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我的少年(4)
有一天從學校打豬草回家時，天色突變，狂風驟起，雷電交加。我急忙背上背兜往家裡趕，剛到李家花園，滂沱的大雨便傾盆而瀉，我急忙躲進看守所廚房的灶坑中。
一名大約四十歲的中年伙夫走出來，藍色的背心上印著一個碩大的「勞」字。我聯想到歷史書上，載著前清的罪犯背上也是這相仿的標記，不過那圓圈中是一個「囚」字。他走到爐堂前，打開火門，用火鉤去勾火，一股濃灰夾著濃烈的煤氣從爐膛下捲了起來。上好煤後他注意到了我，便操著濃厚的江蘇口音問我：「小朋友，你在哪兒讀書？」
「北碚一中。」
「叫什麼名字？」
「孔令平。」
「多大了？」
「十三歲。」
雨越下越大，他索性叫我進廚房去躲雨，還揭開了放在案桌上的巨大蒸籠，從籠裡取出兩個饅頭來遞給我。我猜想我的樣子看上去很可憐，我下意識地盯著我腳上大腳趾姆已突出鞋幫的破膠鞋，靦腆地接過饅頭。
「你的爸媽呢？他們做什麼的？」
我警覺地望著他。我知道這就是關我爸的地方，每每上學或放學，途經這裡，我都會下意識地朝這群神秘的房子窺視，希望突然有一天他會出現在壩子裡或者在某一號房間的窗口洞中，但始終就沒有看到過。眼前這位叔叔很和善，告訴他父親的名字和處境，興許還會從他這兒知道一點父親的情況。
他聽到父親的名字後，盯著我看了好一陣，似乎明白了什麼，便附著我的耳朵悄悄地說：「你的父親住在×號房，那背後那排房，你看不到的。不知什麼原因，戴著腳鐐。」他接著說：「這兒帶腳鐐的人，肯定是問題嚴重。不是想逃跑的，就是不交待問題，或不認罪。」說完他又盯著我。
聽到這番話，我心裡一驚，不但擔心爸的安危，還擔心他做出什麼危險的事。「我們能到這兒來探望他嗎？」我問。
「難，不過你實在要看他，可以到張家灣工地，他們每天上午九點到下午三點在那裡勞動。」
雨漸漸停下來，天色也已黃昏，我本想去掏那爐膛下那剛剛勾下來的二煤炭，但一點心情都沒有，於是便收拾起背兜、書包，匆忙趕回家。
回到家，我立刻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外婆。自從父親被捕後，外婆是全家最傷心的一個。我們一家五口人中，她的輩份最高，年事也最大。中國民間上輩人對下輩人的關愛，往往超過同輩之間或下輩對上輩的關愛。
這些天來，她常常合掌祈禱，暗中哀歎流淚，也常常向女兒嘮叨：「祥嘉已抓走大半年了，一直不知道他犯了什麼法？關在哪裡？現在也不知怎麼樣了？生活上缺什麼？不管怎麼說，總該去法院問個究竟。……探監你不去，我去。你叫你單位開個介紹信，給我老婆子了，快死的人怕什麼？」
母親心裡更難受。撐著這個家，誰還有她的壓力大？自從丈夫被捕以後，周圍的同事就將她視為異物，往日相處不錯的幾個人突然間不大同她說話了，即便說話也小心翼翼。那時電影院放電影都是反特影片，組織上非要她去看。每逢政治學習，那主持人翻來覆去講，被推翻的階級，不甘心他們的失敗，正在千方百計地妄圖顛覆這個新生的政權。美帝國主義在朝鮮戰場上發動了戰爭，國民黨敗退後遺留下來的「反革命份子」到處都在蠢蠢欲動，企圖恢復他們失去的天堂。
母親聽了這些話心情可想而知。
當時，托兒所沒有共產黨員，最高領導是青年團支部書記張世模，她認為母親曾當過中學校長，可能瞧不起她這個剛剛畢業的中學生。出於這種心理，她特別對這個「反革命家屬」嚴加教育，好幾次談話都是以組織的身份要她「主動與反革命丈夫劃清界線，主動檢舉揭發丈夫的反革命罪行，這樣才能得到組織上的諒解。」
每一次張世模對於這個比她年長二十歲的人一番訓斥以後，都會從我母親露出的恐懼和惶惑中得到一種奇怪的快感。這種快感吸引著她，她便越是用最嚴厲的口吻教訓母親。
母親白天臉色異常的蒼白，晚上幾乎都失眠，常常從惡夢中驚醒，許多次還莫名其妙地昏倒。我看到她常常學習歸來，獨自對著電燈發愣……
她感到恐怖，也感到困惑：自己犯了什麼罪？丈夫又犯了什麼罪？僅僅因為丈夫是國民黨的校長嗎？他任校長時可沒有「密告」過誰，無論是學生還是教師，沒有被抓去坐牢的呀。
是的，當學生上街遊行時，他確實勸說過這些血氣方剛的孩子們，那是因為他是一校之長，出了人命他可要負責的呀。他確實把學生的伙食改善得很好，但那也是罪惡麼？學生不是反飢餓麼？他每天早上起來，拿起掃帚打掃學校的大門口，那也是破壞學潮籠絡學生麼？如果這些都不對，那麼作為一校之長又該怎麼當呢？就算那是為國民黨做事，但這一切不都已在西南革大向政府交待過了嗎？政府不是說既往不咎嗎？
張世模刻薄而帶刺的話，不斷在她耳邊迴響，她膽寒了：萬一那些首飾，真的被確認為「反革命活動經費」，自己不是也要跟著被抓？
如果真如此，兩個沒成年的孩子怎麼辦？七旬老母該怎麼活？她越想越難過，越想越後悔，當初真不該不聽丈夫的勸告，強著留在大陸。現在生不如死，她想到了自殺。(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