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魏晉史學及其他

走過舊時的蹊徑(下)

作者: 逯耀東
三國志.步騭傳殘卷,東晉隸書抄本,高24.2厘米,寬42厘米,現存25行,440字,保存了傳記的後半部和評語的前半部,藏經洞出土,敦煌研究院藏。(貓貓的日記本/Wikimedia Commons
  人氣: 154
【字號】    
   標籤: tags: , , , ,

續前文

從最初漢匈間的「甌脫」,最後擴展到中國文化疆界的長城,其中經歷了許多的轉折,但並沒有因外在環境改變我的初衷,漸漸形成對歷史考察的自我體系。至於後來再轉向魏晉史學的領域,也和我這個歷史考察體系有關。因為我認為當長城邊界受外力的影響,被迫消逝的時候,是中國政治社會動盪紛亂的時代,也是中國文化自我反省後開始蛻變的時期,同時也是中國史學的黃金時代。中國文化形成迄今,曾經歷三次文化的蛻變,一在魏晉、一在兩宋、一在近現代。這三個時代同時也是中國史學的黃金時代。因為史學必須在政治權威干預減少,而且文化理想又超越政治權威之時,才有蓬勃發展的生機。魏晉正是中國史學發展的第一個黃金時代。

不過,我由魏晉的歷史轉向魏晉史學的探索,也是非常偶然的。那年從香港回來渡暑假,閒著沒事。我的同學孫同勛急著赴美留學,他教一個洋人的《三國志》,一時找不到替手,臨時拉上我。不過,那個洋人讀《三國志》,只是從尋找曹操為什麼不做皇帝的資料,寫他的畢業論文,當時中國大陸為曹操翻案不久,他跟上了這股風。因此,我們意見常相左,而且我覺得為他人作嫁是非常無聊的事。於是晚上備課之餘,順便統計裴松之注所引的魏晉材料。後來回香港翻查資料,發現清代學者錢大昕、錢大昭兄弟、趙翼、沈家本都有裴注引書目之作。而且《三國志》與裴注在乾嘉之際是顯學。趙一清、林國贊也有裴注的專著。不過他們都集中於裴松之保存魏晉史料之功,卻很少論及裴注本身的性質和價值,以及其對後來史學的影響。當時我還有其他工作要做,暇餘之時就梳理裴注。然後發現裴松之注《三國志》,不僅補陳壽之闕,同時更對魏晉史學作了總結的討論與批評。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或即出於裴松之。後來報考臺大歷史系博士班,就以這個無心插柳的成果,寫成〈裴松之《三國志注》研究〉的研究計劃提出申請。那已是三十年前的舊事了。

報考臺大博士班,是我回臺灣大學任教一年後的事。我回臺大歷史系任教也是很偶然的事。新亞研究所的畢業論文,不知為什麼被校外委員饒宗頤打了剛及格的七十分。不過,包括錢先生在內的研究所諸先生,都認為我的論文寫得頗有見地。因此,留所任助理研究員。當時新亞研究所有個不成文的規定,助理研究員留所五年,必須自謀生路。不過,這個規定對我也有很大幫助,使我三更燈火五更雞,讀了不少雜書。所謂雜書,就是自己研究範圍以外的書,以備將來謀職所需。有段很長的時間就睡在研究室裡,冬天一床廉價的尼龍被裹身,就地而臥,如街旁的流浪漢,其中艱辛是很難言講的。後來我又返臺渡假,開學仍繫留未歸。臺大歷史系的一位先生得了病,系主任許倬雲臨時找我代開他的「中國近代史」,時間只有一個多月,但反應卻非常熱烈,也許因此結下第二年回歷史系任教的因緣。以我在學成績之差,又和諸位老先生素無淵源,且不是本系研究所畢業,能回母校教書,已是意外的意外。更意外是回來的第二年歷史系為了培養師資,設立博士班。系裡的講師大部分報考,我也跟著湊熱鬧報了名。但後來前思後想,如果考不上,連好不容易得來的飯碗也砸了,實在不划算。妻在旁笑言:「常是只報名,不考試。」於是,我又開始準備考試,沒想到竟又僥倖錄取了,而且只錄取我一人。

系裡的老先生對設立博士班的態度是非常嚴謹的。雖然只錄取我一個人,卻針對我研究的範圍,設計了一系列的課程,包括李宗侗先生的「中國史學史專題」,姚從吾先生的「史學方法專題」,夏德儀先生的「史部要籍專題」,楊雲萍先生的「日本史學名著專題」。我的論文由沈剛伯、李宗侗、姚從吾三位先生共同指導,似乎有意將我培養成一個中國史學史的專業人才。我想我該是非常幸運的。在大學時沒有機會,同時也不敢和這些先生接近,現在他們竟專為我單對單的開課,我有更多的機會和時間親近他們。尤其後來剛伯先生擺脫了二十五年文學院院長的俗務以後,我有更多時間向他請益。並且旁聽他的「中國上古史學專題」,「魏晉史學專題」。雖然我的論文由三位先生共同指導,後來我到日本搜集論文資料期間,從吾先生遽歸道山。從日本回來,玄伯先生又臥病在床。所以,有問題就向剛伯先生請示。剛伯先生對我不僅是學術知識的傳授,並且有更多做人處世的啟迪。這些年來我一直以他的「量才適性」作為座右銘,才使我得以不陷身塵網,而自致於紛紜之外。今年是剛伯先生百齡,也是逝世二十週年,又是歷史系博士班成立三十週年,我竭力舉辦了一個紀念學術研討會,聊表對剛伯先生的感念。

學科考試及格後,有一年出國搜集材料與撰寫論文的機會。我選擇去日本,到京都人文研究所的平岡武夫先生研究室掛單。我所以作這個選擇,因為平岡先生曾在北京大學顧頡剛門下讀過書,並且寫了一本《中國經學史》。因為當時我認為魏晉時期的經注與新興的史注不同。經注透過訓詁或音義明其義理,史注則是詳其事實。但裴松之的《三國志注》的形式,又與當時新興的史注不同,其淵源或與漢晉間經注的轉變有關,尤其是杜預的《左傳集解》。可能平岡先生可以幫助我解決這個問題。但這時平岡先生的研究已轉向白居易。中國經學對他已經是非常遙遠的名詞。所以,一次在平岡先生研究室,遇見當時日本漢學研究的活國寶吉川幸次郎,他聽了我的研究情況,就說:「你的研究,我們無法幫助。」我隨即回答:「我知道,我原本也沒有打算你們幫助!」的確,我的想法已經改變,如果將裴注和經學糾纏在一起,是非常麻煩的事,首先必須轉向經學研究。不過,一旦陷於經學就難以自拔了。所以,以後在京都的一段日子,除了整理過去搜集的材料,並且翻閱幾套人文研究所所藏的明清刊本的《三國志》,餘下的時間就去逛廟。

從日本回來,向剛伯先生報告,我所遭遇的問題,除了裴注和經學的問題外,還有一個問題;裴松之在一年之內,完成這部龐雜的著作,可能如溫公修《通鑑》,由一批助手協助下完成的。這兩個問題,都不是一時可以解決的。所以,我決定改換題目。剛伯先生沉默了一會,然後問道:「還剩半年時間,來得及嗎?」我說來得及。於是,我就從裴松之研究轉向魏晉史學的探討。雖然,我暫時放下裴松之,但這兩個問題始終在心裡盤旋著。關於裴松之助手的問題,二十年後在《勞貞一先生八十壽頌集》,寫了篇〈《三國志注》與裴松之《三國志》自注〉,討論這個問題。關於裴松之注的淵源問題,這幾年我集中研究司馬遷與漢武帝時代的問題,在討論《史記》「太史公曰」與史傳論贊關係時,突然發現裴松之自注出於司馬遷的「太史公曰」,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這個偶然的發現,著實使我高興了好幾天。不久前,為祝鄧廣銘先生九十壽辰,寫成〈司馬光《通鑑考異》與裴松之《三國志注》〉,裴氏自注源於司馬遷的「太史公曰」,司馬光的《通鑑考異》則受裴氏自注的影響,前後是有跡可尋的。

我的論文轉為魏晉史學領域,並向剛伯先生保證在半年之內完成。因為我心裡已經有了個譜。在我統計裴松之引書資料時,發現裴松之所引用的魏晉史學著作中,其中有許多是《隋書‧經籍志》所沒有著錄的,尤其是別傳。這種別於正史列傳的個人傳記,出現於東漢末期,盛行於兩晉。裴松之《三國志注》引用了眾多的別傳。別傳在《隋書‧經籍志》史部分類中,納入雜傳一類,雜傳包括了別傳、類傳、家傳、地域性人物傳記,以及超越現實世界的志異小說。劉知幾將這類著作稱為「雜述」,是魏晉時期新興的史學寫作形式,正反映了魏晉史學特殊的時代性格。因為一個時代的史學,生存在一個時代之中,和這個時代發生交互的影響。所以透過一個時代的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的變遷,可以了解這個時代的史學的演變與發展,同時從一個時代的史學發展情況,也可以了解這個時代實際的歷史面貌。因此,我準備以魏晉時期的社會與思想變遷為基礎,探討這批在正統史學以外的新興史學著作,形成的背景及特殊的性格。關於這個問題我已作了許多準備工作,因為在統計裴松之引用魏晉史學資料時,已經透過《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唐書‧經籍志》,以及唐宋類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藝文類聚》、《世說》與《文選》注,並輔以章宗元、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對這一部分史學著作作了集釋。所以,對這部分資料可以完全掌握;另一方面,過去一段很長的時期研究的範圍是魏晉,回到臺北後,又分別在臺大、輔仁歷史系講授「魏晉南北朝史」,這是我對剛伯先生說換了題目,在半年內可以完成論文的原因。

轉換題目既定,開始整理行裝,準備到香港去撰寫論文。香港紅塵滾滾,並不適合研究工作,但對我來說卻不同。因為在新亞研究所圖書館進出五六年,架上的圖書非常熟悉,我所需要的材料又非武林秘笈,舉手可取,非常方便。而且牟潤孫、嚴耕望先生就近可以請教。不過當時牟先生任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已無暇和我討論。不過嚴耕望先生對我卻啟迪良多,這是我決定到香港撰寫論文的原因。於是,我又去了香港,在尖沙咀的重慶大廈的高層,租了一間房子安頓下來。這是半島最繁華的地區,人車喧雜,尤其白天,地基打樁的震撼,電鑽穿破柏油路的尖嘶,使人窒息,無法著筆寫一個字。只有到研究所翻閱資料,工作的時間改在晚上,從華燈初上時分開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破曉,然後和衣蒙被而臥。這樣連續工作了三個月,終將論文趕成。其間,大廈失火,列為危樓,無水無電,我必須依賴燭火維持工作。檯上幾支燭火不停躍動,燭涕隨著躍動的燭火淌下來,點點滴滴在檯子上凝住了。我在燭火下奮筆疾書,稿成之日,最後寫下:「斗室一燭熒熒,與窗外五彩繽紛霓虹燈相映,觀案頭積稿盈尺,寫的竟是魏晉衰世,撫昔思今,感慨世事如棋,不覺百感交集,泫然欲涕……」。

《魏晉史學的特色—以雜傳作範圍所作的分析》的論文,終於寫成了。經過學校、教育部兩次考試,塵土功名也取得了。但論文寫得匆匆草草,自己並不滿意。置於篋中,不願再看一眼。論文寫成六年後,牟潤孫、嚴耕望先生自中大歷史系退休,我去接替他們留下的一部分課程,於是帶了一本論文再去香江。準備拔足於風塵之中,自逐於紛紜之外後,對這篇論文進行徹底改寫。但適逢文革風暴乍歇,過去在香港,我曾關注中國大陸史學,也是最早將中國大陸史學作為研究對象的人。後來因返臺資料搜集不易,且事關涉敏感,暫輟,現在許多資料再現,於是我又開始重理舊業,反而將準備改寫論文的工作擱下了。但擱下並不是放棄,只是中間斷續改寫。寫的過程中發現許多的觀點已和過去不同,而且也比較成熟,對兩漢至隋唐間,史學脫離經學而獨立的過程,獲得一個較接近的解釋。關於這一部分較嚴肅的學術的論文,將另集為一編,名為《魏晉史學的思想與社會基礎》,納入《糊塗齋史學論稿》之中。

從一個歷史的學徒開始,在史學領域裡拾荒已經四十年了。因為起初沒有辛勤耕耘自己的土地,並播下種子。所以,現在也不祈求獲得豐收。不過,走過舊時蹊徑,驀然回首,過去走過的路上,卻也留下些新的足跡。這些新的足跡,都是在前人收割過的土地裡,撿拾剩餘的穗粒留下的。現在將這些穗粒貫穿起來,發現其中卻有我個人對歷史考察的體系。這個歷史考察體系是長久時間積累,幾經轉折逐漸形成的,雖然也曾作了某些修正,但在修正過程中卻獲得更多的自我肯定。所以,最初基本觀念並沒有改變。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從開始就學習對歷史獨立與尊嚴的堅持。同時也學會對個人獨立思考與判斷的堅持,以及個人尊嚴的維護與自我肯定。這種尊嚴的維護與自我肯定,使我踽踽獨行在史學的道路上,並不孤獨與寂寞。因此在舉世滔滔之中,我並沒有隨波逐流,一如陳寅恪先生所說沒有「曲學阿世」。

現在將這些年在史學領域裡,撿拾穗粒的材料穿串,集為《糊塗齋史學論稿》出版,《魏晉史學及其他》列為論稿的第一冊。將陸續整理準備出版其他各冊。《魏晉史學及其他》不是一本嚴肅的學術著作,只是我這些年在史學領域裡踟躕些微的痕跡。直到現在,我覺得走上這條路,是非常僥倖的。如果沒有師長的指引,也許我會迷失。如果沒有我妻在旁默默相扶與容忍,也許我無法堅持下去。我還要感謝三民書局、東大圖書的劉振強先生,如果沒有他的慨允與相促,《糊塗齋史學論稿》與即將準備編輯的《糊塗齋文稿》是不會出現的。這兩套書現在和將來由編輯部費神企劃,李廣健、陳以愛、陳識仁、蔡瑄瑾諸弟細心校閱,並此致謝。

雖然,走過舊時蹊徑,也會留下新的腳跡。不過能在這條並不平坦的路上,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的確要感謝在路上相遇的許多人。但除了我自己,因為我既懶散又雜亂無章,且糊塗。所以,我知足又感恩!

逯耀東寫於臺北糊塗齋

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安珀颱風狂風疾雨叩窗之時

(節錄完)(本文限網站刊登)

──節錄自《魏晉史學及其他》/東大圖書公司提供

《魏晉史學及其他》(三版)/東大圖書公司提供

責任編輯:李梅

如果您有新聞線索或資料給大紀元,請進入安全投稿爆料平台。
  • 高永齡跑了一陣子,才敢回過頭來看看飛機失事的現場,整架飛機都已籠罩在一片火海之中。他看著那個有如煉獄般的火焰,實在不敢相信他在短短的一百天之中經歷了兩次飛機失事的慘劇,而他竟然都能活著出來。他就覺得這是他母親平時燒香拜佛起了作用,上蒼才會特別的眷顧他。
  • 她們穿越古都台南今昔,印照心靈在遠方的療癒原點。
  • 沒有真實情境,孩子怎麼會有刻骨銘心的感受……熱情不會來自教室,好文章常是孩子們用沾滿泥巴的雙手,從大地捧出來的。
  • 多方會醫的局面,因此造成醫者的對立與競爭。尤其當醫者的診斷與治法時而南轅北轍,醫療場面遂變成眾醫者的唇槍舌戰。有次吳楚就抱怨,每投一次藥,就要跟其他醫生辯論一番,「幾欲嘔出心肝」。
  • 趙子龍懷著幼主絕塵而去,那是野史傳奇的世界裡一個傳奇的畫面。
  • 我以為李杜二家之足以並稱千古者,其真正的意義與價值之所在,原來乃正在其充沛之生命與耀目之光彩的一線相同之處,因此李杜二公,遂不僅成為了千古並稱的兩大詩人,而且更成為了同時並世的一雙知己。
  • 老家在偏僻的山腳邊,不是五光十彩的都市,而是天造地設一色綠的山野。小女兒剛回來,第一個最攫引她的便是東邊的山,尤其是那高出一切的南北太母,只要是空曠無遮蔽的地方,一定東顧看山。
  • 美感教育的第一步是張開眼睛。張開眼睛又有何難?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是睜眼瞎子。這不是罵人,而是說明我們的器官本身是沒有意識的,雖然生長在我們的身上,有充分的功能,當其用,則需要心靈的貫注。張開眼睛可以看到萬物,是否能看到,則要視「心」有沒有要我們看到。
  • 謝春梅行醫七十四載,早期交通不便,他跋山涉水,坐流籠、涉急灘,走遍公館、銅鑼、大湖、泰安、獅潭等偏鄉山澗聚落,救人無數,醫德口碑早在鄉間流傳。
  • 「因為這些信向來都寄送到這棟大樓的這一層樓,現在你把它租下來了。而且你知道的,租約中特別載明,這屋址的使用者必須負責回這些信。」
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