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真會開玩笑
北京赫赫有名的秦城監獄，是20世紀50年代蘇聯「援助」的157個項目之一，當時負責這個項目的是北京市公安局長馮基平，可是他在「文革」中卻「坐」進了他「親自」主持修建的這座現代化大牢。歷史真會開玩笑。無獨有偶，60年代初，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43歲的王昭於危難之際受命赴青海省任省長。到任時正值春耕大忙季節，他從祁連山下到黃河兩岸，地裏少有人影，村裏不見炊煙。那時本人恰好在省報農村部當記者，曾隨他幾次下鄉「調查研究」，他的親民他的果斷他的智慧應該說是我遇見的高級領導中不多見的。可是僅僅幾年工夫，他在「文革」中也被投入青海的「秦城」而且最終死於其中（這裏捎帶一筆，開始，都按中央文件的調子，說他是因為支援趙永夫製造的震驚全國的1967年2．23大屠殺。逮捕時他連續大喊：跟我沒關係！四十年後披露的史料證明，其實趙的事真的跟他沒關係，是因為有人認為他是羅瑞卿的人，才把他順手推進深淵的）豈不哀哉！
歷史的又一個巧合是，這青海秦城正是這位王部長王省長「親自」督造，且完全按照京城的樣板，他決不會想到竟是為自己掘了一座墳墓，這又是一個豈不哀哉！尤為吊詭的是幾年之後，本人竟然也「住進」了當年王某蹲的「西大排十號」。我曾不止一次地想，或許有所謂偶然必然「辯證法」深藏其中吧！要不，就是命？幸喜我沒有葬身在此而終於在1979年的春天從四重鐵門中走了出來。
丁玲是個謎嗎？
許多人都說丁玲的一生頗具傳奇性，她一世之所作所為令人匪夷所思：參加革命，否定自我，屢遭批判，發配流放，旋又投入大牢，漫漫21年，大苦大難之後，「癡心不改」，緊貼左公，死抱「正典」，堅持「繼續革命」，表面看去，宛如當年似花如玉奔向延安時一樣的天真。
或許應該這樣來認識這位女子：當延安的丁玲按照黨的教誨，批判自我，否定自己，修改《沙菲女士日記》並改寫了結尾的時候，作為作家丁玲的藝術生命（甚至她獨特的個體生命）其實已經結束了，再寫出《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那是個奇蹟，而奇蹟過去，一切也就復歸於常態：丁玲已經不是那個丁玲了，一次次「階級鬥爭」風浪的鍛鍊和考驗已經使她成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共幹」——「沙菲女士」成了「紅衣主教」（圈子裏人給她的稱謂）。所以即便到了八十歲的人生暮年，她依舊不真實，依舊不丁玲，依舊不可愛：她是這個社會成功培育出來的又一個悲劇主人公，一個畸形女性。
應該看到，這個女性之開始她畸形的發展不是在她人生遭受苦難之後，而恰恰是在她滿腔熱情投身革命之初。有個史料提及，在那個現代女性不多的聖地，「沙菲女士」甫到延安便引起了毛的注意，毛曾同她在湖上泛舟，可一問一答間讓毛索然無味，於是夢未開始便告結束。我曾對此胡思亂想過，否則，中國的當代史會不會是另一副樣子？
有人說她是「擁抱謊言」（曾有以此為題的一本書），我卻以為，無論是少女的丁玲還是老太丁玲都未必一直是生活在謊言之中，這是一個被某種教義扭曲以至毀滅了的女性，世人認為的真理她以為是荒謬，世人認為是扭曲是異化她以為是脫胎換骨的改造。這樣的事情這樣的人物其實在我們周圍並非絕無僅有，他們的舉止言行不斷讓我們驚醒和清醒。
最後還有一句想說的是，黑暗過去，我們連半個索爾仁尼琴也沒有，而丁玲豈止十個八個？即此一端也就足以讓中國文藝界反省了。
想起了蕭軍
寫完丁玲，意猶未盡，因為想起了蕭軍。
1942年10月19日，在延安紀念魯迅逝世六周年大會上，蕭軍和丁玲發生了一次激烈衝突：蓋因蕭軍發言中為王實味鳴不平（此前的六月間批王時蕭已表示不滿），丁玲、周揚、劉白羽等便同蕭展開了一場持久的大辯論大批判，據說從晚8點直至凌晨2點。主持會議的吳玉章想緩和一下氣氛，打打圓場，說：蕭軍同志是我們黨的老朋友（按：他1938年3月從山西臨汾徒步月餘抵達延安），我們一定有什麼方式方法不對頭的地方，使蕭軍同志發這麼大的火。大家應該以團結為重……蕭軍聽了之後，氣消了不少，說：這樣吧，我先檢討檢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我的錯，行不行？你們也想一想是不是都對呢？
這時，一馬當先重燃戰火的正是丁玲，她針鋒相對她斬釘截鐵：「我們一點也沒錯，百分之百是你的錯。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你這個朋友是九牛一毛，有沒有都沒關係！」鋒芒不僅直指蕭軍而且帶進了吳玉章，而且儼然已經是黨代表、發言人，這話即使今日讀來也叫人不寒而慄。
下面的情節就不難想見了，蕭軍再次怒火沖天：既然如此，你儘管朋友遍天下，我這一毛也別附在你這牛身上了。從今以後，咱們就拉——蛋——倒！「他用手勢重重頓了三下，拂袖而去，大會也就不歡而散。
補充這個故事有助進一步理解丁玲。不過有一點後話不能不提，就是四十年後，蕭軍這一「毛」也完全皈依了「牛」，自由熱烈奔赴的性格蕩然無存，不由「後人復哀後人」也。
政黨倫理之精髓
讀到 「老同志」的一篇談話，中心是講政黨倫理的。覺得這個主題蠻新鮮，但似乎有點遠水不解近渴——現在迫在眉睫的是這個問題嗎？後來細細一想，還真是抓住了癥結。何謂倫理？倫，關係也；理，關係中需要遵守的準則也。現在，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關係」不大順，應該遵循的原則似乎又不大講究，也就是說有點亂。為什麼？
記得章士釗說過：「為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一個現代社會的政黨，自然要講求政黨倫理，這是作為現代政治形態的政黨政治的核心。那麼這個核心之「本」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寬容。也就是說，不是一方壓倒另一方的生死鬥爭，國與國如此，國家與集體亦如此，社會與個人亦如此，領導與群眾亦應如此。
如果往大處說，這還是個立國的根本觀念，即以槍桿子立國還是以仁義立國，以階級鬥爭立國還是以人性立國。這幾十年，我們走偏了，恐怕就偏在此吧，階級鬥爭的轟鳴讓百姓安靜喝口茶的功夫也幾乎沒有了，遑論其他！
請你回答：為什麼？
中央領導一次次問：為什麼我們缺少大師？社會一次次問：為什麼我們沒有諾貝爾獎？教師一次次問：為什麼我們的學生裏出不來天才？
其實答案是一樣的：我們缺少這樣的陽光土壤和甘露。
我們只能有凡人而不能有天才。天才的世界是沒有規矩的，他自己就是規矩。而我們處處是中規中矩的。道理嘛，老祖宗都已經說過了：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我們只要「方」和「圓」，所以我們只要規矩，於是也就難有天才。
可悲的是，我們在很多情況下喜歡的是蠢材，因為我們需要的是大一統的「規矩」，而「保持絕對一致」便不會有自由，而天才恰恰崇尚自由需要自由。天才與俯首聽命的奴才和蠢材相異且不相容：要麼是天才殺死奴才和蠢材，要麼是奴才和蠢材逼迫天才自殺——誰願意放棄自己主宰世界的權力呢？
還是不要天才的好，「穩定壓倒一切」，少一些大師又如何，沒有諾獎更奈我何？且看我這太平盛世何等威風，「真想再活五百年」哩！
賣黨證的悲喜劇
藍英年講的一個故事頗耐人尋味：1991年他訪問俄羅斯路過綏芬河時，見到俄國人在賣蘇聯共產黨黨證。他想買幾個作為蘇共解體的紀念，但終於「不忍心」。
後來他瞭解到，1991年8月，當很多人歡慶民主勝利時，許多俄國人非常「遠見卓識」，他們竟然靠賣黨證發了財，其中一個人乾脆從一個區黨委退休人員手裏用兩瓶伏特卡換來了六麻袋黨證。這位退休者還說了這麼一句：這是信仰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交出來的——他原來做的是無本買賣！還有些「收藏家」則把黨證按姓氏字母順序排列，整整齊齊地放在卡片箱裏，竟有卡片箱占了半間書房的。
故事情節一度發生戲劇性轉折：1993年9月，葉利欽與議會發生正面衝突尖銳搏鬥，人們覺得形勢或會逆轉，於是不少人紛紛去買回黨證，價格自然不菲。有人憑一買一賣竟然有了別墅和雪鐵龍轎車。
我常想，真實的歷史其實是比後現代作家的小說還精彩。
歷史的啟示
哈威爾之後的捷克總統叫克勞斯，他有一段話說得很「煞根」：「共產主義的生活經歷使我對缺乏自由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如果不是過度敏感的話。」 「我們成功地拋棄了共產主義，但是，中央集權的衝動依然存在。」他在這裏說的「集權的衝動」是指以群體的名義剝奪個人權利的做法，其最終結果必然是由「組織」繼續控制、規範社會經濟，這樣，市場經濟削弱了，而政府的權力則擴大了。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處處可以看到這種矛盾的衝突和發展，個別地方甚至擴大惡化到難以收拾的地步。從表層分析，大抵是基層官員處置不當，而在本質上則是我們一些執政者對民眾個體自由民主權利的不習慣、不尊重、不甘心，他們獨大慣了，專斷慣了，跋扈慣了，集權慣了，一句話，他們在專制制度下「自由」慣了，無法無天慣了，現在風光不再，他們豈能容忍？
這需要有個過程，無論是民眾還是執政者，對自由民主的認識和實踐都還在啟蒙的初級階段，雙方都需要學習需要思考，特別是制度和法律需要不斷完善，我們不能有憲法而沒有憲政，有法律而沒有法治。我們要在借鑒中學得更聰明，也要在反思中學得更智慧：看看歐美，他們以二、三百年的歷史向世人證明，自由民主最具人性最具現代文明，因而也就最富生命力；我們中國以一百年的歷史也向世人證明，反自由民主是反人性的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制度，它給民眾的是專制獨裁殘暴和恐怖。人類付出了多少鮮血和生命，在不斷的反復的比較選擇中，走到了今天，我們更是經歷了多少災難才開始走出「秦始皇」，我想，我們比哈威爾和克勞斯應該會有更深的體驗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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