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 上大学
山大,是国立大学,免学杂费,对我们这些穷丘八真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我们几个同学计划成立一个夜校,为中学生和在职的工人、职员,补习数学、物理、打字等课程,也是为了我们的生活费筹集资金。
下课后,我们三三两两提着油印的招生广告和浆糊桶,分头去贴在市内几条主要大街的墙上、电线杆上。当时正是期末考试前的紧要关头,报名的人络绎不绝。我的数、理、化一向不及格,不能去误人子弟,于是我当上了小提琴的教师。说真的,我也就是在南开、铭贤自学了几年,为了生计,也就只好滥竽充数了。
夜校办得很红火兴旺,我的提琴学生对我的教学法很满意,因为我不是科班出身,深知业余学琴者们的苦恼和问题,我不会让学生按部就班,学院式地,拉空弦、音阶,学了半天还不会拉一首简单的乐曲。
我是采取自己的速成法,稍稍识了一些谱,就练一些简单的乐曲,如平安夜、催眠曲、长城谣等。学生们学了不到一两个月,就能在同学们或家人面前表演,都感到无比的兴奋,报名上我的提琴课的学生有时竟超过了数、理、化的学生。
和在南开、铭贤一样,我对功课、农科也是毫无兴趣,整天在实验室解剖小麦、稻谷,有时还得到农田里去区别各种幼苗的品种,我在农学院待了三年半,结果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清。
可是在这三年半里,我的小提琴技术却提高了不少。我的进步,得益于我认识了音乐家赵民礼夫妇。
民礼原来在香港,受抗日战争的鼓舞和影响,和另一位热爱音乐的朋友辗转跋涉千里,到了重庆,进了“青木关音乐学院”并认识了丁婉圣,以后他又加入到“中华交响乐团”。他的音乐知识丰富,才能全面,不但会弹钢琴,弦乐器中,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样样精通,还能作曲,配器和指挥。可以说是音乐的全才了。
我们成立了一个业余音乐爱好者的团体取名为“幻想音乐团”,这个乐团里有学生、职员、工程师、洋琴鬼(音乐茶座的乐师)、牧师、教徒、德国神父和国民党的海军军官。 每周一次在肥城路三号二楼赵家进行音乐排练。
我们演奏了莫扎特的小夜曲、贝多芬的小步舞曲、四重奏、奏鸣曲和交响曲等,还在市民礼堂开过音乐会。
我们的乐队只有赵民礼一个大提琴,低音部的音量太单薄。我给我在上海的大姐写信,请她为我买一个国产的大提琴。我大姐知道我是个音乐迷,她居然不惜血本给我买了一个九十美元的舶来品大提琴。
在1946年,九十美元就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了。为了感谢大姐的深情厚意和我们乐队的需要,我不分昼夜的练习,竟然练会了好几首乐曲。
我们乐队的小提琴首席,是来自德国被希特勒迫害的犹太音乐家,是德国“莱比锡交响乐团”的副首席。他的音乐修养很深,琴艺高超。他白天教学生,晚间和他的大提琴和钢琴朋友,一起在音乐茶座演奏三重奏。
我曾狠一次心,买了一张昂贵的音乐茶座票,特地去听他们的演奏。有次我们开完音乐会,准备回学校,我正在收拾乐器,那位首席递给了我一张小条,上面写着他的地址,他诚恳地邀请我到他家喝咖啡。我受宠若惊,当然一口答应。能够认识这位音乐造诣很深的小提琴家和其他两位音乐家,我可以经常向他们学习和请教了。
几天后,我准时赴约,几杯咖啡下肚,又聊了会儿,音乐家将乐谱拿出来,摊在谱架上,要我一起和他们演奏三重奏。我傻眼了,脸红到脖子根,我不得不老实地告诉他们,我不认识大提琴谱。
他非常惊讶地说:“UNBELIEVABLE(难以置信)!你那么多的乐曲包括交响乐都演奏下来了,怎么可能不识谱?”
我说我是连背带看简谱。西方音乐家是用五线谱,他们根本没见过什么12345的简谱,我解释了半天,他们还是一头雾水,连连摇头,不识五线谱居然有另一种办法能将乐曲演奏下来。
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合作伙伴大提琴乐师病了,他们已歇业几天了,急于要找一位大提琴替手,万万没想到却找到了我这个冒牌货。唉,真不好意思,白喝了人家几杯咖啡。
1949年前夕,内战如火如荼,青岛外围大部被解放军占领,青岛市兵临城下,市内一片混乱,有外地逃来的难民,有卷款乘飞机潜逃的国民党高官,有丢盔卸甲争先恐后抢着登上军舰的国民党士兵。
我们山东大学也是一片混乱,当时三青团大批抓捕亲共的人。我的医学院同学周为民,是一个书虫,从不问政治,但也列入黑名单,被捕入狱。
我们多方奔走,也托了德高望重的周教授,向有关方面疏通,说肯定是抓错了人。但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刻,错了就错了,谁会坐下来审核,然后放人?我们只好去监狱探视,给他送些东西。后来才听说是三青团的一个头头,把周错抓关进了牢房。
当时人心惶惶,国民党政府已自顾不暇,靠不住了。我们对共产党也心存疑虑。听外地逃来的人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无恶不作。每个人的心都七上八下,好似等待末日的来临。
没有学上了,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几乎每天都去同学杨真家,一来是他家有宽敞的房屋和院子,有什么动静可以住在他家,二来同学在一起,互通消息,有什么紧急的事好商量。
战事愈来愈紧,晚餐时大家都无心吃饭,议论著共产党来了我们学生该怎么办?给我们做饭和上菜的女佣王嫂听着我们的议论,她的神色也显得异常和慌乱,有时竟将一盘还没做好的生菜端了上来,我们很晚才从杨家返回学校。
第二天一早,天曚曚亮,还下着大雪,我想去告诉杨真,听人说郊区已能听到枪炮声,共产党的军队在这一两天内就可能进城了。当我进入杨家的大院时,远远地看见树上挂着一个黑色长长的东西,我还以为是因刮风什么黑纸或黑布挂在了树上了。当我走近一看,吓了我一大跳,是一个人吊在树上!穿着新的棉袄,棉鞋,脸上还抹上白粉胭脂,这不是王嫂吗?我摸了摸她的脚,已僵硬了。
我三步并着两步,急忙叫醒杨家所有人,大家慌成一团,有的吓得直哆嗦,有的说报警,有的说去请邻居来帮忙抱下来。正好这时周为民也来了,他是学医的,经常解剖尸体,他说先赶紧抱下来,看看是否还有救?我在缅甸战场曾抬过好多尸体,一点也不害怕。
我抱着王嫂的身体,周为民用刀砍断挂在树上的绳子,王嫂连我一起倒在了雪地上。周为民摸了摸她的脉搏,翻开她的眼睛,连连摇头说:不行了,时间太久了。
后来在她的卧房里发现桌上有白酒、花生、蚕豆、化妆品,还留有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斜斜写了几行字,看来是写给她丈夫的,大意是某某我对不起你,我没有给你打一个招呼就从家乡跑出来了云云。
我们分析大概夫妻之间有什么不和,她独自离家出走,他丈夫是共产党的军人,听说共产党的军队见人就杀,害怕她丈夫也来杀她,选择了自尽,一场悲剧就这样收场了,给我们这些活着的人留下一片抹不去的阴影。@(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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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