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四毛哥打电话来，问宾伯骏飞机票订好没有？宾伯骏告诉他，已经订好了。四毛哥又问“有没有空闲？”宾伯骏回答“没事，得闲。”四毛哥便开车来接了他，到他家吃晚饭。
父亲过世后，四毛将妈妈和妹妹接过来，让林慧和妹妹两人侍候、陪伴母亲。
宾伯骏进门时，谭妈妈正在客厅里看电视，见了他，便用遥控器把电视机关了。
“您还是继续看电视嘛。”宾伯骏说。
“不想看了，你来了，正好有人说说话。”谭妈妈高兴地说。
宾伯骏便坐在谭妈妈身边的一张沙发上。
“我去炒菜，你陪我妈妈聊一聊。”四毛哥说着，到厨房去了。
“大富翁还要亲自下厨？”宾伯骏问。
“平常懒搞得，这是你来了，要亲自炒两个下酒的菜。”
“能干人，样样都能干，真是贤者多劳。”宾伯骏感叹。
“不是我夸自己的儿子，兄弟姐妹中，这四毛最奇怪，好多事，不学都会，不知为什么？”谭妈妈有些得意地说。
“好聪明啊，眼眨眉毛动，脑子时时刻刻在转。那年帮我糊墙纸，第一次接触，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是棵好苗子。”
“还不是搭帮你开导嘛。”
“我算什么？每一个比较亲近的年轻人，我都跟他们讲道理，都开导了，但愿意听的，成功的只有四毛一个。所以，关键在于本人。”
谭妈妈点点头，然后说：“那天你在麻园湾，总算扬了眉，吐了气！”——谭妈妈是指原居委会那帮老领导，当面承认他们原来做错了。
“也无所谓。”宾伯骏说，“刘主任、郭公公他们这些人，本性都是好的，心地都是善良的，当年只是被极左路线，‘阶级斗争’搞迷糊了。”
“只有你，吃了亏，还能往宽处想。要是别人会恨他们，恨得要死！”
“恨他们有什么用呢？他们也是受害者。”
“这话就对了，”谭妈妈拍手说，“他们只顾抓阶级斗争，管别人，自己家里的儿孙没人管，结果害了自己。你知道刘主任一家的详细情况吗？”
“不太清楚，听说儿子、媳妇死了，孙儿、孙女不听话。”
“她家可惨啦。”说着，谭妈妈便将刘主任一家的巨变，详细告诉了宾伯骏：
“刘主任的大孙儿叫刘国琪，你应该见过，比何辉大几岁，跟何辉一样，长得武高武大。他们家，当年红得发紫，国琪的爸爸是印刷厂党支部书记，妈妈是劳资科长，全家一片红。他们仗势出身好，全家‘自来红’，子女生活、学习，都没人管，放任自流。刘主任也忙着抓阶级斗争，专管别人，不管自己家。因此，国琪从小不读书，称王称霸，爱打架滋事。
“正在大走鸿运时，哪知厄运悄悄降临。你搬走那年，国琪的爸爸出差外地，车祸因公死亡；第二年妈妈肝癌晚期，不久，又呜乎哀哉了。刘主任只一个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好不伤心！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孙伢子身上，哪知孙伢子根本不听她的。父母在世时，国琪还有三分畏惧，父母一死，便更加无法无天了，嫖赌逍遥，五毒俱全。以他为首，邀集一帮人，何辉、郭公公的儿子，都参加了，专门盗窃火车货站的物资。案发后，国琪是头头，如果出身不好，要重判；考虑到老居委会主任的面子，轻判劳改五年。国琪判刑，管区户籍没面子，刘主任更是无地自容，只好辞去主任职务，办退休手续，每个月领30元生活补助费。
“孙伢子不听话，又把希望寄托在孙女身上，但迟了！孙女更调皮，不读书其次，每天打扮得花枝招展，十四、五岁便是歌厅舞厅的常客。信还不晓得，跟一帮人南下，到深圳‘赚大钱’去了。这个孙女还是蛮疼爱奶奶，每年寄回两、三次钱，每次都寄二千元。刘主任只怕是老糊涂了，拿着汇款单，笑眯眯地逢人遍告，这回我孙女争气，在深圳找到好工作，赚大钱了。我们邻居心里都明白，一个年轻姑娘，除了脸蛋漂亮，一没文化，二没技术，三没靠山，深圳的钱哪里那么容易赚？只怕是……果然，两年后，被民政部门遣送回来，骨瘦如柴，羞于见人，一身发烂，流浓滴水，医学院教授都拒绝开药方，就是那样活活烂死了。由卫生防疫站监督送到火葬场去烧，路过之处，都要洒药水消毒……到底是什么病？没有宣布，有的说是爱滋病，有的说是晚期梅毒，有的说是国外带进来的最新病毒……
“刘国琪判刑回来后，人是老实多了，但没有文化，找不到好工作。这时候的刘主任，可不是当年的‘刘主任’，说话不灵了。好不容易，求爹爹，拜奶奶，进了一家街道工厂拉板车，活儿累，工资低，三十大几了，连老婆都娶不到。刘主任她老人家一天到晚，唉声叹气。你猜她怎么说的：
“就是那个背时的毛泽东，搞什么‘阶级斗争’，天天要我们管别人。我信以为真，眼睛鼓得箩筐大，盯着什么‘五类分子’、‘二十一种人’以及宾伯骏他们这些‘内管对象’，从不管一管自己家里。我管别人做什么呢？我要管管自己家里的儿孙啦。像宾伯骏，还有横街的谢师傅、赵师傅……他们都把自己的崽女管好了，一个个文明礼貌，学了本事，远走高飞，几多好。还是古话说得不错，‘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真是讲死火了。当年我们都不扫自己门前的雪，却死死地盯着别人的瓦上霜……说到动情之处，刘主任的老泪簌簌地落下来。”
“唉，真是可怜！”宾伯骏非常同情。
“还有郭公公，也是一样，后悔莫及。”谭妈妈说。
“听说郭公公两个儿子，都犯了事？”宾伯骏问。
“就是啦，一个劳教，一个劳改，都是刘国琪带的坏样，但归根结底是郭公公自己没有管好。哥哥参加刘国琪的盗窃团伙，劳教三年。弟弟虽然没参加，但已经变坏了，一直在外面鬼混，发展到参加抢劫集团，用刀扎伤了人，重判十年徒刑。兄、弟俩前后发案，时间不到半年，郭公公急得蹦跳，几乎疯了。哭丧着脸，到处求人，自怨自艾地说：‘搞了十多年治安，专别人的政，搞来搞去，自己家里给人民政府添乱了，真是对人不住，真是对人不住！’后悔得不得了。”
“所以我说，他们都是受害者。”宾伯骏强调。
“一点也不错，虽然他们‘出身好’，但都是‘阶级斗争’政策的受害者！”谭妈妈点点头说。
这时，饭菜已上桌，大家便去餐厅大快朵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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