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說「大同」

作者:子萊

「禮運」大同篇,攝於台灣國父紀念館內。(德惠/大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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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思想為中華傳統文化中固有之思想。《禮記·禮運篇》記載,孔子曾喟然而嘆道:「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1]。」孔子感嘆自己未能看到堯舜以上、三皇五帝時,「大道之行也」的大同之世;也未能看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三代之英」時,「大道既隱」的小康之治。

按照北宋易學大家邵康節的《皇極經世》,政治可分為皇(三皇)、帝(五帝)、王、霸四種[2]。其書云:「用無為,則皇也。用恩信,則帝也。用公正,則王也。用智力,則霸也。霸以下則夷狄,夷狄而下,是禽獸也。」可見,三皇五帝世代為「無為不爭」、「無私無慾」、「德善德信」、「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大同之世;而在「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的過程中,一般儒家所提倡的政治社會,僅為「禮義以為紀」、綱紀「用公正」的小康之治[3]。孔子身處諸侯爭霸的時代,感慨「此世界之黃金時代早已過去矣[4]。」而其「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無私或公正)」的志向,彰顯了儒家淑世新民的理想與使命感。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解釋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論語集注》:「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盡己,謂真誠地盡己之仁;推己,謂推己及人。孔子把「推己及人」的恕道看成是可以終身行之的德行。明道先生(程顥)也說,君子要做的只有兩件事,一為修己之德,以合於天德;一為「振民育德」,即在民德敗壞時,化育百姓,使其更改惡習,振作自新,日新又新。所謂「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為己為人之道也[5]。」既修己,又善群。由「為己」推及到「為他」,推及到「憂人之憂,樂人之樂」,甚至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大學》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或新民),在止於至善[6]。」大學的道理,在於彰明自己所本有的靈明德性,使其不被氣稟所拘、人慾所蔽,從而復歸於初。再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除去舊染之污而自新;並且「擇善固執」,德性厚重不遷,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慾之私也。《大學》由修己明明德的「獨善己身」者,推及到親民、新民、振民而「兼善天下」的「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蓋因「人皆可以為堯舜」。體現了儒家「人性本善」的基本理念,以及對禮運大同之世的嚮往。

根據《辭源》的解釋,大同一辭源自《禮記·禮運篇》[7],但臺灣「日月書院」的馬叔禮先生另有一說,認為大同一辭源出於《易經》的「大有」卦與「同人」卦[8]。所以,我們不妨簡單看一看兩卦的易理。同人(離下乾上),與人相和同,不與人爭的意思,由離、乾兩卦組成。離為火,為明;乾為天,為健。朗朗青天在上,而火性亦往上,應乎剛健、無私之天德。引申為君子內懷文明之德,明理無私,所以能「通天下之志」。文明則能燭理,所以能昌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所以能全盡大同之道。大有(乾下離上),盛大豐有、所有至大的意思。乾為朗朗青天,離為光明白日,白日在青天之上,所處既高,其明遠照。引申為君子行事剛健而文明,於惡則遏之使復歸於善,於善則揚之使能止於至善,從而「順天休命」[9]。

在與《易經》密切相關的預言文化中,也不難看到人們對「復歸於大同」的期盼。比如,《馬前課》第十三課曰:「賢不遺野 天下一家 無名無德 光耀中華」。《推背圖》第五十九象,讖曰:「無城無府 無爾無我 天下一家 治臻大化」。頌曰:「一人為大世界福 手執籤筒拔去竹 紅黃黑白不分明 東西南北盡和睦」。一些批註本注釋為「大道興」、「聖人傳法」、「天下大同」[10]。清代康有為亦作《大同書》,譚嗣同亦講康有為的「大同之教」。康有為為什麼作《大同書》呢?《論語》言:「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三十年為一世,百世則三千也。)「孔子預知三千年後,必有聖人復作,發揮大同之新教者。」「康有為蓋以此聖人自居」,作《大同書》,以「發揮大同之新教」[11]。既然康有為是為了「兼濟天下」,所以後來者不必多言。

錢穆先生來臺定居時,曾作有關中華文化問題之講演,從「天人合一」的角度,對「天下大同」作了精闢的闡述。[12]

中國人「天人合一」的信仰,乃是天、地、人三者之合一。「天」類似於基督教所信仰的「上帝」;後來演變,常把「天地」連在一起。天地有物的部分,同時也具有神性。天地生萬物,萬物各有物的部分,但也具有神性,而人類尤然,即為「人神合一」。《中庸》上說:「天命之謂性。」人的善性稟賦自天,人能盡此性之善,即可為聖,即為「性道合一」。「天人合一」亦是「心物合一」的根源[13]。中國人稱「神」又稱「靈」,性由天賦,故靈由天得;物各有性,所以物各有靈。以「天人合一」為信仰的中華文化,其理想即為「天下大同」。《大學》上說:「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是則一切皆從「個人本位」做起,從自己「德性」上做起,使各人的「德性」能與「天」、與「道」合而為一,作自己一小天地的主宰而得自由。宋代理學家說:「萬物一太極,物物一太極。」人若能「天人合一」,則此人便是圓滿無虧一太極。所謂「人皆可以為堯舜」,不是指作為政治領袖,而是說每個人的人格德性都可做得一理想、至高的善人。如果人人都能達至一最高人格,天下自然會大同。不是說人們衣食無憂,人們在法律之下有公正,便是天下大同;而是要達至「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的境界,才能真正到達大同之域,而世界即變成為一個神聖的世界。

既然「天下大同」被人們視為中華文化的理想,那麼以毀滅人類為終極目的的共產主義,必然也要大作文章,誤導人們將「天下大同」等同於以唯物無神、禽獸鬥爭、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邪說為基礎的,反天、反地、反人性的共產主義社會。甚至在臺灣與大陸的文化學術交流過程中,有臺灣學者也不幸地在著作中跟隨中共讚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14],實在令人惋惜;有臺灣出版社也高調出版馬克斯《資本論》,實在令人擔憂。

誠如錢穆先生在上文講演時所言,此世界非唯物,亦非無神。如果要把一切舊的風俗習慣、禮教信仰一起去掉或者置之不理,要把社會趕向一無神、無信仰、無歷史傳統、純物質、純功利的狀態,人們只在此一層薄薄的現世生活面上你爭我奪,是一件很危險的事,馬克斯便可以乘虛而入。而《九評》編輯部「四書」:《九評共產黨》、《解體黨文化》、《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正是在幫助人們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遠離中共,從而能夠平順過渡到「大道(大法)之行也」,自由而又昌明的新紀元。

注釋:

[1]王夢鷗:《禮記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九),頁三九一。

[2]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增訂初版,中華民國一〇四年增訂臺三版),頁七二三。依「孔安國尚書序」,三皇為伏羲、神農、黃帝,五帝為少昊、顓頊、帝嚳、堯、舜。

[3] 同上,頁三八二、三八三。書中言:一般儒家所提倡之政治社會,為僅小康之治,於其上另有大同之治。此採用道家學說之政治社會哲學也,「禮運大同」受道家影響。本文所引用之「失道而後德」、「德善德信」、「天道無親」、「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分別出自老子《道德經》第三十八章、第四十九章、第七十九章、第五十一章。

[4] 同上,頁七二四。

[5] 朱高正:《近思録通解·上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二〇一〇),頁五六。

[6] 宋天正,楊亮功:《大學今注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九),頁三。

[7]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審委員會:《增修辭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四年正編初版,中華民國九十七年臺增修第十一版),頁五一四。

[8] 馬叔禮:《大哉孔子——解開易經千古之謎》(新北:西北國際,二〇一六),頁四二。

[9] 朱高正:《易傳通解·中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二〇一四),頁三一一、三一六。

[10] 陳曦,文征:《推背圖歸序全解修訂版》(臺北:博大國際文化,二〇一六),頁四一九、五〇四。

[1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增訂初版,中華民國一〇四年增訂臺三版),頁八六五。

[12] 錢穆:《中國文化中的最高信仰與終極理想》,原載《警備通訊》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第一四六期,收錄於《中華文化十二講》(臺北:東大圖書,中華民國七十四年)。

[13] 張載宇:《先總統蔣公思想研究論集》(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中華民國七十年),頁一二六。

[14]朱高正:《白鹿洞講演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二〇一〇),頁三五〇。@*#

責任編輯:王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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