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谋》 第十一章:大清洗精英凋零

丁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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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七年落网的右派分子,几乎全是中国知识界的精华和共产党中的知识份子干部,一一列举不可能。除了前已引述其言论的那些人之外,不妨再多举若干事例。

二次大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战犯。由于部分盟国法官反对使用死刑,代表中国出席法庭的法官梅汝(王敖)与助手商议,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九一八事件”策划者土肥原贤二、南京大屠杀首恶松井石根等七名战犯的绞刑案不能通过,他将跳海以明志。而后他日夜在各国法官中游说,终于使该案以六票对五票之微弱多数得以通过,为中国人民报了仇、雪了耻。一个月后,国民党政府任命他为政务委员兼司法部长。由于他对政府收集日军侵华暴行证据不力不满,此时公开声明拒绝到任,并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表明其政治立场。他在一九四九年底化装登上英籍货轮,在台湾海峡混过国民党的检查到了北京。到北京第三天,周恩来便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成立大会上把他介绍给大家说:“他为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国家争了光。全国的人民都应该感谢他。”由身兼外交部长的总理周恩来任命,他成了外交部的顾问。

整风中,梅汝(王敖)在外交部老专家的座谈会上提出:党领导一切不等于包办一切,党的领导和行政管理应当分开。党应当给人民代表大会以实权。他又认为奉苏联为神明,把苏联专家的话当作金科玉律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为此,他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也许人们会奇怪,周恩来哪里去了?此时他虽已将外交部长职位交付陈毅,总还应当记着这位梅大法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梅提的意见太致命了。党政分家,给人大以实权,这等于要架空党主席毛泽东,如同在毛的肋骨剌了一戟。党政分家,给人大以实权,这等于要架空党主席毛泽东,如同在毛的肋窝剌了一戟。党政若分家,权力自然应转到国务院;若周救梅氏,便有支持他向党主席争权的嫌疑,破坏他忠于毛的形象,所以周虽爱才,也只好忍痛看着他中箭落马。

尽管不能使梅大法官免于戴帽,周恩来仍在暗暗相助。梅法官既未被报纸点名批判,也未被调离外交部下放劳动。他甚至连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也还保留着,直到一九五九年期满为止。而且,早在五八年夏天,陈毅部长就把他和另几位专家请去吃饭,并且声明:“我工作忙,忘了请你们来叙一叙,是周总理特意让我请大家来叙叙的。”(注1:《了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七期第四十六页。)以后,梅氏拿起笔,开始撰写长篇书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可惜文革一来,他又成为斗争对象,终于扔下未完成的文稿含恨逝去。

党政分家这一条致命的意见,也是贵为浙江省长的中共高干沙文汉被打成右派的原因。沙氏提出省委指挥地委,地委指挥县委,这一条线指挥下去,省政府这一行政系统就成为多余的了。作为省长,他自然主张由政府系统来指挥,于是他就得到了一个“反对党对政权的领导”的罪名。

沙文汉同副省长杨思一一起被开除出党。开除他们的省党代会决议是这样说的:他们“都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知识份子,……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他们终于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社会历史根源”。

后来,周恩来陪外宾到杭州,游灵隐寺时发现“大雄宝殿”巨匾上的“沙文若题”四个字不见了,询问左右,方知下级干部弄不清沙文若,只道沙省长是个右派,便把“右派的名字”铲去了。周命人补上铲去的字,救了哥哥沙文若的匾,却没有能救弟弟沙文汉的政治生命。

沙文汉早在一九二五年即加入中共,是党内少数几个高级知识份子之一。按中共一贯的做法,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送去劳改的,但他也被打成右派的妻子陈修良却只是中共浙江省委的代理宣传部长,级别不够,无缘沐浴党的恩泽,立即被强制送到农村去了。沙的岳母从二十年代起就为中共的革命奋斗,她的家长期作为中共地下活动的据点,救过许多共产党人士。中共上海局机关就设立在她家中。中共执政后她搬至杭州,与女儿、女婿同住。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闻说女儿、女婿双双被中共判作敌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家。沙文汉则于埋头写了一部《中国奴隶社会之探讨》后郁郁死去。(注2:见《人物》一九七八年第四期《沙氏五兄弟》及《人物》一九八三年第一期陈修良的文章。)

国民党败退前夕,名画家刘海粟因子女大都在海外,曾考虑出走。周恩来闻讯,托人带口信给他:“我们了解刘先生,请他放心吧,新中国需要这样的人才。”于是刘改变主意,留了下来。刘当上右派后,周只是让人转告刘要多保重,并聊以解嘲地说:“少一点社会活动,更可集中精力作画和研究。”(注3:《了望》一九八五年第二十五期第十八页。)可能受周暗中保护之赐,刘是少数未被赶 下乡或劳改受皮肉之苦的右派分子之一。

现在四十岁以下的中国人只知道北京有个名相声演员候宝林,不知道天津还有个造询不相上下的马三立。一九五五年,马进京给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表演相声,周恩来十分称赞。五六年毛泽东到天津,亲自去看了马的演出,还对他说:“过去只能在广播里听你的相声,没见过面。”大有相见恨晚之慨。要是马永远只讲些同政治沾不上边的笑话,自然不会惹祸。可是他演了名为《开会迷》的相声,讽刺专以开会为职业的干部。由于干部几乎是“共产党”的同义词,他便被扣上“反党”的帽子,从此被剥夺了登台的权利,一下子沉默了二十多年。(注4: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开会迷》的创作者何迟,多才多艺,是共产党里不可多得的人才。早在一九三九年从延安到日本占领区的长途行军中他就说过相声。中共进城后按贡献排座位,要给他个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当,他却不感兴趣,只有志于写相声。从五十年代至今一直脍炙人口的相声《买猴儿》,便是他的作品。通过马三立的表演,一个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不负责任的“马大哈”成为中国家喻户哓、老幼皆知的艺术形象。但是,这个把笑声带给人民的作家却被指为“为小市民服务”,“反对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被打成右派,撤去天津戏曲学校校长之职。被折磨多年后,他终于全身瘫痪,永远不能再走到“小市民”中间去了。(注5:《人物》一九八五年第三期,金仲民《百折不挠的人--记作家何迟》。)唯有他创造的那个“马大哈”将持久地、形象鲜明地活在人民中间。

全国发行的《戏剧报》批判何迟时,给他冠上一顶“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的帽子。(注6:《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二十四期第三十六页。)这种帽子并不是新做的,早在十五年前王实味就戴过这帽子了。九年后毛泽东发动文革,这种帽子更是派发了百万顶以上。说“延安整风”、“反右”、“文革”三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帽子便是一个物证。

国民党政府一九三六年曾逮捕了七位抨击当局不抗日的民主救国知名人士,后经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为首的各方人士的抗议,国际上爱因斯坦、杜威等学者的吁请,蒋介石终于在“七七事变”后放了人。身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是清华大学学生中的一员闯将,曾先后两次被当局逮捕。他一九二五年赴美,得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于一九三○年归来。他由美国回国后一直是共产党的战友。

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中立协定”,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州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注7: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七年第六期第一○九页。)王造时愤而起草了一封信给“斯大林先生”,签名的有另外几位“君子”及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刘清扬等。信中声明,该条约“显然妨害我国领土与行政的完整,我们不能不表示莫大的遗憾”,并要求斯大林说明,“(一)尊重所谓‘满州国’是否事实上包含承认满洲伪国?(二)所谓‘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否与一九二四年中苏协定内‘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的规定发生抵触?”(注8:同注7。)

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员,这样王造时当然就得罪了中共。

“新中国”成立后,在世的其他四位“君子”都获得优待,唯独他坐冷板凳,所以鸣放时他的话就比较多:“今天的官僚主义,不是个别的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着;不是刚刚萌芽,而是发展到了相当恶劣的程度。一般来说,越往下层,越是专横,违法乱纪的事情也越多。……今天我们可以摸出这么一个鸣放情况的规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鸣放……越到乡村,越不敢鸣放;也就是说,哪里最沉寂没有声音,哪里的官僚主义就可能最弥漫。”(注9:见一九五七年七月出版《提高警惕,粉碎右派阴谋》一书第七十四至七十五页。)

王造时主张发动城乡人民一起鸣放,显然是唯恐天下不乱,所以共产党将他定成了大右派分子。围剿右派时,当局将他的老底也揭了出来:一是抗战时“与蒋经国勾结在一起”在江西办《前方日报》,二是他写的那封“致斯大林大元帅的一封公开信”,是呈蒋介石转发报纸的。这样,他便成了“历史反动”的敌人。

王同时还有一条“现行”的罪名:企图恢复“救国会”。“救国会”成立于民族存亡之秋,建国以后倒也不一定要继续存在,它解散时毛泽东正在苏联。一九五○年二月毛回到北京,表示:“救国会是进步团体,不应当解散。”(注10:《人物》一九八三年第六期。)大约是在毛表态之后,王到北京,周恩来将他请到中南海长谈,告以救国会可恢复。王对此建议动过心,但由于其他几位“君子”如沈钧儒、史良等已坐上共产党设置的高位,对此不表兴趣,王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反右中王为此披批判,毛、周不能不知道,但禁立新党是中共的既定方针,现存的尾巴党可以分一杯羹,有独立政见的则断不能容其存在。毛、周当初主张恢复救国会是为了在民主橱窗中添一只花瓶,而今王造时流露出与共产党不同的政见,当然不能再让他搞。两人都装聋作哑,任由上海的党组织对王施以迫害。

其实王造时对于共产党将自己打倒在地的根本原因看得很清楚。当了右派之后,他曾对友人说过:“我们的致命伤就是民主自由和法制的思想。”只要读一段他当时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的鸣放发言就知道,他说得一点不差:“这次鸣放揭灵了许多矛盾……为了我们这个运动不流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为了这次鸣放和整风的成果可以联系起来,巩固下去,我认为我们心目中应该有这么一个制定,形成为公共遵守的行动规范,并且靠法定的机关来具体执行。因此,我们今天要扩大民主,就必须健全法治。”(注11:《民主与法制》一九八一年第八期第十五页。)

而当年同为“君子”的史良,思想就截然不同了。她在一届四次人大会议(一九五七年六至七月)上发言抨击右派道:“右派分子说我们是‘无法无天’,是‘重人治而轻法治’,说我国法治不及‘美国法治认真’。原来他们所要的法治同我们所要的法治不一样,他们要的是美国式的法治。”史良被中共封为“民主人士”的代表,自然也是代表中共发言,由此可知王造时是注定要被共产党打入地狱了。

文革后不久,王以“组织反革命集团”、“意图颠覆政府”的罪名被捕下狱,而这个集团一共只有两个人。当年他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呆了八个多月,还翻译了一本名著《国家的理论和实际》,可是在新中国的监狱里他却没有那么幸运。当年亲去苏州监狱看望七君子的宋庆龄还健在,而且与狱中的王造时同处一市(上海),可是她默不作声,再也没有当年对审判七君子的法院院长说“今日特地自请入狱”的气概了。如今共产党封锁新闻,中国人都不知道有一位当年的“君子”又入了狱。在牢狱中,人们不知道他就是当年的“王君子”、“王教授”、“王律师”,他只有一个狱号“一四一六”。

王是“未决犯”,家属不得探监。受此折磨,几年后他的精神已不正常,监狱当局任他便溺满身,不医不疗;直到一九七一年八月初,眼看他不行了,才将他送往医院。他入院时没有姓名,只有囚号,外加双手铐著一副手铐。医生被告知“不许多问,只管抢救”。第二天周恩来闻讯,通知尽力抢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王不断地喊“毛主席救救我”,“毛主席万岁”,可是毛主席听不见,不会去救他。他终于断了气。(注12:同注11,第十六页。)

王造时是罗隆基的清华同班同学,也是留美学生的先辈。这里不妨再举几位留美归国的科学家、专家的遭遇。

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病虫药械制造厂,制成中国第一架商用喷雾器及第一批商品农药的昆虫学家吴福桢,戴上右派帽子后被下放到宁夏。

三年就拿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位的化学博士余宝笙,曾获科学家荣誉学会授予金钥匙一把。芦沟桥事变爆发,她立即回到烽火连天的祖国。这样的爱国者也落了网。(注13: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由美归国后任协和医院高级护校校长,并出任医院护理部第一任华人领导人的聂毓禅,一九四六年当选为中国护士学会理事长。解放后,她任解放军总医院的挂名副院长,鸣放时只就护理工作对医院领导提了些意见,就被医院的实权派揪了出来,连同“美帝在旧协和的代理人”的老账一起算,戴上帽子送到安徽一家医院劳动改造去了。(注14:一九八六年八月三日《人民日报》。)

这些都是中共执政之前回国的学者,人们也许觉得他们政治立场不明,或许真是反共份子,所以不妨再举些中共上台后归来的科学家的例子(他们如反共,就投奔台湾去了)。

吉林大学物理系主任余瑞璜,一九五○年归国后曾协助改进苏制雷达,为朝鲜战争立过功。由于吉林大学要受中共长春市委管辖,他批评长春市委书记不懂办高等教育,便被省委书记吴德亲自定为“极右份子”。

一九五一年秋归来的女作家冰心,虽替费孝通修改过那篇杂文《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却获宽大,只落个“右倾”,可是她丈夫,名学者吴文藻以及儿子、弟弟却都当上右派分子。

与冰心差不多同时归国的另一批二十多名留美学生,有七名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一对年轻知识份子,两人均在美国长大,双方父母兄弟都在美国,他们却在中共感召下回国服务。丈夫张某被打成右派后,旋被送往上海附近的农村改造。他理想破灭,伤心绝望,终于自杀,死时还不到三十岁。(注15:《中国之春》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飞蛾扑火--五十年代归国留学生的命运》。)

五十年代初,绵延几十年的战乱结束,中国万象更新,回归祖国的热潮在海外曾经激发了无数人的爱国心。留美中国学生大多希望回国。当时由于中国成为“共产党国家”,美国一方面许可中国学生调整身份,获永久居留,另一方面只许可一定数目的学生与朝鲜战争中的美军俘虏交换,返回中国。两千多名填表登记的学生中,仅六百多名得到了“交换战俘名额”。

“那六百多获准回国名单发表出来,榜上有名的便不胜雀跃,那千多位榜上无名的,当年又懊丧何似?”一位当时未获准离美的学生三十多年后这样回忆道,“命运多是和人开玩笑的,当年回去的六百多位同学,又有多少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又有多少在文革时横遭折磨?那几千位留下来的,今天是否会深庆自己是‘漏网之鱼’?”(注16:《海南风》一九八九年第四期第六十三页。)

六百多人中有多少成了右派实难统计,但既然比这批人早一阵回去的二十多名超过四分之一成了右派,那六百余人中被扣上帽子的大约会在百人以上。
    
不仅美国回去的,凡海外归来的都首先是抓右派的目标。

在香港执教的歌唱家黄源尹,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新中国虽穷,但是共产党将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新社会。他鼓励学生不要在香港“为资产阶级卖命”,并带领他们跨进了祖国大门。这个满腔热血的知识份子同他的学生一并中了毛泽东的“阳谋”,被押送到青海这个历代流放之地去了。

五十年代初才自香港回国的电影导演白沉,一九五六年刚获得文化部的优秀影片状,此时也入了“另册”,成为安徽劳改农场的一名犯人。

新加坡华人作家韩萌,一九五一年被香港当局驱押出境,回到大陆。初被怀疑是问谍,继而与“胡风份子”为伍,这次自然也躲不过厄运。

医生陈惠康,一九五二年辗转自台湾归来,在上海行医,仅因直言批评上级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也被扣上帽子,押往农场“劳动改造”,一去就是十六年。另一位中共建国初期自香港回归的医生的命运比陈好一些,因能操手术刀,革命需要他继续他当医生,总算未被赶去劳改,不过工资却被减了一半,当了二十年贱民。

其实,这些只是散见于报章、随手拾来的例子。这些人都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他们既普通又不普通,只是生在那个大时代,希望对中国有所贡献,却不幸被毛泽东之流的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以至演出了一幕幕凄惨苍凉的人生悲剧。

一百万人的名单是列不完的,但是不该被遗忘的人太多了。

艾青被智利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者聂鲁达(PabloNeruda)称为“中国诗坛泰斗”、“我的终生朋友”。一九五七年聂二度访华,艾青远赴昆明迎接,并一路陪同他游览到北京。到北京后,艾突然被无情批判,成为右派。他被揭发出来的右派言论有:“党内没有民主”,“没有温暖”;总是“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聂鲁达含泪离开了中国。

艾青的诗自然也成了批判的目标。他的《在智利的海岬上》被《诗刊》杂志批判为“贩卖资产阶级的晦涩、朦胧的颓废派”;一句并不晦涩的“我们的世界/好像很大/其实很小”被解释成“他觉得社会主义制度不自由,活动天地很小”。这样他自然逃不脱被送劳改营厄运了。二十多年后艾青获平反,但此时聂鲁达已离开了人世。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也认为“党内黑暗很多”,“现在党内的生活不民主,什么都是圈定的”。至于艺术见解,他主张“师造化不师古人”。该院副院长徐燕荪主张“师古人不师造化”,两派对垒,各不相让。但一经大鸣大放,双方均成了“反党集团”,两支人马个个成为右派。美术史一级教授王逊便是其中之一。(教授分为一、二、三级,一级最高。一级教授落网的不少,北京大学历史系向达便是一例。)可叹江丰作为中共党内地位最高的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反右前几年曾将画家林风眠圈进“反革命集团”,到反右时自己也入了另册。

《人民画报》副主编胡考诗书画俱佳。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他加入上海抗战漫画宣传队旅行,于当年底到达中共的根据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教学。后来他参加中共在华东部队新四军,一九四三年入党。他与画报的另一位副主编丁聪均是右派。

刚于一九五六年为国家创办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画家庞薰琴,正日夜为这个中国第一所工艺美术学院操劳,竟也罹祸,原因是向文化部提出要“民主办校”,主张设立校务委员会决定学校大政方针,委员由教授、职工、共产党、民主党派、工会、青年团各方面选举产生。由于将共产党降为各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庞氏自然成了反党份子。

庞曾在五月十二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题为《跟着党走,真理总会见太阳》的文章,批评矛头直指其学院上级主管中央手工业管理局(把工艺美术当作“手工业”,本身便是荒唐事)。该局局长召集全校讲师、教授开会,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代表党”。庞批评的正是这位局长。庞认为局长代表不了党可不行,党愿意让他代表,而他也就代表党给庞扣上了一顶帽子。

当年中共进城执政之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到庞的画室,一边欣赏他的画,一边表达请他去美国执教的意思,但他婉言谢绝,留在祖国。中共尚未打进上海之时,他已经在暗地里将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绘制好,中共队伍一开进上海就在最热闹的游乐场所“大世界”外挂了出来。如今中共脸一翻,就将这位名画家打成了敌人。

尽管院长职务被撤,妻子自杀身死,庞并未在逆境中消沉下去。他竭其心血完成了一部巨著《中国历代装饰画研究》,开拓了一个从来无人问津的研究领域。(注17:《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第一七五至一七八页。)

木刻家麦杆,抗战时参加过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战后于一九四六年在上海举办过“抗战八年木刻展”,其中的《南京万人塚》、《富士山之会》(日译名《南京屠杀》、《终战时之日本》)曾送日本展出。日本出版的一本《中国现代木刻选》,三百件作品中有二十三幅是他的。他成为右派后,整整二十年没有一件作品问世。(注18: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另一位木刻家石可,青鸟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中共执政后成立的工艺美术出版社刊印出版的第一部画册就是他的,亦是右派。

沈阳美术学院副教授李浴,反右前一年出版了《中国美术史纲》,之后出版社又登门要出他的《西方美术史纲》。他也戴着右派帽子被赶离了学院(一九六一年回校)。

名学者张伯驹和金石书法家邓散木主持中国书法研究社,不可能用毛笔去对付中共的枪杆子,这应是个常识。然而该社被中共定为“反党组织”,两人都成了右派。

邓散木是位爱国者,一九三八年他曾举办一次作品展,将所得数千元全部捐献作了抗日经费。一九五五年,全国小学使用的统一标准课本就是由他书写的。由于批评中共乱抓右派是“压制鸣放,自造宗派”,他也被抓了。

由于张伯驹对中国文化的贡献,这里应当多写几笔。他是民国初年直隶总督张振安之子,擅诗词,工书画,更是古字画收藏大家。他平生财产悉用以搜罗古字画、文物。究其一生,收藏文物纯为防止国宝外流。中国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为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已有一千七百余年的历史,宋徽宗赵佶曾收藏、题签。一九三七年,张用四万大洋从道光皇帝曾孙溥心畬处买下后,日本人曾出价三十万收购,他断然拒绝。中国现存的最早的名画随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自故宫流失,为奸商用几两黄金购得。张一方面到政府奔走,下令禁止此画出境,一方面变卖房产,用二百四十两黄金将此画收购到手。他还曾用一百一十两金子购得宋范仲淹的手书《道服赞》,用数万大洋收得唐李白的《上阳台贴》等稀世国宝。一九四九年中共执政,国家安定,张即将其收藏的国宝悉数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将李白手书《上阳台帖》赠给了毛泽东(毛让中央办公厅写感谢信时附寄了一万元)。

这样一位爱国的学者为什么成为右派?因为□于中共执政对旧戏剧改造过分,张氏主张保存旧戏,另搞新剧,谓之“新旧并存”,反右中却成了“公开与党的戏曲政策对抗,妄想达到把戏曲事业引向脱离党的领导、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目的”。(注19:《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二十期第二十四页。)这时似乎没有人记得他捐赠文物的壮举了,也没有人记得一年之前文化部长沈雁冰给他的褒奖状了。

原中华书局图画部主任沈子丞应中共之请,辞去职务去建“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并长期担任该馆副馆长。可是中共也说他反党,给了他一顶右派帽子。

作家舒芜,才智过人,高中虽未读完而辍学,却于二十几岁就被大学请去讲授《中国近代思想史》、《墨子研究》等课目。他本是个“胡风份子”,因为“起义”、“揭发”有功而免于坐牢。他以为从此可以平安无事了,鸣放时又放胆抨击“用一篇批评可以判决一个作家的命运”的现状,甚至将矛头直指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必须奉为经典教义的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好像有了毛主席的《讲话》,一切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好像真理到这里已经完了。”(注20: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未》第二八七页。)这一次他得不到宽大处理了,戴上右派帽子后进了劳改营。

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吕班刚完成了一部《未完成的喜剧》,被审查者认为是“一部讽刺、诽谤新社会的毒箭”,在影片中“丑化党的领导干部”,“丑化共产党”(注21: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因而成了右派,尽管他是已有十五年党龄的老党员了。

中央群众艺术馆组织室主任赵越,因提议“艺术家治馆”、建立委员均由艺术家担任的“艺术委员会”作为该馆的决策机构,他以及馆内赞同他的意见的一批人便成了“右派小集团”。

音乐家刘雪庵,当时任北京艺术师范学院筹委会主任,因为批评中国音乐家协会“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教育部不懂业务”,又因建议成立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涉嫌向党夺权而被定为右派。他在国民党政府时期作的《空军之歌》、《海军之歌》、《战歌》,当然也都成了罪证。至于他的歌曲《何日君再来》等,虽然“使人腐化堕落”,但同政治上的反动相比,倒不那么重要了。

诗人陈梦家,中共建国后一直在考古研究所工作,几与文学绝缘,但受“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号的《诗刊》著文肯定二、三十年代的名诗人徐志摩,并建议重新出版他的诗集,便够了戴右派帽子的条件(因为徐志摩“反动”)。

云南撒尼族民间流传的叙事长诗《阿诗玛》,经由四位诗人、文学家合作整理,得以出版问世。四人中有三位成了右派。(注22:《李广田文集》第五卷,《李广田年谱》第五六五页。)

诗人王昌耀,一九五○年才十四岁就从家乡湖南参军,在文工队里拉二胡。在朝鲜战场上他受了重伤,被送回国。当时共产党号召青年建设大西北,他虽为残废军人,却也报名去了青海。反右时,他的诗集《花儿与少女》正要出版,但其中两首诗突然被认为“有毒”,诗集即被扼杀。当时他是青海省文联的专业作家,一气之下便向文联辞职。第二天,他的辞职书被附以“向党要挟,气焰嚣张”的评语,抄成大字报贴出,他本人则被定为右派,送到高原劳改去了。劳改中,因同《青海日报》的一位右派难友交谈,算是违规,被民兵五花大绑,送到湟源公安局。以后由于在大练钢铁中立了功,获得轻判,仅“劳动教养三年”。

四十年代编过《诗创造》杂志的诗人曹辛之,成了右派。在日本占领东北时抵制殖民主义文化,主编长春《文艺丛刊》的作家梁山丁,反右前是作协沈阳分会的负责人,也成了右派。

江苏青年作家高晓声、陆文夫、方之等认为文学不应只是赞歌;要写人,探索人生的道路,不应当写政策,写运动;又认为中共执政后搞的阶级斗争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他们打算搞个以“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为宗旨的民办刊物《探求者》,其中陆文夫、方之二人跑到上海去找老作家争取支持。巴金对中共的“百家争鸣”方针颇不信任。他不相信中共会给作家这个自由,便告以不可。巴金后来这样回忆道:“我了解他们,三十年代我们也曾这样想过,这样做过。这两位年轻人在创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负。我同情他们,但是我替他们担心,我觉得他们太单纯,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气候在变化,我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杂志’,放弃他们‘探求’的打算。”(注23:巴金《随想录》第二集第九页。)

陆、方二人受此教诲,立即打电报回去申明散伙,但为时已晚。过不了几天,风云突变,这些文学青年被一网打尽,定为“提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艺术主张的小集团”,全数扣上右派帽子送到乡下劳改去了。

年仅二十一岁,却已发表了近万字小说、散文的“神童”作家刘绍棠,几个月前还以为中国到了“文艺的璀璨季节”,现今自己被开除出党,连妻子也被“劝退”出党了。

诗人周良沛一九四九年时才十六岁,那时他拒绝随同亲戚去香港会见母亲,却参军南下,从江西一直走到云南大理。他创作了不少诗歌,反右时他正忙于校对自己的第一本诗集的清样,突被通知说他是“右派”,第二天即去农场改造。他的诗集被拆版,军籍被开除,劳改、坐牢,腿被打坏,成了残废人。直到二十年后中美建交,他在美国的父母终于寻到他时,他还是云南省公安厅属下一个农场里“接受改造”的右派分子。

十六岁时就在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的影响下,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的《北京日报》女记者张沪,因为提了条“五一劳动节搞大规模游行实属劳民伤财”的意见,又在办公室写过“大老倌坐小汽车,小老倌坐大汽车,没车坐的吃灰”的几句打油诗,也成了右派。(注24:见从维熙《走向混沌》。)

年轻的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生邵柏林是位邮票设计家。他设计了一枚名为《天安门》的邮票,画了太阳从云彩后面升起的情景,被说成“故意把天安门上空搞得乌云滚滚”,戴帽后下乡劳改。(注25: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说到青年人,实在应当再举几个热血青年的例子。

一九五五年串联了十几名青年人,写血书递给市长陈毅,要去边疆开荒的上海青年陈家楼,终于如愿组织了一支上海青年垦荒队,到江西鄱阳湖畔创业办农场。他们刚去那里时,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还曾特地去看望过他们。反右了,因为曾经批评过乡政府挪用垦荒队的资金,陈被定为右派,开除党籍,由一名垦荒队领导人沦为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对象。

一个父母、妻子都在杭州西子湖畔的大学生张惠欣,为了参加大西北建设,在毕业工作志愿表里一连填上三个“西北”,毅然到甘肃当了一名在山里找矿的地质队员。为了找矿,他曾几次差一点丢掉性命。这个热血青年,抱着为祖国献身的信念,告别西湖的山光水色,别离年轻的妻子,来到西北,本欲大干一番事业,谁知却成了强制劳改的右派。(注26:一九八六年七月八日《经济日报》。)

几年前,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华侨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了广东西部最穷的德庆、封开两县。在那没有什么知识份子的地方,他们就是文化人了。德庆县七十余名右派,华侨青年就占了二十六名,超过三分之一。“(华)侨青(年)篮球队”成了反动组织,队员几乎全成右派。(注27:香港《争鸣》月刊一九八七年第六期第六十八至六十九页。)

在香港颇有家产的青年学生陈植森,一九五○年拒绝家人要其出国留学的安排,投笔从戎,回国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五七年时他已是空军部队的一名军官。成右派后,被开除军籍、送劳改农场。

江苏南通人、中国最后一名状元张謇,是中国早期工商业的主要代表人物,直到一九五○年他的家族仍为中国少有的大富人家。他的孙子大学毕业,毫不留恋富庶的家庭,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只身赴东北遥远的边城佳木斯去参加建设。但是,右派帽子也扣到了这个热血青年的头上。

混血青年李铭义,父亲原为法国驻东三省的总领事,与李的华人生母回法国后,李留在国内长大。一九五三年大学毕业,他利用父亲在哈尔滨留下四十几间房子开办了一所成人补习学校,自任校长,兼教外语、文学。当学校发展到两千人时,他把整个学校全部财物、房产捐给国家,自己到北京又办了一所补习学校。但是正当他要再次施展其抱负时,他当上了右派,整所学校财物又归了公。这次不是出于他捐献,而是被当局无偿没收。他本人则被批斗,并被强制去当没有收入的街道清洁工,全家六口仅靠妻子的几十元月薪过了二十年难以糊口的赤贫生活。

差不多所有肃反时无端被整而在鸣放中表示了不满的人,全成了右派。譬如上海复旦大学学生施昌东,肃反期间刚在《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篇论文,受到学界注意。谁知道正在《文汇报》记者探访他时,一辆囚车开到学校,将他铐走了。一年后,他被释放,说是抓错了。鸣放时,他在会上说:“我是把党认作父亲的,即使对我有错怪,打了我一顿,也都改不了我的赤心!我相信父亲会汲取教训的。”把党认作父亲可以,要党汲取教训却不行。党宣布他“反党”,他就成为右派了。(注28:萧岗《癌扩散之后……》,上海《文汇》月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数学系青年教师朱梧贾在肃反中被“审查”过,鸣放时去问其导师徐理治教授是否可就此向党提意见。教授说:“现在还有谁敢压制批评?”支持朱去鸣放。结果一对师生全成了右派。徐教授被宽大,工资只被减掉一半;而朱却被开除,送回了江苏宜兴老家。

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今吉林工业大学)也有一对师生右派。青年教师郭作扬给从德国归来的徐教授作助教,因徐教授是“大右派”,郭也就成了“小右派”。郭不服罪,被认为是抗拒运动,送入狱中。入狱前,党组织告诉他:“这是党给你一个更好的改造自己的条件。”于是他先后在七个监狱和劳改队里改造了二十一年,出狱时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

哈尔滨大学的高材生刘晨辉在他的远在湖南一所大学里当土木工程教授的父亲刘旋天成为右派的同时,也被扣上了顶右派帽子。他在漫长的十五年间被强制劳动,当过水泥工、电工,喂过猪,放过羊。他挤出所有的闲暇时间研究导弹控制理论,写出一份报告。当局竟为此发难:“你不老老实实接受改造,研究什么火箭?”甚至说他企图“打进国家机密部门”,烧了他的手搞。(注29:《人物》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刘晨辉的故事》。)

除了知识份子外,四十年代国共争夺政权时在国民党营垒里秘密为中共效劳的一批人,也成了“右派”。

农工民主党的刘宗宽曾是国民党的将军,由于该党以“第三党”为名,与中共秘密合作,刘接受中共方面的意见,于国共内战前夕赴重庆任行营参谋处长、绥靖作战处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代参谋长等职务,直至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重庆易手。在整个战争期间,刘利用其职务为中共提供了大量价值难以估计的情报。中共部队入川之前,他又设计误导亲临重庆的蒋介石将布防重点放在川西北,而解放军实由川东入蜀,一举攻破了四川天险。蒋决定将胡宗南的部队运去保卫重庆时,他又将此情报送给了中共。中共取得大西南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誉他为“解放西南第一功”。这么一个长期在敌人营垒的心脏里作战的孤胆英雄,无论如何是不会反共的。可是“狡免死,走狗烹”,他也被打成了右派。到了文革中,连他的夫人也被整死了。(注30:《人物》一九八七年第六期,《负有特殊使命的将军》。)

一九四八年,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机甲战术系中将主任章培公开反对当局,于年底脱离陆军大学。去香港途中,他曾动员浙江省主席陈仪起义投共,获陈承诺,决不与共产党打仗。一九四九年二月,章自港到京,受周恩来及朱德总司令委托,参加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也同刘宗宽一样,成了右派。(注31:浙江《青田县志》一九九○ 版第七二五页。)

反右前夕,驻台湾美军无故枪杀刘自然,引发台湾人民举行反美示威。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还特别报道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湾人民“起义”时的领导人、原台湾共产党创建者之一谢雪红等“声援台胞爱国反美斗争”的消息。按说抓右派不会抓到她头上,可是中共整人整忘了形,因为她批评中央在对台工作上不听取台湾同志的意见,中共就不要这位“爱国台胞”的代表了。从这时起直到她在文革中被斗后死去(一说自杀),报上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名教授孙大雨。十年前,即一九四七年五月,在中共地下党组织引导下,上海的大学生展开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运动。国民党当局照例将一批学生投入了监狱。孙大雨作为民盟的骨干,以“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干事的身份挺身而出,与其他一些知名教授踏进市政府,同市长吴国桢交涉,抗议当局逮捕学生的做法。不久,国民党当局终于释放了学生。

风雨十年后,孙大雨本人竟被扣上了“大右派”的帽子。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五五年肃反时,孙因“反革命嫌疑”受审查。运动后期,复旦大学当局只是口头道了个歉。孙不卖账,反骂整他的党委书记杨西光等人是“反革命”。(其逻辑是:你说我是反革命,而我不是,所以你是。)上海市委曾备席两桌为他们调解未获成功。鸣放期间的六月七日,他应邀在一个座谈会上发言,第二天竟发现自己的发言上了报,成了围剿对象,随后被开除了公职。

开除教职、批判斗争之外,中共上海市高等教育系统的首脑竟又穷追猛打。以高教局局长陈其五、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为首,十几位高教界名人联合起来,外加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以孙大雨诬蔑好人遂行反革命目的,己触犯刑律”为由,正式向市人民法院提出控告。不仅有拿官家薪水的律师作伥,而且官家控制的报纸大肆渲染,演出了反右期间最虚伪,最丑恶的一出丑剧。

在这一出丑剧中,陈其五、杨西光们不过是小角色,“毛主席的好学生”、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只不过是按剧本行事的蹩脚导演,因为早在孙大雨应邀鸣放之前,毛泽东就在党的高级会议上点了他的名:“孙大雨说人家是反革命,最好在报上登出来。”“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注32:一九五七年四月,毛泽东在上海局杭州会议上的讲话。)所以真正的导演是毛泽东。

这一出丑剧迅速落幕,“诬蔑好人”的孙大雨被判处七年徒刑。这是完全“合法”的:有正式控告者,有专业律师出场(虽然是个认权不认法的冒牌货),有法院受理、断案。比起肃反中胡抓乱捕的情形来,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进步了一大步。当然,要是诬蔑过好人就该坐牢的话,中共百万干部大概也就剩不下几个了。好在中国有“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传统,所以并不存在这个危机。

现在中共颇引以自豪的是,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政府像它那样为那么大量的冤、假、错案平反。它说的是事实,它平反的人数的确世界第一,但它忽略了一点:它创造了一种古今中外罕见的人人自危的政治局势,以至当政府当局成批逮捕无罪的青年学生时,任何一个知名教授、大学校长都不敢出头踏进市政府,同市长交涉提出抗议,要求当局立即改正错误,释放学生。被冤、遭诬、横受迫害的青年要在苦难中煎熬二十年后才能重见天日(如果他或她能活下来的话)。要是想想上百万人的几十年的生命价值,中共党内大概就不会有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白色恐怖”也罢,“红色恐怖”也罢,要是将一九四七年孙大雨教授昂然踏进上海市政府大门营救学生,韩德培教授步入汉口警备司令部为被捕学生辩护的故事,和一九五七年孙教授被判刑、韩教授被送去劳改的故事,都告诉我们的后代,他们谁能相信那后一个故事发生在“新社会”?

第十一章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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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照中共中央规定的标准,凡是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的,便该“划分”为“右派分子”。(注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页。)将此标准搬到学术界,就变成了一把砍人的斧头。
  • 鸣放时,北京大学的傅鹰教授对前去采访的上海《文汇报》记者说过:“对一个负责的政府,说实话无论如何要比歌功颂德好。四十多年前读《圣经》,圣保罗说过一句名言:不要因为我说了实话,便把我当作仇人。”那时,他虽不知道毛泽东“诱敌深入而歼之”的计谋,却已隐隐或到了不安,因为执政八年来的共产党还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过。
  • 自从共产党执了政,所有的报纸都成了“党的喉舌”。如今党欢迎人们说真话,当然也包括那些充当喉舌的人们,于是新闻界也“‘鸣’起来了”。
  • 鸣放所提出的问题中,真正触了毛的痛脚并最终引发空前规模镇压的,还是政权问题。
  • 鸣放中被提得最多的都是积怨已久的问题。除肃反之外,另一个便是对苏联的关系问题。前述黄绍弘列举的冤案中那个上海医学院女学生的“反苏”一案,便很有代表性。当时的情况是,凡是指出苏联的不是,甚至只是指出某一个苏联人,如在华的苏联专家、顾问的不是的人,轻则挨批判,重则入狱。苏联是个宗教殿堂里的圣物,碰一下也算亵渎。虽然几年之后中共把苏联骂成世界上最坏的恶魔,但当时的苏联的的确确是人们搜肠括肚用最漂亮的词句歌颂的对象。
  • 人命关天,一旦鸣放起来,“镇反”、“肃反”等死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来。
  • 在中共业已走过的历史中,撒下了不计其数的谎言。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谎言之一。海外学者丁抒先生著的《阳谋》一书以详尽的史料,揭示了这一段历史的真象,让我们深切的了解到这一运动发生的始末,发生的一幕幕惨剧,以及中共的罪恶。
  • “整风”是叫人民给共产党提意见,纯政治性的,而“双百”里的“鸣放”是学术、艺术性的,是谁把它们搅和到一起的呢?毛泽东在将百万知识份子打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之后说是右派们搞的:
  • 到了一九五六年,情形忽然大变。二月间,各国共产党的老大哥苏共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解冻”成为潮流。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经过高层的磋商后,毛泽东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应作为我们的方针,这是两千年以前人民的意见。” (注1: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后来被毛的助手陈伯达浓缩为“双百方针”的提法实在是条含混不清的口号。正如后来一位教授所说:“在百家争鸣中是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恐阻止他家的争鸣……”而处处事事以马列主义(六十年代后又加了个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正是中共从未放松过的。尽管有这样明显的矛盾,这个“方针”仍然由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于五月间郑重其事地告示全国。
  • 六十年代有一阵,毛泽东认为各国共产党都是修正主义者,全世界只剩下他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袖霍查可以算是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连霍查也不算数了。于是他成了天下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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