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家族(30)—灾难的开始

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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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6日讯】灾难的开始

一九六六年春,青岛市的机关报纸──青岛日报,突然变的政治气氛浓重起来。批判“海瑞罢官”历史剧的文章开始增多了。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的阴风突然又刮了出来。这使许多人都预感到,又将有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即将展开。果然,从四月份开始,由军队干部组成的工作队进驻了台西三路办事处。

进入五月份,这些军人开始召集群众开大会,学习“全国农村工作二十三条”,每天下班以后所有的劳动公司职工都必须要到贵州路小学,分开班组进行读报纸、学档、讨论“反修、反资本主义”的各种文章、社论。

六月份开始,工作队发动群众写大字报,揭发“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运动。劈铁组的人在积极分子的煽动下,把矛头指向了组长李××,指向了我。

也不知他们从哪里罗织的罪名。说什么到处散布反革命言论啦,大唱资产阶级歌曲啦……,总之,一夜之间我变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了。

他们指控我唱资产阶级歌曲。的确,我非常欣赏“民歌二百首”里的那些独特旋律的南美歌曲。如“村庄,我的小村庄”、“献一束洁白的鲜花───亲爱的妈妈” ……,这些歌曲都是电台经常播送,并向听众推荐的歌曲。这怎么成了资产阶级情调的歌曲呢?!

而指责我散布反革命言论,既无事实根据,更是望风捕影。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们究竟凭什么这么指责我!

但是,只有“革命群众”声讨的权力,没有你质问的权力。

大字报后不久,工作队负责人就命令我交待问题。我想来想去,不知从何检讨。于是工作组就给我提醒说:“别看你只有二十五岁,却满脑子资产阶级的腐朽东西。你在体校时是不是“文芽学社”的主编?”

“不是主编,我只是撰稿人。”

“好吧,你就从‘文芽学社’开始写检查!”

从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以后,中国的文艺出版已经变成了统一口径的歌功颂德了。文化人只有吹捧的自由,没有批评的自由。而我们这群十七、八岁的小青年,从来也没想到自己组织“文芽学社”会怀有什么政治目的。

可以从头到尾去阅读所有作者的每一篇文章,除了对家乡的礼赞,就是风花雪月,只不过是一群文学青年练习自己的习作的一本共用油印小册子罢了。而且自体校毕业后,我去了济南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我把家中封存几年的“文芽”找了出来,对自己写过的文章、诗歌一遍遍地重新翻阅。坦率地讲,虽然我没写过歌颂共产党的字句,但更没有一个字说共产党的坏话。就是你们打死我,我也绝不承认。

于是,批斗会开始了。说什么:“你王天增父亲是极右派,你母亲是美国间谍,你生下来就不是好东西!”

“爹不正,娘不正,生个儿子歪歪腚!”

“你参加济南职工艺术团是为了玩弄女性!” ……

一切莫须有的罪名全都向我扑来。除了谩骂就是望风捕影,没有一样是事实。

我每天要去工地干活,晚上还要站在前面挨批斗。还好,当时由于是部队掌握,还没有人敢动手打人。

这样僵持了一个月余。七月初的一天,工作队队长把我找去,严厉地对我说:“你再不老实交待问题,今天晚上就要发动大家来揭你的盖子了。”

“我很想交待,但我不知我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是不是还请工作队能帮我忙,找找问题是什么?”

“不要指望工作队。你现在交待算你主动认罪。若等到我们把问题揭示出来,你的罪恶就重了。”

“……。”我无以言对。

这一天,我没有上班。门口多了两名带袖章的人值勤!我事实上是被关了起来。

第二天晚上,各个班组“革命群众”口号震天。我又被揪到了前台。

第一个发言的是一名叫陈剑英的女青年。“反革命分子王天增,你听好了。你在城阳你同学家里,说什么毛主席死了!恶毒期望我们伟大领袖死去!”

“你说三年自然灾害是人祸。把罪恶推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身上。”一名叫杨金凤的女孩子发言。

“打倒反革命分子王天增!”一片口号声!“敌人不投降,就叫你灭亡!” ……

我站在那里,冷静的一想。不错,我的确是问过范巨民:“好长时间不见毛主席了,是不是死了?” ……是句问话。不是去造谣,原因是自1959~1961三年中,毛泽东没有在报纸上出现。

不错,我是讲过天灾人祸。只要稍微有点理智的人都能回忆起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的往事。都能记住秋收的粮食无人收割,烂在地里的事实。

而且,在一九六二年,党中央下发的档中公开提出“天灾、人祸,人祸是七分,天灾是三分!”

那么,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谁发动的?!一亩地高产达到十万五千斤的产量,是谁报导出来的?!

造成这场(按中央公布的数字)饿死三千二百万无辜生命的根本所在,难道不是某些人好大喜功,坑害百姓的人所为吗?!

造成这场人祸的罪魁祸首是当时每个中国人都心知肚明的事,但是没有人敢说出来。

其实,我也从来没有跟范巨民明说是毛泽东!

但是,到了揭批会上,一切原话都改变了方向。这是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思故意断章取义,逆向思维的结论。不是我的原话原意。

然而,“批判”就是拿假话来肯定,拿声势来压服,是绝对不允许辩驳的!

在如此重压之下,我只有违心地“检查”了。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检查以后,我又恢复了工作。这一次工作队给我安排了一位“苦大仇身”的贫雇农出身的四十多岁女性做为工作伙伴。与其说工作伙伴,不如说是加强对我的监视。我开始只干活不说话了。

通过对我的“揭盖子”,使我彻底的明白了,为什么体委让我下到球队,为什么球队解散,我竟跟队员一同安排工厂,为什么不长工资……。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同学范巨民对我的诬告。而这诬告的片言只语又秘密地藏在我的档案袋里,只等运动一到,才利用这些话当做底牌。逼你谈出自己思想深处的所思所想。平常人只知道工作,谁还能把每天所讲的话全部记在脑海里?!

从这个角度看来,被打成右派的人全部都是被诬陷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突然从北京来了成千上万名戴着写有“红卫兵”、“毛泽东思想战斗队”……各种名称的年青大学生。这些人一到青岛,就贴大字报,大揭“青岛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他们在市委门前,在青岛海洋大学广场,青岛德州路第四体育场……凡是能容纳万人可以开大会的地方,都要举行誓师大会。青岛人被震惊了。

果然,八月中旬,青岛市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张敬焘”被揪上了批判台。

青岛市彻底的大乱了。做为一名劳动服务公司的工人,我自己尚且正在被批斗中,我当然对张敬焘被批斗不关心了。但是,我从心底里奇怪,共产党怎么整开共产党了呢?!

从张敬焘被斗开始,青岛的市面上就出现了戴着高帽子、剃著阴阳头、或挂着两只破鞋的游街示众的闹剧。各个单位、学校、街道……把从自己单位揪出来的“反革命”、“坏分子”……身上挂着大牌子,拉到大街上公开游斗;稍有反对,便会遭到拳打脚踢。一时间青岛变成了阴森恐怖的人间地狱。

八月底,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第一版,出现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所谓“牛鬼蛇神”指的就是我们这些被揪斗的人。

还好,我们没有被揪斗、游街。但是到了九月十日,我突然在工地上被停止了工作,带回家中。此时,我的大弟弟德增也被带了回来。那些批斗我的人,全部戴上了红袖章。拥到了我台西纬三路一号的门口。

“反革命分子王天增,把手举起来!”陈剑英代表台西红卫兵大声喝道!

我的双手被两边的人抓住,举过头顶,变成了缴枪投降的姿势。

“现在宣布街道对你的处分决定!:反革命分子王天增,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现决定,把反革命分子王天增扫出青岛,押回农村,劳动监督改造!”

当晚,这帮人便把我的行李、书桌运到了火车站,我被挂上硬纸牌子,上面写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王天增。”我的名字上面被打上了×。

他们把我和大弟弟德增送到了青岛附近的高密城关公社。我们祖籍是天津,而天津是大城市,当然不能送。但我的祖父埋葬在高密田水湾,那就只好押送田水湾!

城关公社负责人出面了。他说:“我们这里是人民公社,不是劳改队。你们随便送人,我们无权接受!”不管他们怎么交涉,公社就是坚决不收。

第二天,他们只好把我又押回了青岛。

其实,大约在八月上旬左右,全国各大报刊都刊登了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和“砸烂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的社论。……

从这天起,青岛市的各大院校师生,工厂里的干部、工人,街道上的干部,便开始了“砸烂旧世界”的活动。这些人,首先在马路上看见那个青年穿着喇叭裤、牛仔裤或留着大分头、长头发,他(她)们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拥而上,拿着剪刀就剪。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奇装异服或流氓头。……

接着便是抄家。这些人简直就是一群群土匪、强盗,他们完全无视人们的私有财产权力,随便闯入别人家门,进行抢劫、抄家。凡是人家家中有古代传下来的瓷器、陶壶,当街砸碎。至于那些铜、五金、铁等古物,或集中起来送熔炼厂,或放在街道单位的仓库。……

他们把这土匪行动叫做“破四旧,立四新”,而他们的法律依据和理论根据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的调查报告”中的痞子运动!

其实,这都是上面安排好了的。全部被抄者都是派出所、街道和各单位早就指定了名单。既然是抄家,就必然大有所获。在台西二院,街道上抄了一个名叫马世迅的家,据说他家有个地下室。从地下室中抄出了一箱金条、金元宝、一千多块银无和许多纸钱。那箱黄金虽然箱子不大,但是却是四个人才把它搬上来的。全部放大马路上,当街示众!

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公安局的员警就把马世迅押上警车,后来判了重刑。

我的邻居中,许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冲击。然而很少有人敢公开反抗的。这是因为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谁敢反抗就是反革命!

然而,邻居徐雅卿的祖母,却是一个极特别的例子。这位慈祥的老人为了保留住自己二十年前托人在家中制作的漆了十八道油漆的棺材,而从此告别了人间!……

刚才提到的徐雅卿,家住磁山路六号;这是一个四合院。由于我们台西纬三路一号的王氏祖居被街道强行占据,祖母、大姑及我的弟弟就被安排到徐的四合院中。这个四合院原来也是徐家的祖居,同我们的祖居一样,院子里种有石榴,各种花草。迁来之初,我已经搬到体校,住校生活了。

于1965年,我辞去济南工作后,回青岛从市南房办要回了部分祖居后就搬回了纬三路一号。但是因为曾经在一个院落里生活,我同徐雅卿也就成了好朋友。

雅卿是个大提琴手,他组织了一个业余管弦乐队,经常借用我们借住的房间练习音乐。每次他们练习也都让我独唱,由他们伴奏。我们邻里之间非常友好。正是雅卿告诉我,才去市南房办要回了祖居的。

然而,让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最敬爱的老祖母竟然因为家中存放了自己托人定做的棺材,而被街道干部推倒在地,在“红卫兵”在大街上燃烧棺材的同时也咽了气!

老人去世时,已经八十六岁了。对人非常友善。在毛氏共产党人为的大饥荒年代,尽管人人都惜粮如命脉,而当门口来了讨饭的饥民时,老人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把自己那份分给讨饭的饥民。每当此时人们不解地问她,她却说:“开口要饭容易吗?谁都有脸,家里有粮,谁还求人要饭啊!” ……

老人非常知天命,在她六十六岁的时候就想到了自己也会死去,于是求木匠在院子里为自己做了一口棺材。她每天一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我又多活了一天。”然后弯著腰走到放棺材的房间,去看一看、摸一摸这口油亮黑漆的寿材,自言自语的说:“这就是我以后的家,真好,真好!”

老人一生与世无争;然而在“红卫兵”冲进房间,去抬棺材时,老人愤怒地简直就像一只猛吼跃起的狮子,她死死地站在大院门口,双眼射出的光芒至今只要谈起她来,邻居都毛骨悚然!

然而,她怎能阻挡住年青力壮的街道干部:如狼似虎的共产党的最基层干部,竟然用双手使劲一推,老人头撞在了大门栓上,瘫倒在地上!

……。

是的,老人的灵魂随着寿材燃烧的烟火,一同飘荡在这充满邪恶的土地上空,变做孤魂野鬼,永远地离开了……。

“红卫兵”抄我的家,是在遣返我去农村的当天早晨。他们抄走了我所写的全部日记和我练习写作的诗、散文和自传。

当他们从我书桌里翻出了我父母在美国登记结婚的证明和我母亲的艾奥瓦大学生物系的毕业证明时,陈剑英竟然说:“可抄出了美国间谍的证据!”

……。

这哪里是人?!纯粹是一群无知的流氓,一群土匪在“革命”的口号下,进行光天化日的抢劫和污蔑!(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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