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新中国》第六章 谁扼杀了中国大陆的互联网?(40)

伊森‧葛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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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夏末,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政策委员会突然提出一个报告,标题颇具戏剧性,叫作“拆毁这个防火墙”。该委员会主张政府积极干预以维护全球互联网的自由,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是报告强调的重点。这是十月出炉的“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的前奏曲,(该法案由众议员考克斯(Cox)、兰托斯(Lantos)以及参议员卫登(Wyden)及凯尔(Kyl)连署提出)。本议案的目的是发展及使用先进技术以便击败对互联网的封锁和网路检查。同时这个议案要求拨款五千万美元用于在国际广播局内部增设“全球互联网自由办公室”。美国之音也隶属国际广播局管辖。对中共防火墙的攻击似乎迫在眉睫,中共对互联网的封锁成为二份重要报告瞩目的焦点,且与国家安全紧密相连。而一个重要的国会议案,让我感觉到对出口的初步管制措施或针对在华经商的美国公司而制定的公司行为法规,尤其是后者,可能很快出炉。

  我错了。美中安全审议委员会提交国会的报告已经对中共互联网问题探究的空前仔细,其中还明确指出美国在线(AOL)--时代华纳公司与雅虎完全顺从中共当局的要求。报告虽提及一些公司在“远距监控、线上审查、获取病毒等敏感领域“协助中共当局”,却没有指名道姓,这让思科,北电网路和其他公司轻松溜掉。事后我从该委员会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他们曾前往这些公司的公关部门调查(回答是清一色的否认,完全在预料之中),他们毫无办法。如果授权明确,他们致电给北京的互联网专家,就可以展开针对思科和北电网路的指控调查。

  众议院政策委员会的报告呼吁私人合作:“联邦政府在此问题上应该招募私营部门的帮忙……许多用作商业交易的安全措施和提供虚拟会议空间的科技都可以用来促进民主和维护自由。”不错,但是对于“反其道而行之”的举动将如何处置呢?面对把美国防火墙技术、监视和反代理服务器系统转移给中共的举动是否要采取制裁,无论这个报告或是随之而来的议案都没有提及。至于拨款五千万美元成立全球互联网自由办公室的预算,在不到一年内缩水到八百万美元,“全球互联网自由议案”也被抛到了一边。
 
 无论在美国之音、国务院或众议院政策委员会仍有反对声音的存在。在这些关注互联网议题的人士中有一位官员颇具影响力。二零零二年夏天他告诉我:“这绝不是美国互联网公司的什么公关问题,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姑息养奸,是商界的堕落。”
 
 但是他错了,这才刚开始呢。
 
 二○○一年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的礼品店里,我发现一件中国骨董。当时中共领导人的权力过渡刚开始,亚洲《华尔街日报》头版刊出醒目的大标题,评论这个议题。我把一些人民币付给迷人的中国服务员,翻到第四页准备看文章。但是它居然不见了。我抬起头来,向她提到我的报纸少了一页,转身准备拿起另外一份。她呆板地笑了笑,尴尬地说:“他们全那样儿。”
 
 在中国大陆,人工与剪刀仍然是廉价商品,手中的报纸虽然依旧如故,但令我微微感到震颤。它令我想起过去共产中国的新闻检查,是那么原始、愚蠢及教条,与地处北京商业区的高级旅店格格不入。感觉好像又和历史的过去连结在一起,别忘了现在的中共说客都在争先恐后地宣称,中共正在变得更加老练。
 
 不错,这些中共说客说对了。对于这个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中共当局的审查手法正变得更加老练。对互联网内容控制的最后一道关卡不可避免地需要国际科技、高水准的公关、网路服务公司、搜寻入口网站等所有行业的合作。为了保障这些合作,中共必须有所付出。而它也这样做了。到二○○二年,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人口似乎已经超过日本。美林公司(Merrill Lynch)的工业报告在谈到与思科的中国合伙关系时指出:“由于美国市场需求已经减缓,生机勃勃的中国大陆市场正变得更加重要…电讯服务业者争先恐后各就各位,就等‘世界贸易组织下达准备就绪’的指令。届时他们将更新网路基础设施,把其他竞争者排除在外。”换句话说,面临美国互联网的饱和以及期待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定开始实施,美国公司发现中国大陆作为一个新兴市场,正在向美国资讯科技投资招手。
  
  鉴于西方媒体对中共极权监控互联网的日渐关注,任何商业顾问都会说,西方公司和中共当局都需要接受新观念;就是说,需要搞出一套前后一致的说法和减少损害的策略。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似乎只有中共当局有这样的计划。如果中共的防火墙是长城1.0版,而镇压是长城2.0版,那么长城3.0版不是去封锁亚洲《华尔街日报》网站就是拿掉报纸的第四页。理想的作法是根本不允许任何不友善的文章出现在中国大陆的网路上。
 
 中共当局采用了三个新作法来安抚西方国家,并为西方科技伙伴提供掩护。
 
 第一个作法是“外表开放”。二○○一年八月江泽民接受纽约时报资深主编访问时,被问到为什么纽约时报网站在中国大陆被封锁,江掩饰尴尬,装作一无所知;几个星期后,纽约时报网站被解除封锁。华盛顿邮报采访江时,他们网站的封锁也被解除;但是有线新闻网CNN和其他即时新闻网站仍遭封锁。
 
 中共互联网政策看起来毫无理性可言。对部分西方媒体网站解除封锁后,中共留意观察媒体对此的反应;经过这样几个回合,二○○二年春天美国英文新闻网站全部开放。大众的反应,至少在京的外国侨民,可谓欢天喜地。依据一位中国之友的说法,中共的互联网现在“像高级妓女张开大腿一样的开放了!”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则有些古怪:整整二个星期,时间仿佛停滞,进入所有外国和海外的网站慢得令人痛苦不堪。《华尔街日报》首页需要十分钟才能出现,而国内网页则奇快无比。BBC这样的新闻网站则会封锁很久,好像是对他们报导未经中共领导人批准的新闻而施加的一种惩罚。兴奋不已的外国侨民其实忘记了几个因素,如同彼得.拉络克曾经指出的:中共当局并不真的在乎美国的新闻网站,他们在乎的是中国民主运动、法轮功、分离主义运动和中国劳工权利的网站,这些是碰不得的禁果。而且对这些网站的封锁不只是维持,还在强化之中。至于对部分西方媒体的解禁是有条件的,他们随时可以再封锁,或是让它慢到无法使用。
 
 与此同时的第二个做法是“自律同谋”。资讯产业部的同谋,中国互联网协会,推出一份要求中国大陆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强调“自律”、“诚信”,并要求遵守不传播“会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宁”的资讯。这是维持共产党统治的惯用语言。大家都听明白了,不要封锁有线新闻网整个网站,但如果有任何事冒犯到北京,神秘的技术问题就会出现。这份“自律”公约在二○○二年三月亮相,到了七月,三百个中国公司已经签署加入,雅虎是其中之一。
 
 人权观察(一个非营利监督团体)猛烈抨击雅虎的决定。《华尔街日报》编辑却为它辩护,说公司创办人杨致远(Jerry Yang)将是笑到最后的人,“雅虎仅仅是把与世界各地相关的正派新闻带到中国,雅虎已成为新华社的制约。”(注:这种辩护早在九十年代可能就出现过,但是现在再为其辩护就显得异常不合节拍,有点儿冥顽不灵了。《华尔街日报》的姊妹刊物,亚洲《华尔街日报》,实质上被阉割得不像样子。雅虎已经对他们的搜寻功能进行审查;在公约要求下,他们可能审查地更加苛刻。制约新华社倒是个好主意,但一经签署此公约,雅虎这个中国大陆搜寻引擎的老大和中国人眼中美国新经济的象征,瞬间变成一只既认可新华社又支援中共新闻检查的恶虎角色。范围越广就越不容忽略。二○○二年六月北京一家网咖发生大火,中共当局利用这一悲剧作为借口,至少在大陆关闭了九万家网咖,大约是中国大陆所有网咖的一半。国家安全部门的系统已经成熟,可以即时追捕代理服务器。互联网犯罪的逮捕行动持续上升,一位男士只因下载政治相关的内容,被判入狱十一年。)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指出,解除对美国新闻网站的封锁是北京抛出的最佳诱饵,再加上雅虎主动自律,简言之,中共当局在公共关系上旗开得胜,获得重大成功。

  长城3.0版的第三个作法是使用人工智慧,这已经应用了好几年了。
 
 我这个顾问对找上门来的外国商人是有求必应。有一个穿着得体的美国人过去常从国贸大厦二座搭电梯下楼,在下午同一时间到底层安静的星巴克咖啡屋享受一杯咖啡。两三个星期之后,我们有了点头之交,后来开始交谈。他是一个极易相处的人,喜欢凝视远处。或许和他约过会的中国女人多的数不清,或许他在波士顿附近工人聚集的小城长大,但在北京成为企业家的这种“重塑自我”的过程中,他变成了中共的维护者,且从不肯认错。他正尽力兜售一套由以色列工程师开发的软体产品叫做iCognito。他称它为“人工智慧内容辨识器”。
 
 据他解释,这种软体在你漫游网路时,可以一边识别一边筛选,一切都在同步进行。iCognito是所谓的类神经网路程式(Neural Net Program),它专门用于过滤“赌博、购物、工作搜寻、色情、股市报价或其他与工作无关的内容”。当它寻找被禁网站时,它利用一百多个变数执行任务。例如,如果它在搜寻色情相关网站时,它会先寻找关键字,但也会对比网页颜色的综合指标,也去寻找皮肤色调。一段时间后,经与禁止网站的许多变数参照对比,它掌握许多不同肤色资料,会变得越来越准确或者根据网路的设定,变得更冷酷无情。对付政治性网站尤其如此。

  当我问这个新朋友这样的程式对中国大陆的发展是否有好处时,他挥了挥手,说在中国人口袋里有钱之前,监控审查这类议题还是免谈为好。他告诉我,卖这类产品前景非常看好,中国电信就很感兴趣。但他笑了笑说,中国大陆买主问的头一问题不是“它可以提高生产力吗?”。而总是“它可以禁止住法轮功吗?”答案是它可以。iCognito或类似的类神经网路程式帮中共当局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雅虎在中国大陆十分活跃,所以它容易被威胁和竞争压力所左右。但Google怎么样呢?虽然它并未进入中国大陆,但它资源丰富,涵盖了中国大陆网民想浏览的几乎所有网站。二○○二年以来,Google的查寻功能被越来越多的大陆网民所发现。雅虎投降后,中共当局显示他们并未真正下决心封锁美国网站。二○○二年九月初,他们封杀了Google(同时也封住AltaVista)。
 
 中共当局封杀Google发生在美国新闻媒体暂时的平静期。这步臭棋使其死灰复燃,北京的形象问题又成了新闻媒体的焦点。接下来的事情再次暴露了中共冥顽不灵执意审查的心态,网民发现输入的Google网址,被重新引到原来的中共搜寻引擎。因为中共的搜寻引擎和Google比较起来效率太差,结果抱怨连连。接着,中共当局总算走对了一步棋,让Google死而复活。不过别高兴得太早,如果你用Google搜寻江泽民,你会收到“输入内容找不到”的讯息。如果你寻找法轮功,不但找不到任何结果,你的上网活动还会中断一个小时。一小时后,如果再次寻找法轮功,你会被中断二小时或更久时间。
 
 Google参与这个计划了吗?这是中共自己干的还是与西方防火墙公司联手的结果?用这种方式抹去第四页不知是谁的主意?但可以肯定,类神经网路程式iCognito或其他相似的软体参与了思科的瞭望行动。就好像长时间整治笼子里的老鼠,看它去不去碰一根特定杠杆一样,中共当局对付老百姓用的就是这种办法。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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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共官方传媒一致宣称战斗机驾驶员王伟是英雄,是美国EP-3侦察机故意撞击中共战斗机,迫使王伟偏离航线并坠入南中国海,几乎没有中国大陆网民能够看到美国国防部“眼见为实”网页上关于中共驾驶员挑衅EP-3侦察机并对美国机组人员做出下流手势的内容。
  • 二○○○年十月,中共当局开始建造互联网上的三峡大坝。国务院命令网路服务商记录所有中国大陆用户的资料,包括电话号码、上网时间和最近六十天的浏览纪录,这样一来,原本隐姓埋名的预付网卡瞬间失去了这一优势,电话号码或者与电话号码相联的姓名为追踪提供了方便。十一月关闭了所有商业新闻网页。十二月全国人大宣布所有未经审批的网路政治活动皆属非法。二○○一年一月规定在网路上传播有关违反人权内容的报导属于泄露“国家机密”。二月设置了“网上110”软体,阻止任何试图浏览“迷信、色情和暴力”网站的尝试,同时对这样的用户进行监控。三月监控系统开始启动,新浪、搜狐和网易等网站聊天室围绕江西学校爆炸案展开的讨论,包括成千上万的讯息和相关电子邮件全部消失了;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宣布一种搜集网路上所有流通资讯的“黑匣子”即将投入使用。四月逮捕了使用网路进行活动的民运人士,取缔网咖的行动在全国展开。幸存下来的网咖必须安装监控软体并雇用人手对上网人士进行监视(重庆的公安局和当地软体公司甚至联手建立自己的过滤系统,向用户征收五十美元的费用,一份网咖和商家根据法律的规定要交纳的“保护费”)。发往西藏的电子邮件,假如能到的话,现在需要三天,而涉及法轮功内容的邮件完全被删除。
  •  911恐怖攻击发生之后,非常规战争袭击手段(包括电脑病毒攻击)有增无减,北京当局与西方商界之间的合作呈现了新的特征。二○○一年发生了一起臭名昭彰的事件,美国网路联盟(Network Associates)(即McAFee病毒扫描程式制造商)、赛门铁克(Symantec)(诺顿防毒软体)与东京的趋势科技(Trend Micro)通过为中共公安部门捐献三百多种电脑病毒而获准进入中国大陆市场。这三家公司在中国大陆防毒市场占有率高达百分之七十四,并拥有绝大部分目前已知的电脑病毒资料。就像人类的病毒,电脑病毒也很难控制,因此防毒公司对待病毒的作法很像美国疾病防治中心,即隔离起来,只允许少数得到国际性研究机构授权的研究人员接触病毒的资料(如此说来,那就只有电脑病毒研究中心才能得到授权)。
  • 西方企业原本估计,这个新规定是中共内部权力之争导致的一个副产品,大家都希望国家密码管理委员会很快消失,退回到原来不闻不问的状态。但是在二○○○年一月,委员会向所有在华外国公司发出最后通牒:在三十一日前必须要进行注册,否则将面临财产充公和起诉。
  •   当中国大陆互联网之父可不是件容易事。孩子们跑来跑去,船桨拍打着湖面,空气中弥漫着烤羊肉的味道;而麦克.罗宾逊这位年轻的美国电脑工程师,僵硬地坐在什刹海前的岸边,面对空无一人的咖啡馆,低声说着中国大陆互联网受到管制的事:“哪个更好呢?极权监控式的互联网?还是根本就没有互联网?”
  • 我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如果美国公司想要在今后减少与北京官僚们产生潜在摩擦,从而避免支付有一定风险的“关说”费用,那就要考虑多种绕着走的办法。
  • 共产党把自己改头换面,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的政党,为了避免承认过去三十年的所为都是错误的,他们自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外国侨民,我认为这句话有双重讽刺意味。在商场上,中国特色代表着彻底贪污腐败;我开始注意到美国公司里出现的一些显著的中国特色,在其中的商业专案中,腐败已经趋向内部化。一开始是打擦边球式的:本来只有几杯饮料,但在开销账目上显得多了点,只要你说这是头一轮业务上的应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收据交给财务部门报销。美国人在国内这么做,来到中国后也这么做,当然了,我偶尔也会这样。但这可能发展成系统上的行为。
  • 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数看起来也很奇怪。就业率保持平稳,在占中国百分之八十人口的农村地区,没有任何经济增长的迹象,而在作为南中国经济和金融支撑点的香港,则出现了负增长。消费指数与事实也不相吻合,当中国的GDP增长在一九九八年仍然被预测为百分之七点八时,空中旅行指数却仅上升了百分之二点二,而飞机票的价格持续下跌。通货膨胀指标却有所改善,从百分之十降到了零。出口指标波动很大,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却在某种程度上连续四年保持不变。
  • 每个美国侨民在某个时候都会到中国的其他地方走走。一九九九年初,我办了一个去香港的短期签证。路过广州的时候,我笨拙的中国生存技巧使自己搭错公车,并一直坐到终点,到了一个火车站。站前的大广场上挤满了成千上百的人,顶着烈日坐在那里。他们头发乱糟糟的,好像已经数月没有洗过头;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专门运送国内旅客的火车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一个警察拉扯著蹲在地上的女商贩的辫子,她摔倒在地上,头重重地磕在水泥人行道上,椒盐鸡腿从她的塑胶袋中滚落出来。几个人擡起头来无动于衷地看着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蹲伏蜷缩在原地,一动不动。
  • 对中国当局而言,仿造美国公司的产品并贴上中国自己的品牌销售并不算违法。(注: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可怕的故事--尽管可能有些夸张:一个外国商人开办了一家合资公司,并在中国农村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工厂。这名外国商人定期对他的工厂进行巡视,但有一天他因为走错路而迷失了方向。在翻过一座小山后,他看见了自己的工厂,但却是在错误的位置。很显然,他的中国合伙人已经仿造了整个工厂,并把产品打上中国标签后低价出售。)恰好相反,类似的行为得到了默许。像思科(Cisco)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倘若他们在中国的对手华为公司(政府是其后台)要对思科的路径器进行仿造的话,思科基本上是毫无办法的(在华为案件中,他们甚至还仿造了思科的序列号,从而导致了思科采取法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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