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如有所思，夜即可有所写。
我学的是电机，一直在教计算机科学，有文章在副刊上发表，已经不容易。联经出版社居然肯将我的文章汇成一本书出版，对我来讲，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如果以“小人得志”来形容我，我也会欣然接受。
有一次，我的一位同事晚上看电视，电视节目大概是介绍文艺作品的，不知何故，主持人提到“作家”李家同，我的同事当场笑得差一点从椅子上摔到地上。
也难怪他，虽然我写了一辈子的学术论文，写副刊的文章却是最近的事。
常有朋友问我，写论文和写文学作品，那一种比较难？我想两种都不容易，可是对我而言，写文学作品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很多文章都是我的亲身经验。
我的指导教授是一位盲人，我一直感激他，也佩服他的毅力，同时我又感到国内教育界对盲人的种种歧视，使我决定写“我的盲人恩师”。我从此交到了不少盲人的朋友。
至于“我的妈妈来看我”，也是我的真实故事，大学时代，我常去监狱服务，和受刑人颇能打成一片，在篮球场上，一位年轻的受刑人问我“血盟”的近况如何，有没有成长，我才知道他们一直以为我是血盟的弟兄，可是我对帮派毫无观念，回到学校，终于找到了一位和太保们有来往的同学，发现血盟是个无足轻重的帮派，随时可能衰亡，急待整顿，令我有些失望，也不敢告诉同学这件英雄事迹。我的受刑人朋友认为我应该放弃学业，专心一辈子替受刑人服务，我未能接受这个建议，至今良心不安也。现在老了，仍有去监狱服务的念头，可惜不能再去打篮球了，大概只能替一些受刑人补习功课。
我喜欢旅行，而且特别喜欢去荒野的地方去，“荒原之旅”就是描写我去苏格兰荒原玩的经验。事后我才知道苍穹岛是英国文学家必去之地。我最近常有机会和外国大学校长谈天，发现他们中间有不少人去过苍穹岛。
我非常厌恶死刑，我认为这是一种野蛮而且残忍的行为，尤其令我不安的是隐藏在死刑背后的报仇心理。身为基督徒，宽恕对我而言是极为容易的，我总希望大家能够宽恕别人，不要置人于死地，这就是我写“我已长大了”的原因。我记得教宗曾亲自去拜访当年刺杀他的人，谁也不知道他们谈些什么，可是我相信教宗一定宽恕了刺杀他的人，为什么其他人不能做到这点呢？一个成熟的人，一定能宽恕别人。一个社会也是如此，也许有一天，我们的社会能够成熟到废止死刑的地步。
至于“车票”的故事，一半是真的。德兰中心的孩子多半来自破碎而穷困的家庭，来自山地的更加多。他们离开以后，虽然不见得能够找到高薪的工作，可是个个都能在社会上勤奋地工作，从未听过有任何孩子变坏的新闻。我因此感到在德兰中心的孩子也许比在那些有问题家庭的孩子更加幸福。
在那里，我也听到了很多妈妈假装阿姨去看孩子的故事，我也亲眼看到孩子在修女们晚祷时倒在修女的怀里睡着了，或者在祭台下玩耍。
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变成了“车票”。
有一次，我发现有一家电视台播放了一出电视剧，这电视剧完全是根据我的“车票”改编的，可是他们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我和他们联络了以后，发现编剧的确没有看到“车票”，而是听到了陈履安院长的广播，我打电话去问陈院长，才知道陈院长是从一位老和尚那里听来的。
曾经有一家电视台和我联络，要正式将“车票”改编成电视剧，我大喜过望，可惜这件事因为那家电视台人事改组而胎死腹中，可惜也。
我常有机会见到一些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这些人的头衔都特别多。有一位的头衔太多，一张名片写不下，只好将名片设计成折叠式的，我看了以后，想起奥匈帝国那些伟大皇帝去世的仪式。皇帝去世以后，遗体送到一家隐修院去下葬。隐修院大门深锁，皇帝的随从敲门，里面的修士会问“来人是谁”，随从就大声地回答说“奥匈帝国某某皇帝”，对方不回答，随从再敲门，里面又问“来人是谁？”由于皇帝的头衔很多，随从就选一个比较低的头衔。如此，头衔一降再降，隐修院却一直不肯开们，直到随从说“这是一个可怜的罪人”，隐修院这才开门，让皇帝遗体进去。
我根据这种仪式写成了“我是谁”，唯一不同之点，是我注入了比较积极的意义。毕竟，当我们去世的时候，所有的头衔都没有意义了，只有我们当年做过的好事才有意义。我不敢奢求“我是谁”会对别人有多大的影响，至少对我而言，这篇文章永远是个警惕。
我在美国有好几个盲人朋友，有一些是生下来就全盲的，他们和我谈天时，常常嘲笑那些对美国黑人歧视的人。理由很简单，他们从来不能了解颜色的意义，因此他们判断人，从不会考虑人的肤色，我也就根据这种情形而写了“视力与偏见”。
我很多文章的灵感来自和朋友的聊天。
有一次，一位朋友告诉我洋人的一种说话，那就是“如果你年过六十，而没有任何一种病，那你一定已经死掉了”。我就根据这句话，写出了“十全十美的一天”。
我常和龚士荣神父聊天。有一天，他谈起很多人不敢看自己的真面目，当时我们在电话里通话，“真面目”三个字使我立刻想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我立刻匆匆忙忙地挂下电话，开始构想，当天晚上就写成了“真面目”，我当然忍不住加入了一些人工智慧，因为我过去是研究人工智慧的。
我有很多钥匙，道理很简单，我家有一辆车，公家也有车，再加上脚踏车和机车，车子的钥匙就有七把之多。我在新竹有家，在台中有宿舍，我在清大仍保有一间研究室，在静宜也有办公室，这些又使我经常要带一大堆进门的钥匙。
有一天，我在宿舍后院里浇花，浇完以后，才发现我没有带后门的钥匙，而后门已锁上了，我只好爬墙出去，当时我为了过瘾，赤了脚在院子里走，这下糟了，我不但要爬墙，而且还要在街上赤了脚走一大段的路。好在我住的地方人口稀少，我的狼狈没有人看到，可是这已经使我痛恨钥匙所带给我的烦恼。
当天，一位神父告诉我，德蕾莎修女属下的修士们不带任何钥匙，因为他们没有值钱的财产。我在一周内写出了“钥匙”。
其实我在服预官役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认为最快乐的人就是我在“钥匙”那篇文章中所描写的那种修士，我将我的想法告诉了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听了以后非常有同感，可是他告诉我这是不可能的，天下那有这种人，最近我碰到了德蕾莎修女属下的修士们，总算亲眼看到这些没有钥匙烦恼的人。
除了听别人谈话以外，我的灵感也来自“看”。几年前，我在一家美术馆里看到一幅画，其中是一所大教堂，一些庄严的红衣主教在里面互相谈天，而一些乞丐也在向他们求乞，主教们显然完全不理会他们。这幅画永远印入我的脑海。
有一天早上，我在吃早饭的时候，看到报上一张大饥荒的照片，我当时的动作是赶紧翻到下一页去，道理很简单，我不愿让大饥荒的惨像使我的良心感到不安，以致吃不下早饭。事后我的翻报动作使我觉得自己好丢脸，也使我想到主教不理会乞丐的情景，不久我就写出了“富翁与乞丐”。我想告诉读者，只要你心里承认穷人的存在，你就会看到穷人。文章登出后，很多读者告诉我他们对这篇文章的诠释，都和我的原意不一样，可是都很精彩。
一年以前，很多杂志和西方新闻媒体大肆攻击巴西政府，因为一些警察枪杀在街头露宿的小孩子，最可恶的是，警察总监竟然还说这些孩子是治安的毒瘤，好像警察枪杀他们乃是替天行道，我当时在审查一件工业局的资料库管理系统，“胎记”就是这样写成的。
也就在那个时候，很多科学杂志大谈药物对于人性格的影响，我却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情操绝不是药物所能控制的，我又常常希望大家知道“爱人”比“被爱”重要得多，这些观念加在一起，写成了“副作用”。
我的职务使我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这些人都是一般人最羡慕的人，可是根据我的观察，他们普遍地有不安全感，和一般的理发师，菜贩等人比起来，这些人紧张多了。我也一直反对在人类中强调物竞天择，因此就写出了“周五的梦魇”。有一些同事说这篇文章讲的是我自己，绝无此事也。
我厌恶死刑，更厌恶战争。有一天，在报上看到一张秃鹰跟着一个垂死女孩的照片，心中大受震动，“我只有八岁”，就是这样写成的。更有一天，我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波西尼亚的战争，开炮的地方却是一个风景绝美的山谷。第二天，我骑车走过工业院的宿舍，发现一株丁香花的树正在盛开之中，这株树给了我灵感，使我写出了“山谷里的丁香花”。我对美国人在越战时使用落叶剂和汽油弹，一直反感极深，有一位美国的海军将领，他的儿子当年在越战被落叶剂所害，得了癌症，而这位海军将领正是指挥散发落叶剂的人。“纽特，你为什么杀了我？”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要向世人控诉，战争不仅带来了生命和财产上的损失，而且更残害了人类的良心。
我在印度的经验，是很难形容的。在垂死之家，一位年轻的穷人和我建立了感情，神父来做弥撒的一小时内，他握住了我的手不放。我常想，如果我仍在做义工，总有一天，要由我送他出院，我要叫辆计程车，送他去过去求乞的地方，他继续他的求乞生涯，我则坐上计程车，回去过我舒适的生活。我已五十七岁，仍有一些“前途”，他只有十几岁，却早已没有前途了。每次想到他，我就感到不安。
但丁神曲中形容地狱时，说在地狱的门口，有一个牌子，牌子上说“将希望放下来”，意思是：地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到过印度以后，我才深深体会到，很多穷人是生下来就没有希望的。
像德蕾莎修女说“爱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漠不关心”，我一连写了四篇有关穷人的文章，“让高墙倒下”，“屋顶”，“握住垂死穷人的手”，“来自远方的孩子”，无非是希望能借我的一支秃笔，唤起大家对穷人的关怀。
人类的贫困，一定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不知道如何能解决人类的贫困问题，可是我知道，只要我们不穷的人对穷人漠不关心，再过几千年，人类的贫困恐怕还会存在。
惭愧得很，我一直没有度过任何困苦的日子，我甚至没有遭遇到任何不如意的事。我总觉得社会对我太好，我对社会的回馈太少。因此这本书的版税，我全部捐给新竹县宝山乡的德兰中心，让那些顽童们吃得好一些，穿得暖一点。
常有人问我，你平常要教书，要做研究，还要管行政，如何能写文章？我的秘诀是多听，多看和多思想，只要我常常想问题，写文章的灵感大概不会难得到的。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对事物有任何想法了，一定也就写不出任何一篇文章出来。
日如有所思，夜即可有所写。
我感谢我的天主教信仰，如果有人觉得我的文章有点内容，多半是由于我有宗教信仰的原因。
我要感谢痖弦和陈义芝先生，他们两位文坛先进提拔了我这个新人。
我更要谢谢陈荣新，王锦建和林华彦先生，我到台北去开会，他们常和我同行，我有故事的构想，必定会先讲给他们听，故事的结尾最为重要，我常常和他们商量故事的结尾该如何写，他们也永远给我非常好的建议。@(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