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馬開先的下落(1)
1979年的九月我從鹽源平反歸來後，就一直打探馬開先的下落，原因出在劃我為右派後，這是我心靈上烙下的最厲害的隱傷。二十三年來每次想起，心裡一直很傷心。
自從1958年我離開重大後，我們就被強行拆開，從此，我和她天南地北各赴冤獄。尤其是，我要弄清當年曹英為鬥倒、鬥臭我倆，是怎樣誣害我倆的？她怎樣渡過這二十三年，現在又在何方？
當年重大來鹽源為我「平反」時，我嘗試向鄭老頭詢問過她的下落，但被拒絕回答，79年回重慶路過成都一直留意尋訪，想在偶然中找到她。
後來我向重大保衛科和落實政策辦公室詢問她的下落，結果都被拒絕，這就更加令我懷疑，當年給我們的誣陷，定有不敢公開的東西。
受到這種羞辱，而不理會，還算七尺男兒麼？
（一）線索
1989年冬天，有一次在街上，我偶然碰到了離別整整三十年的鄭業文，她姐姐當年也在北碚托兒所工作，姐妹倆父母早亡，從小進了孤兒院。這次與鄭業文相遇時，她已滿頭花髮，相互傾訴二十五年遭遇後，她滔滔不絕倒出一肚子苦水。
原來1958年反右運動尾聲，七十六名極右份子離開重大去南桐後，鄭業文姐姐在托兒所向黨交心時，說他們兩姐妹的祖父曾是合川縣地主，鄭業文因此從重大實驗室「清理」出來，下放到北碚東陽公社。
開始她在一所小學當教師，文革時卻被公社的幹部誣為地主階級的後代，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拉出來批鬥。
那時她剛懷孕，仍不能避免站在凳子上受到一連六小時的鬥爭，殘酷的懲罰使她小產，幸好中醫院老醫生相救，母子終於逃脫了生命危險。
後來她拖著孩子打掃過廁所，拉過板板車，掙扎著渡過了她一生中最痛苦的歲月……
她一邊叨叨不絕訴說經歷的傷心事，一邊痛哭起來。其實她們的祖父早在她們出生之前就已去世，中共的運動並沒有饒過這對可憐的孤兒。
那一次相遇，我問到楊明彥下落，鄭業文告訴我：「楊明彥自1961年重大畢業後，分配到四川農機學院任教，在文革中她受過批鬥，但遭遇比我好。1987年四川農機學院改名四川工學院，她就一直在那裡任教。當年重大在成都老校友的下落，她幾乎全知道，興許楊明彥能提供馬開先的下落。」
正好，我廠有一位叫陳孝牧的檢驗科人員，他是1967年應屆四川工學院畢業生，是楊明彥的學生，他說過幾天他要參加學院建校三十週年大慶，我當即拜託他回校參加校慶時，務必不要忘記去看楊老師，並向她轉告我的問候。
為了說清我找楊明彥的目的，我專門寫了一封簡單的信，托他當面轉交給她。那封信簡單講了1958年我被劃成右派後二十多年遭遇。
陳孝牧參加校慶後回廠不久，我便收到了楊明彥從四川工學院發給我的回信，在這封整整八篇長信裡，她的傷感傾瀉無遺，讀罷我的身心溶進二十年前那段天真童貞的回憶。——
「看到你的來信，我久久不能平靜」，她寫道：「一個勤奮好學，喜歡探索，有理想有上進的青年，被整得這麼慘，使我萬分痛心……你是我敬重的中學時代的校友和兄長，要不是挨整，你一定比我的成績更好」。
少時友人對我的遭遇表示痛心和惋惜，給我帶來了安慰。
楊明彥也許是我當年同窗中最幸運的一個，她在這封來信中，講到她的家，她的丈夫是在我們大學求學就認識的，她在讀書時他已工作，在那種險惡的年代，她倆從大學開始戀愛，終於有了善果，這在同時代人中要算稀貴的。
信中還介紹了她的事業，她已是有多篇著述的機械專家，眼下還帶著幾個研究生。信中追述了她家在58年的遭遇，她的父親也在1957年劃為右派。當時剝奪了他在西農正常的執教，將他放到一家勞改工廠，後來死在獄中。
1960年以後，她們姊妹三人被拆散，一個流落他鄉，一個在工廠做工。唯獨她才僥倖從重大畢業，分配到四川農機學院執教至今。但她沒有逃脫文革的風雨，挨鬥抄家，對她這種被稱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的人是免不了的。
對我托她尋找馬開先的下落，她寫道：「歷次運動中私心重的人確實害了不少好人，這筆脹就算在錯誤歷史上吧……如果整你的人有點良心和人性，他們自會受到良心責備。你夠苦了，去找這種小人算賬反而傷自己，不值得」。
無辜受害者，到今天也只有懇求「歷史」懲治那些做盡傷天害理壞事的人，而無法懲戒這些壞人，甚至於連控訴餘地都沒有，還蒙在鼓裡的楊明彥把一切只看成個人整個人的行為。
後來我接連收到她的幾封回信，告訴了我一大竄在成都地區工作的，我的同班老同學地址或下落。其實人的相聚是要講緣份的，想到我被揪鬥的那些日子，同班中幾乎沒一個人向我表露同情，哪怕講幾句值得我永生紀念的關懷話！想起他們在鬥爭會中學舌的醜惡嘴臉，我就對他們感到嘔心！。(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