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君散文:一对金手镯

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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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一直有一对手镯,是软软的赤金色,一只套在我自己手腕上,另一只套在一位异姓姊姊却亲如同胞的手腕上。

她是我乳娘的女儿阿月,和我同年同月生,她是月半,我是月底,所以他就取名阿月。母亲告诉我说:周岁前后,这一对“双胞胎”救被拥抱在同一位慈母怀中,挥舞着四只小拳头,对踢着两双小胖腿,吮吸丰富的乳汁。是因为母亲没有奶水,把我托付给三十里外乡村的乳娘,吃奶以外,每天一人半个咸鸭蛋,一大碗厚粥,长得又黑又胖,一岁半以后,伯母坚持把我抱回来,不久就随母亲被接到杭州。这一对“双胞姊妹”就此分了手。临行时,母亲把舅母送我的一对金手镯取出来,一只套在阿月的手上,一只套在我手上,母亲说:“两姐妹都长命百岁。”

到了杭州,大伯看我像黑炭团,塌鼻梁加上斗鸡眼,问伯母是不是错把乳娘的女儿抱回来了。伯母生气地说:“她亲娘隔半个月都去看她一次,怎么会错?谁舍得把亲生女儿给了别人?”母亲解释说:“小东西天天坐在泥地里吹风晒太阳,怎么不黑?斗鸡眼嘛,一定是两个对坐着,白天看公鸡打架,晚上看菜油灯花,把眼睛看斗了,阿月也是斗的呀。”说得大家都笑了。我渐渐长大,皮肤不那么黑了,眼睛也不斗了,伯母得意地说:“女大十八变,说不定将来还会变观音面哩。”可是我就究竟是我还是阿月,仍常常被伯母和母亲当笑话谈论著。每回一说起,我就吵着要回家乡看双胞姊姊阿月。

七月时,母亲带我回家乡,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阿月,把我们两个人谁是谁搞个清楚。乳娘一见我,眼泪扑漱漱直掉,我心里纳闷,你为什么哭,难道我真是你的女儿吗?我和阿月各自依在母亲怀中,远远地对望着,彼此都完全不认识了。我把她从头看到脚,觉得她没我穿得漂亮,皮肤比我黑,鼻子比我还扁,只是一双眼睛比我大,直瞪着我看。乳娘过来抱我,问我记不记得吃奶的事,还絮絮叨叨说了好多话,我都记不得了。那时心里只有一个疑团,一定要直接跟阿月讲。吃了鸡蛋粉丝,两个人不再那么陌生了,阿月拉着我到后门外矮墙头坐下来。她摸摸我的粗办子说:“你的头发好乌啊。”我也摸摸她细细黄黄的辫子说:“你的辫子像泥鳅。”她啜了下嘴说:“我没有生发油抹呀。”我连忙从口袋里摸出个小小瓶子递给她说:“呶,给你,香水精。”她问:“是抹头发的吗?”我说“头发、脸上、手上都抹,好香啊。”她笑了,她的门牙也掉了两颗,跟我一样。我顿时高兴起来,拉着她的手说:“阿月,妈妈常说我们两个换错了,你是我,我是你。”她楞楞地说:“你说什么我不懂。”我说:“我们一对不是像双胞胎吗?大妈和乳娘都搞不清楚是谁了,也许你应当到我家去。”她呆了好半天,忽然大声地喊:“你胡说,你胡说,我不跟你玩了。”就掉头飞奔而去,把我丢在后门外,我骇得哭起来了。母亲跑来带我进去,怪我做客人怎么跟姊姊吵架,我愈想愈伤心,哭得抽抽噎噎的说不出话来。乳娘也怪阿月,并说:“你看小春如今是官家小姐了多斯文呀。”听她这么说,我心里好急,我不要做官家小姐,我只要跟阿月好。阿月鼓着腮,还是好生气的样子。母亲把她和我都拉到怀里,捏捏阿月的胖手,她手上戴的是一只银镯子,我戴的是一双金手镯,母亲从我手上脱下一只,套在阿月手上说:“你们是亲姊妹,这对金手镯,还是一人一只。”我当然已经不记得第一对金手镯了。乳娘说:“以前那只金手镯,我收起来等她出嫁时给她戴。”阿月低下头,摸摸金手镯,它撞着银手镯叮叮作响,乳娘从蓝衫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个黑布包,打开取出一块亮晃晃的银元,递给我说:“小春,乳娘给你买糖吃。”我接在手心里,还是暖烘烘的,眼睛看着阿月,阿月忽然笑了。我好开心。两个人再手牵手出去玩,我再也不敢提“两个人搞错”那句话了。

我在家呆到十二岁才再去杭州,但和阿月却不能时常在一起玩。一来因为路远,二来她要帮妈妈种田、砍材、挑水、喂猪,做好多好多的事,而我天天要背古文、论语、孟子,不能自由自在地跑去找阿月玩。不过逢年过节,不是她来就是我去。我们两个肚子都吃得鼓鼓的跟蜜蜂似的,彼此互赠了好多礼物:她送我用花布包着树枝的坑姑娘(乡下女孩子自制的玩偶)、小溪里捡来均匀的圆卵石、细竹枝编的戒子与项圈;我送她大英牌香烟盒、水钻发夹、印花手帕;她教我用指甲花捣出汁来染指甲。两个人难得在一起,真是玩不厌的玩,说不玩的说。可是我一回到杭州以后,彼此就断了音信。她不认得字,不会写信。我有了新同学也就很少想到她。有一次听英文老师讲马克.吐温的双胞弟弟在水里淹死了,马克.吐温说:“淹死的不知是我还是弟弟。”全课堂都笑了。我忽然想起阿月来,写封信给她也没有回音。分开太久,是不容易一直记挂着一个人的。但每当整理抽屉,看见阿月送我的那些小玩意时,心里就有点怅怅惘惘的。年纪一天天长大,尤其自己没有年龄接近的姊妹,就不由得时时想起她来。母亲双鬓已斑,乳娘更显得白发苍颜。乳娘紧握我双手,她的手是那么的粗糙,那么的温暖。她眼中泪水又滚落,只是喃喃地说:“回来了好,回来了好,总算我还能看到你。”我鼻子一酸,也忍不住哭了。阿月早已远嫁,正值农忙,不能马上来看我。十多天后,我才见到渴望中的阿月。她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怀中抱着一个孩子,一袭花布衫裤,像泥鳅似的辫子已经翘翘的盘在后脑,。原来十八岁的女孩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我一眼看见她左手腕戴着那只金手镯。而我却嫌土气没有戴,心里很惭愧。她竟喊了我一声:“大小姐,多年不见了”。我连忙说:“我们是姊妹,你怎么喊我大小姐?”乳娘说:“长大了要有规矩。”我说:“我们不一样,我们是吃您奶长大的。”乳娘说:“阿月的命没你好,她十四岁就做了养媳妇,如今都是两个女儿的娘了。只巴望她肚子争气,快快生个儿子。”我听了心里好难过,不知怎么回答才好,只得说请她们随我母亲一同去杭州玩。乳娘连连摇头说:“种田人家那里走得开?也没这笔盘缠呀。”我回头看看母亲,母亲叹口气,也摇了下头,原来连母亲自己也不想再去杭州,我感到一阵茫然。

当晚我和阿月并肩躺在大床上,把两个孩子放在当中,我们一面拍着孩子,一面琐琐屑屑地聊着别后的情形。她讲起婆婆嫌她只会生女儿就掉眼泪,讲起丈夫,倒露出一脸含情脉脉的娇羞,真祝望她婚姻美满。我也讲学校里一些有趣顽皮的故事给她听,她有时咯咯的笑,有时眨着一双大眼睛出神,好像没听进去。我忽然觉得我们虽然靠得那么近,却完全生活在两个世界里,我们不可能再像第一次回家乡时那样一同玩乐了。我跟她说话的时候,都得想一些比较普通,不那么文诌诌的字眼来说,不能像跟同学一样,嘻嘻哈哈,说什么马上就懂。我呆呆地看着她的金手镯,在橙黄的菜油灯光里微微闪着亮光。她爱惜地摸了下手镯,自言自语着:“这只手镯,是你小时回来那次,太太给我的。周岁给的那只已经卖掉了。因为爸爸生病,没钱买药。”她说的太太指的是我母亲。我听她这样称呼,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又远了,只是呆呆地望着她没作声。她又说:“爸爸还是救不活,那时你已去了杭州,只想告诉你却不会写信。”她爸爸什么样子,一点印象都没有,只是替阿月难过。我问她:“你为什么这么早就出嫁?”她笑了笑说:“不是出嫁,是我妈叫我过去的。公公婆婆借钱给妈做坟,婆婆看着我还会帮着做事,就要了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一直半开半闭的,好像在讲一个故事。过了一会儿,她睁开眼来,看看我的手说:“你的那只金手镯呢?为什么不戴?”我有点愧赧,讪讪地说:“收着呢,因为上学不能戴,也就不戴了。”她叹了口气说:“你真命好去上学,我是个乡下女人。妈说的一点不错,一个人注下的命,就像钉下的秤,一点没得翻悔。”我说:“命好不好是由自己争的。”她说:“怎么跟命争呢?”她神情有点黯淡,却仍旧笑嘻嘻的。我想如果不是自己一同吃她母亲的奶,她也不会有这种比较的心理,所以还是别把这一类的话跟她说得太多,免得她知道太多了,以后心里会不快乐的。人生的际遇各自不同,我们虽同在一个怀抱中吃奶,我却因家庭背景不同,有机会受教育。她呢?能安安分分,快快乐乐地做个孝顺媳妇,勤劳妻子,生儿育女的慈爱母亲,就是她一生的幸福了。我虽然知道和她生活环境距离将日益遥远,但我们的心还是紧紧靠在一起,彼此相通的。因为我们是“双胞姊妹”,我很吮吸过同一位母亲的乳汁,我们的身体里流着相同成分的血液,我们承受的是同等的爱。想着这些,我忽然止不住泪水纷纷地滚落。因为我即将当杭州续学,虽然有许多同学,却没有一个曾经拳头碰拳头,脚碰脚的同胞姊妹。可是我又有什么能力接阿月母女到杭州同住呢?

婴儿哭啼了,阿月把她抱在怀里,解开大襟给她喂奶。一手轻轻拍着,眼睛全心全意地注视着婴儿,一脸满足的眼神。我真难以相信,眼前这个比我只大半个月的少女,曾几何时,已经是一位完完全全成熟的母亲。而我呢?除了啃书本,就只会跟母亲别扭,跟自己生气,我感到满心的惭愧。

阿月已很疲倦,拍着孩子睡着了。乡下没有电灯,屋子里暗洞洞的。只有床边菜油灯微弱的灯花摇曳着。照着阿月手腕上黄澄澄的金手镯。我想起母亲常常说,两个孩子对着灯花把眼睛看斗了的笑话,也想起小时回故乡,母亲把我手上一只金手镯脱下,套在阿月手上时慈祥的眼神,真觉得我和阿月是紧紧扣在一起的。我望着菜油灯灯盏里两根灯草心,紧紧靠在一起,一同吸着油,燃出一朵灯花,无论多么微小,也是一朵完整的灯花。我觉得和阿月正是那朵灯花,持久地散发着温和的光和热。

阿月第二天就带着孩子匆匆回去了。仍旧背上背着大的,怀里搂着小的,一个小小的妇人,显得那么坚强那么能负重任。我摸摸两个孩子的脸,大的向我咧嘴一笑,婴儿睡得好甜,我把脸颊亲过去,一股子奶香,陡然使我感到自己也长大了。我说:“阿月,等我大学毕业,做事挣了钱,一定接你去杭州玩一趟。”阿月笑笑,大眼睛润湿了。母亲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急急跑上楼,取来一样东西,原来是一个小小的银质铃铛,她用一段红头绳把它系在婴儿手膀上。说:“这是小春小时候戴的,给她吧。等你生了儿子,再给你打个金锁片。”母亲永远是那般仁慈、细心。

我再回到杭州以后,就不时取出金手镯,套在手臂上对着镜子看一回,又取下来收在盒子里。这时候,金手镯对我来说,已不仅仅是一件纪念物,而是紧紧扣住我和阿月这一对“双胞姊妹”的一样么得着、看得见的东西。我怎么能不宝爱它呢?

可是战时肄业大学,学费无着,以及毕业后转徙流离,为了生活,万不得已中,金手镯竟被我一分分、一钱钱地剪去变卖,化作金钱救急。到台湾之初,我化去了金手镯的最后一钱,记得当我拿到银楼去换现款的时候,竟是一点感触也没有,难道是离乱丧亡,已使此心麻木不仁了?

与阿月一别已将半世纪,母亲去世已三十五年,乳娘想亦不在人间,金手镯也化为乌有了。可是年光老去,忘不掉的是点滴旧事,忘不掉的是梦寐中的亲人。阿月,他现在究竟在那里?她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呢?她的孩子又怎样了呢?她那只金手镯还能戴在手上吗?
但是,无论如何,我心中总有一对金手镯,一只套在我自己手上,一只套在阿月手上,那是母亲为我们套上的。

转载自《桂花雨》/ 琦君着,
台北市:尔雅出版社,89/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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