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流水年华(29)

附录一:我的人生片断
张兆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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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直到1969年冬天才离开南开大学,在该校度过了十三年多的时光。“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干过各种各样的活计,如拔草,扫马路,打扫厕所,掏大粪,等等。当然,我是没有工资的,每月领取十多元的生活费。我“见缝插针”,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向一位“历史反革命分子”学习过英语。他叫庞秉钧,是英语系公认的最优秀的教师之一,因为在中学生时代加入过“三青团”而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庞先生成了“老运动员”,几乎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不会放过他,但运动过后又照样被起用。改革开放不久,英国牛津大学邀请他去任教。为此,当时中共天津市委统战部部长亲自召见了他。他爱人洪碧华女士告诉我,部长态度很亲切,对他说了许多嘉勉的话,这是庞先生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庞先生后来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StanfordUniversity)和香港大学任过教,最后定居在澳大利亚。
1969年1月,我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在当时还留在南开大学的“右派分子”中,我是最年轻的一个。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吧,《天津日报》还特意作了报导,无非是毛主席派来的工宣队执行毛主席“给出路”政策,在短短的时间内把我从“坏人”改造成“好人”,云云。我似乎从此有了出路。这一年冬天,在“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下达以后,京津高校呈现一派战备大疏散景像,仿佛战祸就要临头。就在这个时候,我被工宣队打发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插队当农民。这就是给我的出路。我领了“报到证”和路费,办了离校手续,从此和南开大学没有任何关系了。临行前,工宣队扣留了我的大学毕业文凭,因为那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文凭,我必须到贫下中农中间去领取“毕业文凭”。——工宣队如是说。
尽管“报到证”上写明是“插队当农民”,衡水地区有关干部还是拒绝接受。原来,这个“农民”是按月领工资的,并且过一段时间以后还要抽调上来在该地区工作。我被撂在地区革委会招待处将近半年。后来让我到阜城县杨庙公社赛马庄大队当农民,但不按照当时的政策发给我工资。我已经三十岁出头了,还一直依靠母亲的接济才能勉强维持最低标准生活(我摘帽后也没有发给工资),而我母亲并没有经济收入,她是勒紧裤腰带来帮助远方的儿子少挨点饿,少受点冻的。为了不再剥削我那年迈可怜的母亲,我不顾一切地筹措路费,怀里揣著又干又硬的凉窝头,一次再次地返回大学求援,并且还去河北省首府石家庄上访过三次,要求给以生活出路,我的理由是:“我的右派帽子已经摘掉了,是人民内部的人了。”可是,学校工宣队借口当时已发给了我“报到证”和路费,也就是给了我“出路”,况且又换了负责人,因而就不再过问我的事了。在历时两年多的奔波中,我认识了徐明先生,这是我不幸中的大幸。
徐先生青年时代毅然投笔从戎,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从一名普通战士晋升为军官,后来又随志愿军赴朝鲜作战。他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尽他之可能给了我许多可贵的帮助,并且主动借给我路费。经他介绍,当时南开大学招待所对我免费开放,每次都给我优先安排床位,愿住多久就住多久,从来分文不收。
当时,徐明先生在学校政工组负责人事工作。他曾多次致函衡水地区有关部门,要求对我按政策接受。由于衡水坚决拒绝,致使徐先生不得不两次亲自领我去省政府反映情况。那时省政府叫省“革命委员会”。因为徐明是代表南开大学的,第二次我们见到了主管文教卫生的省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崔哲。衡水这才不得不接受。与此同时,徐明又代表学校先后去函和唐山,秦皇岛,大连,锦州,鞍山,辽阳等地有关部门联系,希望为我找到一份小差事,使我在生活上好有个着落。尽管当时听说辽宁很缺人,终因我是“右派”(虽然名义上已经摘帽),没有一个地方愿意要。一封又一封冷若冰霜的复函,使徐先生和我的心情都很沮丧。正在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忽然接到阜新复函同意接受,不过附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本人必须同意当教师。这大概因为当时教师待遇差,地位低,很多人不愿干的缘故吧?
我于1972年3月初来阜新报到。市革委会教育组见了我的档案,又把我退回市人事局。幸好人事局有一位叫刘玉章的干部,是个有同情心的人,经过他的努力,我终于在阜新留了下来,被安排在机床厂工作。
据档案记载,我是该厂的技术员,噢,上帝,这简直是笑话!事实上,我只不过是把各种型号的钢材搬运到锯床上的一名苦力。但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我干活开始有工资了。当我第一次领到工资时,心情是何等的激动!我每月的工资是五十五元,五十五元啊!从此我不但能养活自己,而且还能帮助父母。我每月给父母寄上将近一半的工资。
不久以前发生了林彪事件,人们开始认真地思考了。我肩上扛着很沉的钢材,脑子里却在做梦。我坚信黑暗终究要被光明所取代,只不过时间早点晚点罢了。因此,我每天很早就起来读英文,为的是将来好为我的祖国尽一份绵薄之力。倒是没有人干涉我。相反,人们都称赞我的毅力。然而,却也没有人真正理解我。

1975年3月2日是星期天。这一天上海天气阴沉,春寒料峭。黄浦江两岸的上空盘旋著一团团压得很低的乌云。上午时断时续地掉了几颗稀稀拉拉的小雨滴,灰濛濛的苍穹仿佛憋著满肚子的苦水而又无法向人间尽情倾吐似的。下午雨滴是没有了,但是天空依然阴霾笼罩,见不到一丝阳光。在这样阴郁的天气,我应约会见了一位中学时代的老同学。回到家里坐下来刚点着一支香烟,忽然听见楼梯上响起一阵急促的、杂乱的、异乎寻常的脚步声。我站起来向门口走去,惊奇地探出头张望。民警向我出示了拘留证,然后立即掏出手铐。
父母给我起的名字叫“张肇泰”,后面那两个字不但笔划繁多,而且“肇”字有时还被人误读。我不像有些头脑守旧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名字很讲究。在我的心目中,名字只不过是有别于其他人的一个符号而已,为了书写方便,也为了避免别人误读,我在向阜新市报到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简化成了“张兆太”,读音相同但笔划少多了,也不会被人读错。虽然没有通过公安局,但我的做法事实上被人们认可了,从此我就告别了笔划繁多的“肇泰”。但现在拘留证上又恢复了已经不用了的“肇泰”,我一见了就知道事情发生在天津,立时心里一切都明白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我泰然自若,一字一板,故意挑衅地问道。
“你自己干的事自己还不知道?”民警恶狠狠地反问,同时刻不容缓地把我的两只手扭到背后,“喀嚓”一声锁上了手铐。
还没有来得及吸完而被扔在地上的香烟,微弱地冒着袅袅青烟……
我的母亲,七十四岁了,长期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这时赶过来为我披上一件棉衣。我回过头向她笑一笑,说道:
“姆妈,你放心好了,我不是坏人。”
这就是我告别慈母的话,也是对她含辛茹苦在我身上倾注了数十年心血所表示的感谢。我故意提高嗓门说得很响,让簇拥在民警周围的那一大帮人(她们都是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和街道积极分子)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记得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个王子离开了皇宫在社会底层流浪。那个王子饱尝了人间的辛酸,过着叫花子的生活,但始终不肯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他醒悟了一个道理,再也不愿回到皇宫过那舒适的生活了。
我不是王子。我是平民,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但此刻我昂起头,挺著胸,心甘情愿地在我自己所选择的道路上大步走着。我知道前面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没有恐惧,没有悔恨,我心中充满了自豪和鄙夷……
“文化大革命”伊始,我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右派分子”,理所当然是首当其冲的第一批受害者。尽管我的肉体备受折磨,但是我的心始终不甘屈服于暴力的淫威。我从来没有失去过信心。相反,我从眼前的民族大灾难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坚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的一天,而且时间不会太远了。这就是辩证法所揭示的“物极必反”的道理。
曾被誉为文化大革命“旗手”的江青之流,是法西斯头子戈培尔的徒子徒孙。他们垄断全国的宣传工具,一百遍一千遍地重复谎言,用大量的谎言淹没了历史真相,使很多青年人上当受骗而成为他们的忠实打手,即狂热的“红卫兵小将”。这是我感到最痛心的。我相信,这些无知的年轻人——他们的无知应当归咎于极左路线长期推行的愚民政策——一旦了解事实真相,绝大多数是会醒悟过来的。正是这个想法,点燃了我内心的创作欲火。在“红卫兵小将”的呵斥声中,我的躯体在从事惩罚性的劳役,但我的脑子却时断时续地构思著小说:我决定用我所熟悉的“右派大学生”(我是其中的一个)的生活作为素材,写出十篇系列小说,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我们时代的一部分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作为历史资料奉献给后人。也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艺术,而是为了历史才写作的。我写小说并不是为了取悦于任何人,仅仅是为了对我的同胞和祖国的历史负责。真实——这是我给自己规定的最高创作准则,也是我所追求的美学原则。
1967年秋天,南开大学的两大派红卫兵为了今后政治前途的需要(即证明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暂时放松了对我们这些“阶级敌人”的监督。就是在这个缝隙里,在晚上规定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里,我装作在认真做学习笔记的样子,首先写成了《》。这是我拟定中的十篇系列小说中的最后一篇。这年冬天似乎特别冷,但我的心却很热。我在同样的背景下完成了系列小说中的第一篇,即《信》,现易名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命运》。正当我准备继续写作系列小说的第二篇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我被迫辍笔。严酷的现实终于使我未能实现当初的写作计划。
应该提一下,我在写作上述两篇小说的时候,头脑完全是清醒的。也就是说,我很清楚它们可能会给我带来什么后果。我成功地躲过了红卫兵的监视和搜查,把手稿转移出去。但是,最后由于我本人的轻信和愚蠢,上了一个口蜜腹剑的“朋友”的当_(注),这就是我在一九七五年三月二日下午被迫离别七十四岁高龄老母、当天傍晚跨进阴森森的提篮桥新居——上海市看守所第十二号牢房的缘由。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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