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
张爱玲受姑姑的影响，与亲戚间一概不往来，却忠实地记得他们的故事，那些高墙大院的家族里，错综缠绕的情和仇。她最早的创作，取材于她的族人。晚年，更是一次一次地走回她的家族，回溯她“漫长得近乎永生的童年”。
在《对照记》和《小团圆》里，她都写到父亲饭后消食的习惯——绕室吟诵古书，滔滔地不歇气的样子，会觉得心痛。因为这满腹诗书在新的时代，毫无用处。
后来写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逐渐地得罪了全族，至少我们晓得，《花凋》里头，“酒精里泡着的孩尸”“自民国以后时间就没长进”的舅舅家，是极恼恨她的。
她分明是爱着弟弟的，为后母打弟弟，她流过何其多的眼泪。自己住到母亲家后，对着浴室里的美丽的母亲哭泣道：“要接他来，送他去学骑马⋯⋯”
在散文《私语》里她写道，她逃出家后，弟弟也不堪抽大烟的父亲和后母的凌虐，学着姐姐逃到母亲这里来了，“带着一双用报纸包的球鞋。”然而，母亲向弟弟解释，她负担不了两个孩子，于是弟弟依然回去父亲和后母的家，“他流着泪，带着他那双报纸包的球鞋。”——那种儿童的流落无依，格外地跃然纸上。我每次读到这个细节，都会油然地泪盈满眶。
然而，她记恨着儿时的一张水彩画，被人力透纸背地打了横杠——是弟弟干的；后来后母嫉妒她频频去探望生母，从中生事，宣扬她打了她，她得了忤逆犯上的罪名。再回到家，在弟弟抽屉里看见一封信，弟弟写着：“家姐事⋯⋯家门之玷”——他在学着经理人事，于是写了这么一份信，寄出与否不得而知。但张爱玲对此事，铭记在心，她被伤到了。《小团圆》里，她反反复复提及，反反复复地写。
她看着后母打弟弟，父亲也打，然而，这夫妇二人抽鸦片时，弟弟如一只偎炕的小猫，神情心满意足。这样的情景，一如她看着弟弟挨打，那样令她心灵震颤，那种“一定要报仇”的心意，也渐渐成了个笑话。弟弟是个没有心性的混沌人物，他软弱，得过且过，随遇而安，而且好脾气得不得了，而张爱玲的性情，最是狠毒、决绝的。再大一点，弟弟渐渐地偏向后母了，凡事替后母说话，认为“二叔糊涂，娘是好的”。在姐姐这里，他的无智混沌，简直是无可救药的了。到末了，她对他连同情都没有了。他每每开口讲话，踌躇滿志地计划“去做套西装穿穿，再去找个事做做”——九莉就蹙眉强笑着道：“你不要再说了呀。”
后来，张爱玲在英文小说《易经》里，迳直把这个角色写成早夭了。他的生命在她看来，实在是没价值的。
后头看她弟弟张子静写的《我的姊姊张爱玲》，晚年接受记者采访，谈张爱玲小说里头的人物原型。他很忠厚，回忆起父亲、母亲、姐姐，一律都有温暖底色。他抱歉着自己这样平庸而寒苦的一生，实在是配不上那样才情飞扬的姐姐。然而，他以她为骄傲。
半个世纪后，张爱玲在美国与劫后余生的姑姑、弟弟通信，依然的，弟弟写信向她要钱，她则回信抱歉地说帮不上他——依然是一样的情节，礼节齐全的互相问候，伸手要钱，以及好声好气却斩钉截铁的回绝。这样的大家族的落魄子弟，改朝换代了，他们的故事依然有自己的脉络，寻常的情节。男人们个个都在伸手要钱，一辈子都在伸手要钱。张爱玲的精明，则和《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没什么两样，总之，要钱是没有的。论起烦难，她扳着指头也能诉苦诸多。
在《小团圆》里，她写她家的那些仆人们，那里还保存着一个有伦理的乡村社会，有帮扶有依靠的。夜晚的厨房，长年横七竖八地睡着人，总是有从安徽乡下来的仆人的亲族乡亲人等。有一回，奶妈的儿子来上海找个糊口的工作，每天晚上坐在灶门口，由奶妈将残羹剩饭热了来吃，夜里则睡在厨房地板上，如此，也是住了半年。
这样的细节，想来是刺激她的。这些穷苦的乡下人，还是有着最本质的舔犊之情、乡情伦理；而这些做主人的，饱读经纶，脑子里都是西来文明最表面的那一套冷酷的东西，钱攥得紧紧的，儿女亲情都是累赘，为了钱，兄妹之间可以打官司；为了钱，可以被收买和背叛，直到彼此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而她的母亲，则是“五四精神”的最强有力的实践者，她看不上丈夫，于是与之仳离。抛下儿女，过了自在潇洒的一生，老死于异国他乡。
然而，纵观她们的际遇，没有了大家庭的背景，她们每个人，犹如风中之烛，那样的燃烧和自保，都是微弱而辛酸的。
姑姑从前喜欢这个弟弟，出门时常常和弟弟开玩笑，商量道，“把你的眼睫毛借给我一晚上好不好？”因为弟弟生得好看。
到了晚年张子静的笔下，他和姑姑虽然同住上海，却已经是半世未见，姑姑再婚和离世的消息，他都是从报上得知的。
“不过姑姑对我始终有不同的看法，比较冷淡。她认为我一直在父亲和后母的照管下生活，受他们的影响较深，和她及我姐姐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因此对我保持着一定的警惕和距离。
“她们还住在爱丁顿公寓时，一次我去看姐姐，两人说话的时间长了些，不觉将近吃晚饭的时分。我姑姑对我说：‘不留你吃饭了，你如果要在这里吃饭，一定要和我们先讲好，吃多少米的饭，吃哪些菜，我们才能准备好。像现在这样没有准备就不能留你吃饭。’我只好匆匆告辞。”
对此，张爱玲在《小团圆》当中这样替姑姑的冷口冷面的狠心做解释：“他小时候有一次病重，是楚娣连日熬夜，隔两个钟头数几滴药水给他吃。九莉也是听她自己说的。但是她这些年来硬起心肠自卫惯了，不然就都靠上来了。”——舔犊之情从前是天然都有的，只是世态炎凉，一层层灰一层层沙搀下来，积累得久了。那点真心都埋没了。
张爱玲离开上海，约好和姑姑互不通信。她们都是洞察时事的人，唯有张子静，混沌地奔走谋生，父亲花光了所有的钱，装聋作哑从来不提给他娶亲结婚这桩人生大事，张子静在扬州等地谋生，后来又在上海远郊的中学里教书，终其一生孤单一人。
在张子静的回忆里，他重复地写到张爱玲去国离乡带给他的伤心：“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浦东乡下教书。那时大家都忙着政治学习，我也较少回上海市区，和她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那年八月间，我好不容易回了一次市区，急急忙忙到卡尔登公寓找她。姑姑开了门，一见是我就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把门关上。
“我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都是穿人民装的人。我记起有一次她说这衣服太呆板，她是绝不穿的。或许因为这样，她走了。走到一个她追寻的远方，此生再没回来。”@#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李婧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