤人并未殒命,罚关禁闭之后,就解甲归田去了。

广东的土改工作团,按建制负责一个县的土改运动。团长兼任县委书记,第一把手,通由解放军的团级干部担任。土改团下设土改队,每队包干一个乡。队长由解放军连级干部担任。土改最后一个阶段,是建设新政权。所以,县、区、乡三级党委和政府的第一把手,全部是军人。团上面设地区土改委员会,主任兼同级党委书记,由一名师级干部担任。省一级的土委会,大权当然在陶铸手里。

土改运动结束,新政权正式建立起来,全省一百多个县,一千多个区、乡,以及主要部门的第一把手,都是由四野调出来的军队干部。至此,人们似乎才认识到,陶铸提出“依靠大军搞土改”的真正意义。

消灭所有乌鸦 

“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地主一样毒。”乌鸦是不吉利的,把地主与乌鸦相提并论,更把乌鸦的“黑”,形同地主的“毒和罪”,的确深入浅出,打动贫穷农民的心。

我参加过一次土改工作队,并担任副队长,还参加过一次土改复查,负责区法庭的工作。可以说,经历了广东三年土改运动的全过程。“乌鸦黑,地主毒”的概念,灌输到我的思想,并成为我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后来我想,如果我丢弃这一标准,绝不可能通过陶铸设下的这个“土改关”,那么,我会是另一种不堪设想的命运。

陶铸四十来岁,中等身材,留着小平头,穿一套略嫌肥大的旧军服,永远无法改变的是他一口湖南腔。在中山纪念堂听他做大报告,非常吃力,几千名听众,不得不交头接耳,会场常有一阵嗡嗡声。陶铸也有幽默,他说:“不要说你们是我的下级,就是见到毛主席,我还是这副腔调。听不懂怎办?硬著头皮听下去就是了。”他也采取一些变通,某一些他认为重要的,就临时叫秘书翻译一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说到“阶级路线”。他重复好几遍“坚决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有步骤、有计划地消灭地主阶级。”然后再叫秘书逐句翻译。
 
随着土改运动的不断深入,我越来越感觉到“阶级路线”的恐惧。

按照陶铸的说法,全省的干部群众,都要过“土改关”,无一例外。解放战争期间,你如果坚决站在共产党解放军一边,那怕只是口头上表示拥护支持,你就算过了“解放战争关”。如果站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就要把你打倒,过不了“关”。现在过“土改关”,就看你是否拥护“阶级路线”。所以,历次“整顿阶级队伍”,都要查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社会关系、是否参加反动党团、反动会道门、立场是否坚定、思想作风是否正派、劳动是否吃得苦、工作是否任劳任怨,等等。

有一位土改队副队长,姓黄,高等院校中文系教授,解放前加入共产党,解放后奉命从香港回国参加工作。下乡土改,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与穷苦贫雇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到半年,形销骨立,白天不敢穿鞋,赤脚下地劳动,感染了“香港脚”,十只脚趾烂得一塌糊涂。乡下缺医缺药,就用生切烟丝,敷在烂处,谁知更糟,两只脚都肿了起来,痛苦万状。一日无聊,口占一阕﹝虞美人﹞,词曰:“诉苦扎根何时了,眼泪流多少?感冒鼻塞又伤风,往事不堪回首迷濛中。地主阶级今犹在,只是地位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黄教授个人情绪的渲泄,被上纲上线,说是地主阶级垂死挣扎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在土改队内部,由一名解放军营长主持,一气开了五场批判会。黄教授试图作一些解释,更被视为态度顽固,一些激进队员,甚至掴他耳光,撕破他的衣领,和农民斗地主差不多。最后,撤销副队长职务,留队察看。

广东的地方干部,包括省、地、县、区、乡的领导干部,多半在土改运动中被整肃,处分。并在解放军干部、包括外来干部中,形成一种看法:地方干部和地主富农划不清界线,过不好土改关。地方干部﹝尤其是知识份子干部﹞一直处于被歧视、受压制的地位。特别是党内由陶铸主导的“反地方主义”斗争,把古大存、冯白驹等一批老干部打下马,种下了本地干部和外来干部长期不团结,闹对立的祸根。

土改消灭了地主阶级,也消灭了富农阶级,严重伤害了海外华侨的利益。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由于地主﹝传统的土地经营者,有的还兼营工商业﹞被消灭,突然间失去平均,如同一场大地震,一场浩劫,社会生命和财富,遭致极严重损毁。用暴烈的革命手段,摧毁传统的社会生产关系,引起长期的社会动乱,不可避免。

著名侨乡广东,华侨在土改中也遭受严厉清算,后遗症至今无法治愈。可见,当年主张侨乡应制定“特殊政策”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党内没有民主可言,又以军队的暴力,打击不同见解,革命政党招牌,永远无法掩盖军阀面目。

吃饭不要钱

一九五八年初,陶铸指示创办了一份理论杂志,并亲自题写刊名“上游”,作为省委机关刊物。这是一个向毛主席党中央表忠的行动。反右派斗争,党内外几十万知识份子遭殃,百鸟争鸣变成鸦雀无声。紧接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就提上全党全国议事日程。“上游”杂志的出版发行,就成为“总路线”在广东最高级、最响亮的吹鼓手。

贯彻“总路线”以大批判开路。全省城乡立即掀起一场群众性大批判运动。农村显得特别热闹,男男女女,随时随地,在党支部书记主持下,田头辩论会说开就开。批判词翻来覆去不外那几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打倒观潮派”、“拆掉独木桥”、“单干是绝路”、“集体幸福长”、“放卫星,夺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超英赶美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天堂”,全部抄自报刊或文件,没有一句发自人们的内心。

正当全党上下发高烧,血压水银柱窜出三百度,陶铸在一次高层会议上,喜孜孜地提出:粮食高产又丰收,当今吃饱饭,不必发愁了。经过秀才们修饰,最后陶铸拍板定案,成为南方日报头版头条新闻大字标题:“三餐大米饭,尽肚子吃饱”。

消息一经发出,层层传达落实,岭南六千万人民,欢天喜地进食堂,吃饭不要钱。

有的地方,敢想敢干,公共食堂也“放卫星”:比谁吃得最多。海南岛一位姓杜的文教处长告诉我:“全岛吃得最多的是一个黎族汉子,经过县委书记验收,证明一顿吃了三十六碗大米饭。正好中央电影新闻纪录制片厂来拍“新人新事”,煮大锅白米饭拍一镜头,大口扒饭拍一个镜头,当然都是特写镜头,三十多个碗叠起来像座塔,又拍一个镜头,最后是对着圆鼓鼓的大肚子,再来个大特写。”处长说完哈哈大笑。有的食堂,还制定五年计划,逐年增加肉鱼蛋奶苹果香蕉,力争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水平。

正当报刊电台大唱“公共食堂万年春,米缸拿来做花盆”的颂歌,广东还是有人头脑比较清醒。这个人姓罗,名翼群,官拜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分会副主任委员。在一次民主党派人士座谈会上,罗翼群老先生开诚布公,当面提请陶书记了解一下,公共食堂是不是有浪费粮食的情况。他恳切而又严肃地说:“照目前这样吃法,不出三个月,恐怕就把粮食吃光,农民怕要饿肚子。”

罗老先生的普通话,带着浓重的粤西口音,说“饿肚子”听起来好像说“饿肚死”。陶铸听到这里,勃然大怒,厉声说:“危言耸听!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不相信农民会饿死!”罗翼群试图解释:“我没有说饿死,我是说饿肚子。”陶铸哪里听得进去,继续大声说:“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要不要搞社会主义?要不要大跃进?广东人民和你有绝然不同的态度,人民是拥护的,你罗先生,是反对的,因为你站在右派的立场上,不愿意改变!”

在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都有反右派的经验教训,刚才也没很在意听罗委员说话,更没想到陶书记会发这么大脾气,一时间,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说什么好。罗翼群受不了这么大的委屈,更不堪当面受辱,胀红著脸说:“官不小,器度不大。”站起来拂袖而去。场面十分尴尬,大家不欢而散。

几天后,南方日报头版发出一条消息和一篇评论,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彻底批判罗翼群的“农民饿死边缘”论,粉碎右派势力向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猖狂进攻。接着,省委派出一部小汽车,给予罗老先生专用,接送他老先生到各地,与干部群众进行面对面“大辩论”。南方日报还派出一名高级记者随行,每天都有“大辩论”的特别报来导。

不到三个月,对罗的批判尚未结束,农村就开始出现罗老先生不幸言中的情况。如果,陶铸这时头脑比较冷静,只要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调查一下,农村的真实情况是不难了解的。

全省各地纷纷告急,粮食缺少,公共食堂难以为继。陶铸一听大动肝火,你们报产量,争放卫星,亩产超千斤、超万斤,甚至几万斤。现在又说粮食短缺,你们把粮食藏到哪里去了?陶铸感到受骗的耻辱,不假思索,立即雷厉风行,在农村掀起一场“反瞒产”斗争。层层打压层层斗争,最后连农民剩下不多的口粮,几乎刮光。

至此,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饥荒,已经无法避免。这是陶铸的不幸,更是南粤六千万人民的大不幸!

十年后,陶铸已经从封疆大吏,跃升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文革小组顾问,排名于毛、林、周之后,居第四把手。他仅仅不能同意极左派江青等的言行,对刘少奇、邓小平时有宽恕之辞,成为不识时务的俊杰。文痞姚文元奉旨写了一篇批陶文章《评陶铸两本书》,即将陶铸打成“叛徒”、“保皇党”。

陶铸所受的委屈和污辱,与当年罗翼群老先生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受打击郤千百倍于罗。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陶铸被发现死在安徽合肥,终年六十一。  

3/15/2000

﹝刊登于 传记文学 第七十六卷 第六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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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巴 凌,原名林拔,祖籍广东揭阳,一九二九年出生于钱坑乡。高中肄业,即加入闽粤赣边区纵队第二支队政治部艺宣队,一九五一年于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本科毕业。先后在《工农兵》文艺半月刊、《广东文艺》月刊、《珠江》文学月刊等杂志社任编辑、编辑部主任、副主编,一九八六年获国家副编审职称。工作之余,喜欢读书和写作,发表过多篇诗歌、散文、歌剧文学剧本及文学评论,著有长篇小说《夜遁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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