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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1月15日讯】33 小家庭
我和杜娟婚后三个月﹐艾思尔和王湘也结婚了。杜娟代表我们二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那时王湘在芜湖市青年团少儿部工作﹐艾思尔是一家艺术杂志的主编。据杜娟来信说﹐王湘是个大忙人﹐经常到各校指导少儿工作﹐因此他没有工夫给我写信。他常常要他的妻子艾思尔写信时代他向我问好。
不久﹐杜娟来信说她有孕了。我得到这一喜讯﹐自然高兴非常﹐我要求她常常来信告诉我身体健康状况。她每两个星期就寄一封信来。我觉得我自己在迅速成长—在长成一位爸爸。有时候摸摸我的下巴﹐嘿﹐已经长出了小胡 呢。
杜娟临盆前住进医院。来信告诉我﹕我的孩子就要出世了﹐不知是男是女。紧接着﹐她的领导来信说杜娟难产。我非常担懮﹐想请假去芜湖看看她。但没有人替代我的工作。正当我急得坐卧不宁时﹐艾思尔拍来电报﹕“杜娟母子平安。”这不但说明杜娟已转危为安﹐而且生了个儿子。
我欣喜若狂﹐高高举着电报向同事们宣告﹕“我做爸爸了﹗我做爸爸了﹗”有人笑话我﹕“你自己还未蜕掉胎毛﹐谁喊你爸爸﹖﹗”我回答说﹕“你不喊﹐挡不住别人喊。这是自然规律。”
在自然规律的作用下﹐第二年﹐杜娟被调到上海和我团聚。她在这里当上了小学教师。
我们的儿子长得漂亮﹐机灵﹐可爱﹐我们给他起的名字是新望。因为他出生于红火的1956年﹐这是中国迈入社会主义的一年﹐又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人们对国家的前途产生了新的希望。在我们骆氏家族中﹐这孩子也是我们的新希望。
我们这个三口之家分配到一间十五平方米的小住房﹐就这样安顿下来。我们精心地布置了一番﹐三面墙上各挂上一张大照片﹐一张是我和杜娟的结婚照﹐另外两张﹐一张是杜娟的﹐一张是艾思尔的。两张笑脸相对。
每逢周末﹐我们都要把这小房间打扫一番﹐每张照片都要细心地揩拭。一次在揩照片时﹐杜娟拿着艾思尔的照片镜框说﹕“她为什么不送给我们一张结婚照﹐而只送一张单人照片﹖”
“我没想到这个问题﹐”我答道﹐“也许因为她考虑到你和王湘不认识﹐而她自己才是咱们的好朋友吧﹖”
“你真开心﹗”她又说﹕“你每天下班回家都看见两个女人笑脸相迎。”
“你不是这样吗﹖”
“当然啦﹐我是为你开心。”
渐渐地﹐我发觉杜娟的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那射向艾思尔照片的目光的热情似乎在减退。
新年来临了。我们又打扫房间了。杜娟突然说﹕
“我觉得这房间挂的照片太多了。我提议把我的照片拿掉﹗你说呢﹖”
我明白她的意思﹐便说﹕“好味﹐这件事让我来做。你先去打扫一下厨房吧。”
我趁她打扫厨房之机﹐悄悄地取下了艾思尔的照片。她回来一看﹐艾思尔的照片不在了。什么也不说﹐只是兴高采烈地跑去为我买了一瓶葡萄酒。并且一直快乐地哼着小调。她也不问我把艾思尔的照片放到哪里去了。其实我已经把它藏在杜娟的照片后面了。
几个月后﹐当艾思尔又来信说她已经生下一个小女儿时﹐我们都很高兴。这时我想再看一眼艾思尔的照片﹐然而当我卸开杜娟的镜框时﹐发现艾思尔的照片已经不翼而飞﹗我什么也没说﹐只是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的新生活开始了。我们二人都很忙。我每天一早吃过早餐把碗一推就匆匆去上班﹐杜娟比我更忙﹐除了上班以外﹐她还得送儿子去托儿所﹐傍晚还得把儿子接回来。夜里我睡得很沉﹐她却得给孩子喂奶﹐还得处理孩子拉屎撒尿的麻烦事﹐因此她的睡眠很少。可是她却一直很愉快﹐从来不显露倦容﹐也没有任何怨言。
礼拜天是我们这个小家庭最欢乐的日子。我们带着儿子逛公园﹐陪孩子玩儿童乐园﹐并且在公园的饭馆里吃一顿称心的午餐。
我们也常常提起艾思尔和她的丈夫王湘以及他们的小女儿﹐我们一致想到他们的小家庭也一定和我们一样欢乐。
我还多次写信给其他同学如王泉和杨冰等。但是他们都没回信。后来我写信向艾思尔打听﹐过了很长时间才收到她的回信﹐信中却告诉我说小女给她带来的烦恼﹐她成天为了孩子忙坏了。至于老同学﹐她告诉我﹐王泉家现在成了市教育局的得力干部﹐他经常忙于到各中学视察﹐督导﹐还得经常给各校学生作政治报告。杨冰还是像过去一样沉默。他现在是农学院的研究生。这两个人都还没结婚﹐连女朋友也没找到。
以后我们这两个小家庭的通信来往就少了。
在上海﹐我们这个小家庭的生活是平静的。然而在平静的表面下﹐麻烦事儿都已在潜滋暗长了。
首先﹐我常常想起我的故乡﹐常常想起我的生母和继母。我决定写写她们的故事。我已经写了几篇寄给了报刊。但它们都被退回﹐原因是作者的观点“不对头”。编辑部的回信总是说我不该讲地主的好话﹐尽管我写的情节很生动﹐这是个立场问题。
在这期间﹐我在煤矿设计院结识了一位好朋友。他叫程刚﹐三十二岁﹐是一位土建工程师。此人能力很强﹐不但精通业务﹐还懂得中国古典文学﹐真是才华横溢。我经常向他请教关于写作的问题﹐他总是热情指导﹐诲人不倦。
程刚告诉我﹐他的一位朋友在出版社工作﹐他可以向朋友推荐我的作品。于是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小草在阳光下成长>>请程刚转去。那是个私营出版社﹐叫“泥土社”。出版社很快复信说我的小说写得很好﹐决定出版。我太高兴了﹗杜娟为了庆贺我的“成功”还在家中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家宴”﹐酬谢程刚。可是正当我们沉醉在欣喜的希望中时﹐政府突然发起一个“反胡风”运动。胡风是个有名的作家﹐是鲁迅的得意门生。解放前因为反对国民党政权而受特务追踪﹐应该说是个革命作家。可是解放后﹐他不赞成毛泽东的文艺方针﹐因而被认为反毛泽东思想﹐进而查出他有一个“集团”﹐这就成了“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亲自挂帅组织了这次“战斗”﹐在全国闹得沸反盈天。这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统称“胡风分子”﹐一律逮捕入狱。这事本来和我无关﹐可是万万没想到被称为胡风集团“活动基地”的出版社竟是“泥土社”﹐就像十几年前我在河里突然掉进深坑一样﹐我一下子掉进了政治旋涡﹗我的<<小草>>自然成了我的“罪证”。公安局查抄“泥土社”搜出了我的文稿﹐我接连数日受审﹐成了根本不认识胡风的“胡风分子”。不过﹐说来也有不幸中的大幸﹐那个坐在传达室里专门接收来稿的人原来是公安居派驻的暗探﹐他证明我和胡风没有来往。这样﹐我只写了一份检查就过关了。
一场虚惊过后﹐杜娟对我说﹕
“从今以后﹐别再写文章了。为了孩子﹐也为了咱们自己﹐别写了。反正咱也不靠稿费生活﹐只求太太平平过日子。你说对不﹖”
我除了听她的话﹐又能说什么呢﹖
程刚知道杜娟对我的劝告后﹐他也同意﹐对我说﹕“你太太的话有道理。你应该听取她的劝告。不过我觉得﹐对一个酷爱写作的人来说﹐要他停笔是残酷的。可否变通一下﹕你可以暗中写﹐写好就存放起来﹐等将来有朝一日情况有了变化﹐找机会拿到国外去发表。在外国﹐写作﹑出版是自由的。”
我接受了程刚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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