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鞋子」所衍生出來的故事

作者：謝行昌

1953年，本文作者一家四口，在鳳山誠正新村（日後改名為黃埔新村）的眷舍前與林豐炳將軍夫婦（右一、二）合影留念。（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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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18-11-23 11:20 PM 標籤: 鞋子, 父親, 謝行昌

前言

上了年紀的人最喜歡看到的，大概就是「充滿歡笑的童顏」啦，因為它能讓你瞬間忘卻心中的憂愁與世間的煩惱，融入了一個純真與充滿希望的境界。咱們老中那句「含飴弄孫」的成語，就含有這意念吧？

前些日子，在電視新聞上看到一群非洲某國的孩子，歡欣地試穿「新」鞋子，那得意且滿足的笑顏，固然讓我內心充滿溫馨，卻也勾起一些令我感傷的往事。

那條新聞是報導幾間美國基督教會的聯合慈善義舉，他們募集了數百雙舊童鞋，送交非洲某國一個生活艱難的部落。之前，這幾家基督教會就已「認養」（Adopt）了這個村落，捐了不少衣著、食物與日用品。當義工們見到部落裏的孩子們打著赤腳來領取救濟品時，十分心疼他們，所以返美後又再募集了許多舊童鞋送過去。孩子們成長快速，童鞋通常都還相當新的時候就已不合腳，捐出來算是廢物利用，也是理所當然的。

這讓我想起以前父親講給我們兄弟倆聽過的，兩個與「鞋子」有關的故事。在閩南山區窮鄉僻壤成長的父親，因為家中生計艱辛，經常連隔宿之糧都有問題，遑論其它生活日用品呢。所以他童年時也是長年打著赤腳，與那群非洲孩子沒有太多區別的。

父親去集美師範前的故事

故事就從頭講起吧。話說清末民初時，福建出了一位大善人，就是在南洋經商致富的華僑陳嘉庚先生。他十七歲時去新加坡，在他父親經營的小米店裡幫忙，繼承父業後將之擴充，業績逐漸興隆。日後他轉進馬來西亞經營橡膠業，逐漸成為東南亞數一數二的億萬富豪。

致富後，陳嘉庚先生亟思回饋鄉里，乃於1918年斥資在福建廈門興辦集美師範學院（他畢生的善舉多得數不清，「興學」只是其中之一）。這不但是間學、雜、住宿膳食費全免的義學，就讀之學生還按月發放少許零用金。

不過要考進這家培養師質的學校還真不簡單，因為福建全省的每一個縣份，最多只收兩名學生而已，且寧缺勿濫，考試若是不過關，該縣份一個都不收。所以當年能夠考入集美師範的學子，就有如科舉時代中了舉，在福建當地是件十分光榮的事。我的父親謝肇齊，就是集美師範第一屆招生時，在武平縣錄取的兩名學生之一。

集美師範學制有如台灣當年之「五專」制，應考生之基本資格是至少初中肄業或是畢業生。父親（1905年生）小學畢業後，因家貧而輟學務農一年，原本是無力升學的，幸虧有位仁厚的地主（這地主在早期紅軍盤踞贛南搞土改時被惡鬥，不幸全家遇害，讓我父親日後報恩無門），見到他佃農之子聰慧優秀，憐惜之際決意栽培，乃出資供我父親去與鄰近的福建省上杭縣城升學，就讀於縣立上杭中學初中一年級（住校）。集美師範招生時，我父親是以初一的學歷應考的，居然就考取了，在鄉里算是件殊榮，一時舉家歡慶，賀客盈門。

武平縣城裡有位員外（富商），家中子弟沒有考上集美師範，乃託人到謝家說項，希望以兩百銀元之價，讓他的孩子頂替，用我父親之名入學。兩百銀元對貧苦的謝家而言，是夢寐以求的鉅款，可以買到幾分薄田，讓他守寡的母親（我祖父去南洋打工時染病，返鄉後不治亡故）成為自耕農，能立即改善家中的經濟狀況。

父親的童年經常是有一餐沒一餐的過著，即使有飯吃時，也只是稀粥配野菜，所以因營養不良而體型瘦小。當得知有人願出價頂替學籍時，興奮異常，願意犧牲這入學機會，心想大不了明年換名再考，至少家裡人暫時不會再餓肚子啦。我的祖母廖氏，也經不起這兩百銀元之誘惑，再加上我父親毫無異議，乃初步答應了這項「交易」。她老人家是文盲，也沒有「受教育」的觀念，自然怪不得她。

幸虧父親的三叔（懋恭公，是我祖父承恭公之三弟）出面，力排眾議，堅持要他去廈門唸書，三叔公在謝家算是屬於「少數」見過世面的讀書人，家人決定尊重他的意見。懋恭公了解教育之重要性，也知道他這位聰慧的姪兒，是眼前光大謝家門楣的唯一希望。

集美師範雖然是學、雜、住宿膳食費全免的義學，但父親趕路去廈門入學，沿途還是要有花費的，家無分文不說，欠債也不少。所以在我父親未被告知的情況下，比他小七歲的妹妹（就是我那與民國同壽的淑莊姑）被賣到鄰村王家做童養媳，換得的少許銀兩除還債外，剩餘幾文就是我父親去廈門的路費了。

父親的祖母何氏（自然就是我的曾祖母）是平日最疼他的長輩，在他動身去廈門唸書之前，親手為他縫製了一雙新布鞋，根據父親日後追憶，那雙布鞋之鞋底是雙料的，慈母（祖母）手中線，遊子「腳上鞋」，對他而言，意義非常重大。

哦，這雙鞋子的故事才剛開始，它的下落是我現在都還可以感受到的，父親那錐心之痛。即使事過幾十年，每當他講到那雙鞋子的下落時，都還會熱淚盈眶，這份自然流露的親情，偶一念及，也會毫無遮攔地觸動我心靈中最脆弱的那一環。

我的第一個「鞋子的故事」

話說那日父親穿著祖母替他縫製的新布鞋，挑起行囊動身去廈門，舉家老小都站在祠堂門口，目送這還不滿十五歲的孩子啟程，可以想見當時雙方依依不捨之情。父親走到第一個山丘上，揮手向送行親友告別後轉身上路。一旦離開眾人視線，就趕緊脫下鞋子，放進包袱裡收好，下面的兩百多里山路，他居然是打著赤腳走完全程的。

父親沒料到的是，離家的當天下午，平日與他兄妹情深的淑莊姑就被鄰村（二十餘里外）的王家接走，成為童養媳，為了怕我父親行前鬧情緒，全家都瞞著他們兄妹倆，可以想見謝家當時的心酸，與還不到八歲的淑莊姑流著淚被帶離家門時的吃驚與無奈。我問過父親，他是何時得知此事時，他說是兩年後第一次返鄉，找不到妹妹時，才知曉部分「賣妹妹」的錢，是他去廈門的盤纏。父親紅著眼告訴我們，當時他「大慟」。就因為他咬文嚼字地用了「大慟」這個字眼（還當場寫了給我看，因為我第一次聽到這故事時還不到十歲），也讓我一輩子牢牢記得這樁慘事。

還記得我當年在成功嶺受軍訓時（預備軍官十七期），全連官兵在結訓之前，曾奉命著全副武裝，往大肚山方向急行軍二十公里，當時學員們頂著鋼盔，手持三零步槍，揹負一個約十公斤重的實背包（有別於日後做樣子用的空心背包，因為就在那一次行軍時，有位受訓學員當場體力不支，倒斃在台中的大肚溪橋上），加上水壺與乾糧等。即使是腳穿膠鞋，每個人腳底板都還是走起了好幾個大小不一的水泡。

閩南山巒起伏，雖非崇山峻嶺，但是去廈門得翻越許多大大小小的山丘（有高逾數百公尺者），沒有捷徑，所以我問過父親，全程沒搭舟車（為省錢），又捨不得磨壞祖母親手縫製的布鞋，打著赤腳走兩百多里山路，難道沒有走起水泡？

父親的回答是，他從小打赤腳，腳底早就磨起一層厚繭，幾乎有鞋子的「功能」，即使如此，七天後他走到廈門時，腳底還是起了水泡的。

開學後，集美師範規定學生在課堂裡得衣著整齊，當然也得要穿上鞋子，他們是學習將來如何「為人師表」，這項要求自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父親只有這「101雙鞋子」，又是奶奶親手縫製的，所以把它當寶，除了在進課堂裡才穿上外，課餘時間都穿雙木屐，腳下「格支格支」地，成為同學們取笑的對象。

暫且先撇開「鞋子」不談，父親還告訴過我們兄弟倆，他在校時曾經歷的另一個故事，那是與「吃肉」有關的。

話說集美師範開學的第一天，創校的陳嘉庚先生不但親自蒞臨主持典禮，並發給廚房一筆額外加菜金，所以當天學生餐廳的晚餐相當豐盛，大概不乏雞鴨魚肉之類的菜餚。

我父親是貧農子弟，以前從未見過如此豐盛的大餐，大快朵頤之際，竟然分不出肉的種類，用筷子夾起一塊帶皮的肥肉放進嘴裡；

「這……這是什麼肉？」父親吃得津津有味，沒有心機地問起鄰座來。

「呃，這是豬蹄膀肉。咦？難道你以前沒吃過？連這都不知道？」

「我以前是沒什麼機會吃肉的。」父親那時才十四、五歲而已，農家子弟嘛，有話直說。

好啦！這下子「潘朵拉的盒子」給打開了，全班同學（那時候集美師範只有他們這一班幾十名學生而已）都知道這武平縣來的窮小子以前沒吃過肉，我父親成了班上調皮同學在餐廳作弄的對象，一旦廚房加菜，桌子上有大塊肉時，幾個搗蛋鬼就故意停下筷子，直盯著看我父親吃肉時的「滿足」表情，然後鼓掌喧囂：

「嗨！大家快來看武平人吃肉啊。」

父親講這往事給我聽的時候，不慍不火，反而是我聽得大怒。

「爸，那時候社會上顯然是『笑貧不笑娼』，可惡！」

「我就故意作出『津津有味』的吃相給他們看，讓他們看到煩為止。這樣搞了幾次以後，他們也就覺得自討沒趣啦。」

父親就是這麼平和的一個人，大概古聖先賢的書讀得多，為人處事就是會不一樣，他這輩子受到過不少的委屈，都慣以「忍氣吞聲」來應對。有好幾次連他的一些好友都看不下去了，日後曾數度在台灣出版的報章雜誌上為他仗義執言，不過這已超出本文之範圍，以後再說罷。

我八成就是因為古籍沒讀夠，所以「涵養」遠不及父親，遇到這款委屈時，是絕對不會忍氣吞聲的。對我而言，這已經算是接近於「霸凌」了，但是接下去的「鞋子的故事」，才真是不折不扣的「霸凌」哪！

前面提過，我父親珍惜這雙布鞋，不但因為這是他唯一的一雙鞋子，也因為這是奶奶親手縫製的，有濃厚的親情在內，是父親這異鄉學子的精神寄託之一。

有一天上體育課，老師把同學們分成兩隊踢足球，大家輪番上陣，輪到我父親上陣時，他像以往一樣，捨不得穿著布鞋踢球，把它脫下放在球場邊，打著赤腳上場踢球。

打完球回到場邊，我父親發現他的布鞋不翼而飛，遍尋不着，急得當場大哭，雖然有些好心同學出面幫忙四處張望，也不見其蹤影，這是一雙已沒有什麼實質價值的舊鞋，我父親已穿了好幾個月，拿走鞋子的人明顯地是在惡作劇，知道這雙鞋是我父親的「寶貝」，故意整他的。

父親日後回想事件發生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有些同學妒嫉他年紀雖小，成績卻是名列前茅。記不記得我上面講過，曾經有富家子弟出價想要頂替他入學的嗎？誰能擔保他的同班同學之中沒有人是用這方式混進來的？集美師範是當時福建省的頂尖學府之一，畢業生將來是得要為人師表的，所以學業要求十分嚴格，如果有什麼人真是這樣混進來的，最後想不被淘汰也難。

當時操場上只有他們那一班同學，父親心裡有數，認定就是平日最愛拿他惡作劇的那幾個同學幹的好事，但是苦無證據，只得萬分沮喪地打著赤腳走回宿舍，一路上還冀望有奇蹟出現，說不定那雙布鞋就被惡作劇者擺在他床前。

但是奇蹟沒有出現，所以當晚父親焦慮得睡不著，因為進教室是必須穿著鞋子的，此時他只剩那雙木屐，走進教室「格支格支」地，必成為同學們訕笑的對象。所以天尚未大亮，父親就穿著木屐先進入教室，夾著腿坐在自己的位子上。

這樣折騰了一整天，回到宿舍後父親又憂心地痛哭一場，因為雖然鞋子可以在市場買到，但離週日還有兩天，集美師範有門禁，學生們是不准在非週日出校門的。

好在父親在學校結交了一位終生摯友，也是他的同班同學林豐炳（福建長汀人），兩人家鄉都是在閩西（長汀是武平之鄰縣），客語也是他倆的共同母語。林豐炳日後與我父親同時投筆從戎，結伴徒步去黃埔島，成為黃埔六期騎兵科的學生。林將軍是抗日名將，戰功「豐炳」一如其名。1950年代初期，國府還在風雨飄搖的危局中掙扎時，負責衛戍老總統官邸的陸軍勁旅，是遠近馳名、裝備精良且驍勇善戰的第十一師，而當時統率該師的師長，正是林豐炳將軍。

這是1953年我們一家四口在鳳山誠正新村（日後改名為黃埔新村）的眷舍前與林豐炳將軍夫婦（右一、二）合影留念。當時林將軍任第十一師的師長，我父親則在步兵學校任教育長。（作者提供）

林豐炳平日見自己客家老鄉被人欺負時，心中就已有氣，此時他挺身而出，借給我父親一雙鞋子（他在長汀家鄉屬小康之戶），雖然不太合腳，但已暫解燃眉之急，下一個週日，林豐炳就陪我父親上街挑選，買了一雙舊鞋子（父親捨不得花錢買新鞋）先應付一下。

可是這「鞋子事件」並未就此落幕，數日後有人在校園內發現一隻被剪成一半的布鞋（另一隻與另一半不知去向），拿來給我父親看，他一眼就認出這是他的老鞋子，少不得又是一場痛哭。

這半截布鞋就被他收藏在箱底作紀念，直到1919年去英國皇家軍校留學之前返鄉省親時，他將二等船票（兩人一艙）換為三等（十人一艙），節餘了一百二十幾個銀元，將全部款項親手交給我的老奶奶，那半截布鞋大概就留在老家了。只是父親完全沒有料到，這竟然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返鄉，兵荒馬亂的年代，身為軍人不是那麼行動自由的，再加上武平縣處於福建省最偏遠的山區，對外交通十分不便，不是動念「想家」，就能立刻啟程回去的。

父親於1995年去世，這麼一算，他足足有七十六年沒再踏進過家門，難為他一生寫了那麼多思鄉的詩句。諸如這首押著客語韻的詩「憶昔從戎遠別時，依依欲語竟無詞，阿娘含淚頻相囑，除夕團圝歸末遲」，就生動地描述出他離家從軍時，與母親依依不捨的景象。

唉，寫著、寫著，我怎麼好端端地濕了眼眶。

再回頭繼續講這鞋子的故事罷。話說此事被班上導師得知後，立刻氣急敗壞地召集全班同學訓斥，但已無濟於事，割鞋的「凶手」仍無法現形，徒然增加我父親的心理負擔。有好幾個月，他不敢再讓鞋子離開視線，甚至於踢足球時，肩上還斜背著一個袋子，把鞋子放在袋裡，自然又被那幾個瞧不起窮孩子的同學捉弄、訕笑。

父親的「報仇」之道就是用心向學、讀書，以優等成績來抵銷遭無端「霸凌」的恥辱，不旦贏得同學們的尊重，也得到師長之同情與關懷。父親的努力沒有白費，在集美師範唸書的五年中，除成績優秀之外，還逐步升為校刊的編輯與主筆。

我父親日後之所以會投筆從戎，在集美唸書時就有跡可循，那是因為他在校時偷讀過一本名為「三民主義」的「禁書」，從此成為中山先生的忠實信徒，經常在校刊（星火週刊）上為文頌揚「孫文學說」，而那本他讀過的「三民主義」還只是一份手抄本而已，因為當時掌理福建的軍閥是不容許印刷廠印行「異端邪說」的，違者會遭「串通革命黨」之罪名嚴懲。

我父親在集美的頭兩年沒有返鄉省過親，過年也是在廈門過的，一方面是家中長輩不放心他年紀太小，能不冒險上路就別冒險。另一方面是路上需花費，不是他能夠負擔的。

上完二年級的那個暑假，我父親終於得到家中許可，第一次翻山越嶺返鄉。學校發放的每個月幾角子零用錢，在他平日的「超級節約」下，居然足以換成兩個「袁大頭」（銀元），他把銀元縫在衣服裡後，興奮地踏上歸鄉路。

長途跋涉數日後，父親踏進久違的家門，立刻得意地掏出那兩塊銀元給我奶奶，見她無喜反悲，才意識到家中景況必有大變，首先是發現最受他鍾愛的小妹妹（我的淑莊姑），已被賣給鄰村的王家做童養媳，而且是兩年前他離家去廈門那一天就被王家帶走了的，登時父親想必是「仰天狂號，心中大忿」。

其實，父親從未清楚告訴過我，他當場所感受的打擊有多大，這「仰天狂號」是我自己猜想的。父親一向是性情中人，我承繼了他的血脈，也常會有相似的激進情緒反應，所以我相信我對這件事之感受（仰天狂號），是與父親雷同的。

其次，父親得知最疼愛他的祖母（我的曾祖母何氏），已於年前「無病」遽逝，死得突然，想必是心臟病或是腦溢血之類的急症，家人知道祖孫情深，怕他會輟學回鄉奔喪，就一直瞞著他。想起祖母給他的唯一紀念品，那雙她老人家親手縫製的布鞋，現在只剩下半截，不禁悲從中來，立即趕去謝氏位於「太平嶺」的祖墳區。想來，父親在奶奶何氏與亡父墳前，必然又是「呼天搶地」的大哭一場以發洩情緒。

父親後來告訴我，返鄉省親本該是件歡喜團圓的好事，但是因為這雙重打擊，他有好幾天目光呆滯，幾乎不吃不喝，神情非常沮喪。直到在王家做小媳婦兒的淑莊姑得知哥哥返鄉，經婆家允許後，趕回老家來與他相擁痛哭，悲情發洩後，他才逐漸恢復正常。

由於我祖母每天得下田耕作，所以淑莊姑在兩歲之前，是被綁在長她七歲哥哥（我父親）的背上，一早就同去替人放牛的。因為家裡窮，淑莊姑沒戴尿片，我父親每次去放牛（每天賺一個銅板），經常是帶著一背妹妹的屎尿回家，兄妹倆都得要先到小溪旁清洗乾淨才行，他倆相依相存的感情極為深厚，我父親於1995年臨終時對我兄弟倆的交待之一，就是要求我們返鄉去看望淑莊姑。

我的淑莊姑在王家連生了四個壯丁，以年齡論，他們全是我的表哥，我的大表哥王香文長我十好幾歲，受了一些教育，是位小學老師。而且「外甥似舅」，我這四位表哥的容貌，都神似我父親。

2002年我回武平尋根，有幸在淑莊姑辭世的前一個月，見到了她老人家，只可惜那時她已病重，不僅喪失記憶，也完全無法言語，如今憶及，仍覺萬分遺憾。

最近我翻閱謝氏族譜時，發現淑莊姑在族譜上列名「淑樟」，但是記得我自幼就聽父親稱她為「淑莊」，想是因父親用的客語發音導致我的誤會。我已在眾多的文稿中都用了「淑莊」之名，就還是將錯就錯罷，姑姑應該會一笑置之的。

我的第二個「鞋子的故事」

我這第二個鞋子的故事，就是1949年，父親如何逃離已淪陷的廣州城，到九龍與我們母子三人會合的離奇經過。或許有人要問，這故事會與「鞋子」有關嗎？

有的！父親的鞋子裡藏有玄機，他之所以能夠順利逃抵九龍，就是在與家人失散之前，已預料到自己前程難卜，在自己鞋子內割了一個小口，塞入了一只被扳直了的金戒指，以備急需。

在「手錶的故事」中，我已經將父親（時任陸軍第七十軍副軍長）如何與軍部失聯，以致短暫地遭紅軍主力部隊俘虜，又得以幸運地脫逃的經過作過說明。

但是在找尋劉安祺將軍（父親之摯友兼戰友，日後在台灣曾擔任過陸軍總司令）的兵團總部之路上，父親偶爾讀到一份幾天前的舊報紙，誤以為廣九鐵路停駛，擔心我們母子三人沒有逃離已淪陷的廣州城，只得告別同行的部屬（一位高姓團長），隻身重入虎穴救自己的家眷。

父母親原先在廣州城的約定是，我們母子三人先乘火車去九龍，投靠我的姨外婆范新瓊（她曾在法國習畫，是中國名畫家徐悲鴻與蔣碧薇的同班同學，也是台北榮總前院長彭芳谷醫師的母親），父親則因軍令在身，負責安排將七十軍眷屬撤到海南島後必須歸隊。我們母子三人本來也是應該隨其他眷屬同赴海南島的，但母親對時局非常悲觀，堅持要去九龍依親，且已購妥火車票，預定在父親出發去粵西後十二小時之內，登上南行火車赴港，因為此刻紅軍已集結廣州城外，次日即將進城。國軍為避免有百萬以上人口之主要城市中無辜居民，可能在激戰中遭殃，所以防守的七十軍未放一彈，已先行撤離廣州城。

1949年10月，我們母子三人打扮妥當，臨赴廣州火車站前，在租屋之二樓陽台上，與手捧新生兒的房東張程超之夫人合影。我們住在九龍牛池灣時，好心的張先生寄來此照片給我們留念。（作者提供）

回榕城的路上已有大批難民，都是與我父親逆向而行的，人家是逃離戰禍，他則是一心一意想要回去救我們母子三人，沿路倒是沒有再遇到共軍主力部隊，約三十六小時後的傍晚時分，順利抵達廣州市郊，共軍進城後立即實施宵禁，為防自己身分暴露，父親沒敢硬闖宵禁關口，也沒有住進旅館，就夾雜在難民潮中席地而臥，休息了一夜。

次日清晨，天尚未全亮，我父親見崗哨已撤，心中掛記母子三人之安危，急忙摸黑進了城，在微微晨曦中，找到了那條當地居民稱之為「銀樓街」的路（我們在一間銀樓的二樓租屋），但是因為每家門面都已被商家釘上木板（防暴民趁亂打劫），僅留下進出之小門，以致景觀大變，連門牌號碼都遮住了，所以我父親在那家銀樓前徘徊了一陣子，不敢立刻上前敲門。

眼見天即將大亮，擔心無藏身之地，我父親終於鼓勇上前舉手敲門，突然那門開了一條縫，有人在門後偷窺，然後迅速伸出一隻手，將他一把拖進門裡，此人正是銀樓店主張程超先生，也是我家原來的房東。

「你好大膽，怎麼還敢摸回廣州來？你的家眷早在五天前就離開啦！」張先生氣急敗壞地問。

「咦，廣九鐵路不是停駛了麼？」父親如釋重負，好奇地追問。

「沒錯，但只停駛了一天而已，第二天就又通車啦！」

「那好，我這就走，到九龍去與他們會合。」父親不好意思多打擾他。

「等一下，讓我看看。」張先生打開門縫，左右觀察了一下，突然臉色大變。

「糟糕！街角好像有人在盯梢。」

「怎麼可能。」父親顯然想不到他的行蹤可能會暴露。

「昨天已經有穿軍裝的人來檢查過啦，說是有人密告，國民黨高階軍官在這兒進出過，我老實告訴他們，是你的家眷曾在這兒租過房間，但已離開，不知去向。」

「既然已經被搜查過，怎麼還要繼續盯梢？」

「你的家眷走得匆忙，留下不少衣物家當，他們認為你可能還會回來取，嘿，還真被他們給猜中啦。」

父親快步上樓，進入房間查看，果然我母親留下不少衣物，包括幾冊相簿在內。父親迅速在留下的衣物中挑選一套較為乾淨的便裝換上，雖然痛心我們家中的幾百張早期照片即將永遠散失，但逃命要緊，這都已不重要啦。正待離開，張先生迅速塞了幾張港紙在我父親口袋中，詫異之下，父親問道：

「你這是……？」

「噢，你家眷走得匆忙，忘記拿走押金。」張先生說。

其實母親離廣州時已拿回押金，這是張先生擔心我父親身無分文無法上路，特意想要幫忙他脫逃的，只是我父親當時不知道這是張先生古道熱腸的善意，只以為他是位老實的商人而已。

這位張程超先生與我父親年齡相若，多年以後，每當父母親提起他時都非常感念，擔心他可能在三反五反的年代，就已遭迫害了。

話說父親收拾了一個小布包正待離開，機警的張先生把門打開一條縫往外窺視，只見街角那個疑似盯梢的人，居然目光炯炯的還對著這邊看，嚇得立即關門上栓。

「糟啦！他還在那兒。」

「那怎麼辦？」

「看樣子八成馬上就要有人來逮你啦，據我看，昨天他們來這兒檢查之前，你的底細必定已經被人洩露，不然怎麼會直接上我這兒來找？相信通風報信抓到你的人，必定有賞的。」

這下子我父親終於想通了，約四、五天前，他帶領兩名隨扈，徒步去粵西尋找已失散的七十軍部隊主力，在路上巧遇屬下的高姓團長，兩人乃結伴而行，不料遭紅軍某部在路檢時扣留。好在當時兩人身分並未暴露，當晚他倆藉口去河邊挑水，一起泅到對岸脫逃。留下的兩名隨扈顯然洩了底，不然怎麼連我們在廣州租屋的地址都搞得一清二楚。

「那我走後門就是啦。」父親也急。

「我家沒有後門，你現在一出前門就會被跟監，不過我有辦法讓你擺脫他。」

張先生乃帶領我父親到三樓後面的陽台，指點他如何由自家二樓陽台，翻越約五、六座鄰居的屋頂後，跳進一個巷弄，其出口是一條與「銀樓街」垂直的路，可以避開盯梢的人。顯然這是張先生的「老地盤」，他可能就是在那兒長大的，所以才會如此熟悉地況，我父親此時已無它策，只得依照吩咐，小心翼翼地「飛簷走壁」，回到廣州市的街上後，趕緊快步離開「銀樓街」。

不久天色已明，街道上行人漸增，父親一身潔淨的打扮，走在路上與其他的城市居民相當，不至於立即惹人注目，但是在出城的路上都設有共軍路檢關口，盤查之際，難免會有些刁難的問話需要作答。

父親知道他的真實身分已暴露，雖然共軍暫時不知道他回到了廣州，但是情況已不容許他像以往一樣，喬扮成家鄉的武平中學老師，別的行業他又無從扮起，只好為自己編了一個新的身分，成了廣東梅縣中學的職員，但是梅縣位於粵東，他如果往南出城直奔九龍，不就不能自圓其說了嗎？所以只得由東邊出城，廣州市內共軍耳目太多，心想先出了城，離開共軍的勢力範圍再說罷。

父親講一口標準梅縣口音客語，所以路檢時只要告訴他們是回梅縣去的，都未被特別刁難。此時（約1949年10月下旬）共軍主力雖已進入廣東，但大部份粵東的鄉下地區尚未完全赤化，而且鄉下的路檢也沒有那麼嚴，尤其他是東行，比較沒有引起注意。

但離廣州市東郊約五十里後，父親必須轉向南行，欲經惠陽（好像就是現在地圖上的惠州市之一部分）往九龍方向走，惠陽附近是客家人在粵南的聚居處，語言雖與兩百多里外客族中心的梅縣有別，但差別極小，對父親而言，較容易隱藏身分。

共軍為防止大逃亡潮，在往南的路上增強路檢不說，過程也嚴格許多。父親未雨綢繆，在經過離惠陽北邊約百多里的某農村時，就以身上穿的潔淨衣著，再加上幾張港紙（港幣），換來一身農民裝束。父親本來就是貧農出身，面容黝黑，現在配以破舊的農服，一頂斗笠，再加上在困頓路途上的餐風宿露（擔心臨檢而不敢投宿旅舍），搞得頭髮零亂，滿面鬍鬚，所以還確實扮得有模有樣。

不過此時我父親還有另外一個極難克服的困境，那就是當他領陸軍三十二師經過贛南時，不幸感染了瘧疾，當時已有一些「金雞納霜」（奎寧）之類的治瘧藥物，但那是治標不治本，暫時解困用的，這俗稱「打擺子」的傳染病，發作時身體會忽冷忽熱，夠煎熬人的。

逃難途中，父親的瘧疾不時會復發，一旦發病時，渾身虛弱，寸步難行，擔心身分可能會暴露，不敢投醫，就地躺下休養。在去惠陽的路上，瘧疾發作得十分嚴重。當時已有不少來自中國各省份，形形色色的難民過境粵南，想必社會各階層人士都有，全是意圖在邊界尚未完全封鎖之前，經惠陽逃往港九的，父親以農民裝束夾雜在難民群中，形象潦倒，病態十足，並未惹人注目。

但是當「瘧疾」發作，打起「擺子」來時，身子冷熱交加，「金雞納霜」之類的成藥雖然可以暫時壓住病情，但是患者在趕路勞頓、身體疲憊之時，病毒又會趁勢竄出來作怪。惠陽離九龍僅百餘里，若是沒有路檢阻擾，以我父親的體力（那時他才不過四十六歲左右），只要到達惠陽後，再花兩、三天時間就可以走到九龍。但是這會兒病魔纏身，他擔心在體力復元之前若是冒然上路，說不定就成為亂世常見的道旁枯骨，所以父親在往惠陽的路上，時走時停，拖了約半個月之久。

父親在惠陽的脫險記

當時惠陽以北已是人煙稠密的地方，雖然尚未有共軍正規軍進駐，但那些當地的地痞流氓出身，為虎作倀、耀武揚威的「土八路」還真不少，他們藉由臨檢機會，明目張膽地搜括或敲詐難民的錢財。被欺凌的難民們都敢怒不敢言，若是因反抗而遭「土八路」一槍斃命，恐怕連訴冤都無門。

為了購藥治瘧疾，父親將藏在鞋縫裡那只板直了的金戒指取出，換了一些港幣，將其中兩張較大面額的鈔票，仍然藏回鞋縫中，身上只帶著些零鈔與零角子，這當然是在他親眼見到一些難民被「土八路」攔路搶劫後，不得已而用的老點子。但是因為他衣衫襤褸，形容枯槁，還又一身是病，倒臥路旁裝成乞丐的樣子，反而沒引起「土八路」們的注意。

這段期間，父親即使瘧疾發作時，都還是露宿街頭。他也不敢每晚都露宿在同一個地方，還好惠陽城方圓幾十里，露宿點的「選擇性」很多。

一日傍晚，行經一間教堂，只見堂外牆上大書「神愛世人……」（下面還有二十六個字，所有基督徒都會背誦的），父親始終沒搞清楚那是天主教堂還是基督教堂，不過依我的看法，那應該是間基督教堂。

眼見教堂附近打掃得頗為乾淨，父親心想，單獨在這兒「打尖」絕對比去龍蛇雜處的難民堆中要安全些，乃靠牆角坐下，預備當晚就在牆角過夜。

坐下才不過五分鐘左右，教堂門忽然大開，裏面衝出來一個穿著整齊的外國人，想來是該堂的教士，對我父親大聲吆喝道：

「不是已經告訴過你們，不許在這兒停留嗎？」教士講的是洋腔極重的普通話。

「為什麼不可以，不是「神愛世人」嗎？我又沒有進入你的教堂。」父親指著牆上那段聖經上著名的「金句」當場反駁。

「我說不可以，就是不可以。Get out！」教士凶得很。

「這是公共道路，你沒有權利趕我走。」聽到教士最後那句是英文，父親頂回去的這句話是用有英國口音的流利英語說的。

教士愣在當場，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這「叫花子」居然會講英語！？

「那你是……你是香港來的？」港九的教育系統受英國影響很深，懂英語的居民不少，教士自然會如此假設。以下的對話全是用英語。

「不是的，我曾經在英國唸過書。」或許在父親的潛意識中，認為與教士交談不用擔心，所以講了實話。

「那所學校？」

「桑赫斯特軍校，1932年班。」父親確實是1932年在這所英國皇家軍校畢業的。

「啊，你是軍人？」教士又大吃一驚。

「是，在軍隊中擔任翻譯官。」父親突然警覺起來，不敢再繼續洩底。

桑赫斯特軍校畢業的只是任軍中翻譯官？教士顯然不信。眾所周知，這所皇家軍校是英國培育陸軍將才的最高學府，連二戰時期的邱吉爾首相與蒙哥馬利元帥都是那兒畢業的。

「回到中國後，無用武之地。」父親知道自己的話講溜了嘴，這一下子無法再自圓其說，只得瞎扯。

「好吧，那你今晚就進到教堂裡打地舖，一切明天再說。」教士沉思片刻，突然改變主意。

「謝謝，那我現在就先去對面街角買點乾糧再過來。」父親對教士一百八十度的轉變有些詫異，也注意到他神色有異，但是還沒想到這是出賣他的第一步。

父親在約五十公尺外的飯店外排隊買乾糧時，眼角突然瞥見有一個僕役模樣的中國人由教堂走出，教士探頭出來似乎交待他幾句後，那僕役向父親的方向望了一眼，立刻半走半跑地往市區方向快步而去。

這會兒父親開始起疑啦，拿到乾糧後就先朝與教堂的反方向走，躲在距離教堂百餘公尺處的一棟房屋後面，一面吃乾糧，一面不時地探頭往教堂方向張望。

果然一如父親所料，沒有多久，就見那僕役帶了幾個人回來，而且眾人立即奔向那間飯館，顯然是要來搜捕他的。

父親機警地朝與教堂街道的垂直的反方向快步走開，想先脫離追捕者的視線再說。他不敢奔跑，怕反而會引起注意，好在街上行人不少，且以難民居多，衣著相似，父親混雜其中，確實讓人難以區別，加上此時天色漸暗，讓他得以順利脫身。

父親雖然因瘧疾不時發作，身體虛弱，但他知道身分已暴露，不能久留，乃拖著虛弱的身軀，咬緊牙關，沿著南向的道路走向惠陽，路上難民不少，許多都是趁著夜色趕路，一方面是因為夜間比較涼快，但最重要的莫過於晚上「土八路」的關卡較少，而且也稍微鬆些，只要趁著夜色收些「買路錢」，連話都懶得問，父親一直走到筋疲力盡，倒頭在路旁就地躺下，呼呼大睡。

次晨，天尚未明，父親耳聞人聲嘈雜，起身睜眼四望，才發現昨夜自己是躺在離一座寺廟不遠處，寺廟規模相當大，嘈雜的人聲是一群難民在寺前排隊等寺僧施粥。父親起身時，感覺瘧疾一付又要復發的樣子，但還是搖搖晃晃地前去排隊，心想喝一碗熱粥或許可以減輕身體之不適。

輪到父親領粥時，寺僧好像一眼就看出他「病態十足」，伸手探過額頭後，立刻要他到寺廟內院坐下來，父親的那碗粥尚未喝完，另一位寺僧就走了過來，拉起他的手腕把了一下脈，問道：

「你在……打擺子？」寺僧一臉祥和，開口就是講客家話。

「是‧是的。」父親知道他遇到懂醫術的僧人啦。

「吃過什麼葯嗎？」

「就是這個。」父親自懷中掏出「金雞納霜」給他看。

「這玩意兒治標不治本，你知道嗎？」

「是，我知道。」

「有葯就好，體力衰竭時，瘧疾容易復發，你在這兒先休息幾天再上路吧。」

沒有任何一位寺僧質問過父親的背景，就讓他在寺中「掛單」。父親在兩天之中，遇到兩個不同的宗教團體，得到的對待方式截然不同，如果是你，心中的感受又如何呢？

數日後臨離開寺廟時，父親將鞋子裡藏的兩張較大面額的港幣取出，悄悄地將其中一張塞入廟中的「善款箱」中。父親日後講這故事給我聽時，很遺憾當時沒有將兩張港紙全都捐出來，他慚愧地告訴我：「寺僧們救我時毫無私心，而我卻還是有私心的。」

父親在一週後就穿越防守鬆懈的邊界，在九龍牛池灣找到我們母子三人，那劫後餘生的歡喜團聚，是父母親一生都津津樂道的。父親事後分析，聽口音，那位基督教的牧師應該是個英國人，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他也得自保，向共軍舉報我父親之身分可疑，是他「邀功保命」的方式，不過現在可以肯定的是，他應該早已被踢出中國大陸啦，無神論的共產黨哪兒會容得下他。

父親終生篤信「阿彌陀佛」，但是日後並沒有因這件事而仇視基督教，至於他為何會在情感上兼容基督教，那你得要看我下面這段「荒漠甘泉」的故事。

我們一家四口臨離開九龍牛池灣難民營，即將乘船赴台灣之前所攝，背景中的房子不是我們住的那個鐵皮屋，大概當時父母親覺得它「不堪入鏡」吧。（作者提供）

兼談「荒漠甘泉」與老總統的宗教信仰

我得先把「荒漠甘泉」的來龍去脈講一下，「荒漠甘泉」是一本基督教徒的靈修兼勵志書籍，原名是 Stream in the Desert，作者是考曼（Charles Cowman）夫婦，於1920年英文初版後不久，就快速地以各種不同的譯本風行全球。「荒漠甘泉」的內容是以一整年的「日記」方式寫的，若是你全盤依照考曼夫婦的安排，每天只閱讀當日指定的那一段，得要一年的時間才能讀完。

如果我告訴你，這本「荒漠甘泉」的中譯本原稿，是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寫」的，你或許不相信是不是？眾所周知，蔣夫人的英文優於中文，哪兒可能「寫」得出書來呢？事實上，中譯本原稿是根據蔣夫人的「口譯」，由在旁的祕書記錄下來的。

原來，蔣夫人是基督教家庭出身，「荒漠甘泉」英文版原本就是她的靈修書，蔣、宋聯姻後，蔣夫人為了導引夫婿蔣委員長皈依為虔誠基督徒，每天按書中的固定進度，口譯給夫婿聽，祕書則當場以中文寫筆記，謄清後呈給蔣委員長過目並保存。一年後，這本「荒漠甘泉」就被「口譯」完畢。終蔣委員長一生，無論他每天有多忙，都會按照原書之進度，翻閱出以前的「口譯」紀錄溫習一遍，即使抗日戰事打得如火如荼，讀這「荒漠甘泉」中譯手抄本仍然是蔣委員長的每日必做的功課，從未間斷。

在蔣夫人的敦促下，中文版「荒漠甘泉」於1942年在重慶印行。而日後在台灣流行的版本，是1959年，擔任總統府祕書的王家棫（後曾任行政院新聞局局長），將抗戰時期的蔣夫人版本加以潤飾，以更流暢的筆調重寫，把一些較為深奧的宗教文字，化為通俗之話語，讓非基督徒讀者也能領會其涵義。

讀「荒漠甘泉」，是老總統﹝蔣委員長﹞數十年來的「日課」，在慈湖梓棺中，那本被他親手圈圈點點過的「荒漠甘泉」，正是他極少數的陪葬品之一。我想或許是受到「荒漠甘泉」內涵之深刻影響，老總統平日的行事準則是遵循標準的基督徒模式。但老總統不是很「刻板」的一個人，雖然身為三軍統帥，自有其嚴肅、威武的一面，但他也有那輕鬆、詼諧、與厚道、謙恭的另一面（我用了「謙恭」二字，以別於某人在就職時所標榜的「謙卑、謙卑、再謙卑」）。我父親曾在老總統身旁任「參軍」一職近兩年，耳聞亦親見老總統的一些「謙恭」舉動。嗯，這故事太長，以後我會寫出來的。

在此順便澄清一下，總統府的「參軍長」不是如「戰略顧問」般的閒職，他可是每天都得要上下班的。參軍長屬下的近十位「參軍」，就等於是老總統的高階參謀，基本上都有許多戰場經歷，在部隊裡曾擔任過軍長或以上職務的帶兵官，他們不但必須輪值總統府的總值星官（值星時必須在總統府中過夜），偶爾還得要「陪老總統聊天」，有時候聊得興起，甚至會當場擺出「沙盤」來推演。

喔，你要問我什麼是「陪老總統聊天」？就長話短說罷，老總統於1960年代初期曾親自參與研究，然後頒發給各部隊奉行的「三角型戰術戰鬥群」戰略方針，一部分就是在與眾參軍們研討幾十年來所經歷之各「戰役」時，所「聊」出來的。我可沒在這兒瞎扯，蔣緯國將軍日後曾為文證實過此事。

也就是在那1959年的某日，我父親獲老總統當面贈書一冊，正是當年那本在台灣新出版的「荒漠甘泉」。至於老總統如何會突然興起，想到要介紹我父親讀這本書的呢，這裡又有著另外一段故事，不過講它的前因後果又嫌長了一點。除此之外，我腦袋裡還有不少老總統的軼事，大都是父親當作故事講給我們兄弟倆聽的，也全是十分正面的，以後找機會再一併寫吧。

1963年九月，我由高雄中學轉到台北建國中學讀高三，就在父親那狹小的三軍聯合參謀大學宿舍中多搭了一張行軍床住下（父親擔任該校之教育長，而當時我們的眷舍是在高雄縣鳳山鎮），我那時就注意到，父親每晚除了研讀克勞塞維茨的名著「戰爭論」外（他需要以之編講義與授課），臨睡前還必讀一段「荒漠甘泉」上指定的日課，而且整本書已明顯地被他看過好幾遍，幾乎每一頁都有眉批，可見他讀得非常仔細，但是這與「靈修」不同，父親讀「荒漠甘泉」顯然是以「勵志」為目的，並未因此而成為基督徒，「阿彌陀佛」仍一直在他的心中。

記得有一次當我與父親談及宗教信仰時，他並未貶抑基督教，只淡淡地告訴我，「無論是哪種宗教信仰，在危難時，有信仰的人總是會比較容易面對困境」。我相信，心胸寬懷，又讀了好幾遍「荒漠甘泉」的父親，應該早已不再執著地懷恨那幾乎陷害了他的西洋教士啦。

父親篤信「阿彌陀佛」也還是有其它原因的。在我寫「貓狗雨的故事」裡，曾經告訴過你那件他年幼時，幾乎在一座荒廢的廟宇中遇險的往事。他自武平家鄉長途跋涉去廈門就學的路上，某日近晚時分，眼看風雨將至，急促間見路上有間已荒廢的破廟，乃就近在竹林中採了一把枝葉作掃帚，在廟內清理出一個角落，預備在那兒過夜躲風雨。那間已無神座的破廟裡，倒是有個「門神」，被畫在一扇布滿蜘蛛網與灰塵的邊門上，父親見其蒙塵，就順便將之擦拭乾淨。不料正待躺下歇息時，突然闖入一個面相凶惡的壯漢，喝令我父親讓位給他。我父親那時還不滿十五歲，體型又瘦小，完全不是他的對手，只得搬到廟後面的一棟茅草房裡去避風雨。

次晨，父親發現那間破廟經不住狂風暴雨而完全坍塌，搶他位置的壯漢竟遭磚瓦當場壓死，我父親當時雖也被倒塌的茅屋頂壓住，但幸無大礙。日後追憶此事，父親傾向於相信這是「阿彌陀佛」在庇佑，認為那壯漢是被「門神」附身，將他趕出破廟趨吉避凶，不然怎會如此地湊巧。

一首民歌「爸爸的草鞋」給我的啟示

第三個「鞋子的故事」，其背景是一首膾炙人口的民歌「爸爸的草鞋」。

這是台灣一位知名的詞曲作家兼民謠歌手葉佳修，在1980年左右的創作，與他在同時期寫的另一首膾炙人口，紅遍兩岸三地的歌曲「外婆的澎湖灣」，其內涵都是講葉佳修的摯友，民歌手潘安邦（已故）之家族故事，也都理所當然地由潘安邦以感性的歌喉來詮釋這兩首歌。

且將「爸爸的草鞋」歌詞全文抄錄於下：

爸爸的草鞋

（獨白）爸爸有雙草鞋，擱在鞋櫃檯上，他常默默地盯著它望，仿佛注視著茫茫大海裡的一艘船。忽然一顆眼淚滴到鞋上，映出了這段故事，很長，很長……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奶奶的叮嚀載滿倉。
        滿懷少年十七的夢想，
        充滿希望的啟航、啟航！

        船兒行到黃河岸，
        厚厚的黃土堆上船。
        夜來停泊青紗帳，
        天明遙遙山海關！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奶奶的叮嚀載滿倉。
        一股離鄉的惆悵噎滿腔，
        驀然回首又要啟航、啟航！

        一路跋涉到江南，
        洞庭風景無暇看。
        峨嵋山下好荒涼，
        不堪回首淚暗彈！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故國的叮嚀不敢忘。
        強忍無奈小別的悲愴，
        信誓旦旦又要啟航、啟航！
        船兒行到澎湖灣，
        多了媽媽來操槳。
        深情款款撐起疲憊的帆，
        又衝破了許多風浪。

        草鞋是船，爸爸是帆。
        遠遠的故鄉在召喚。
        滿載半世紀漂泊的滄桑，
        倦航的船兒快來靠港、靠港……

倦航的船兒快來靠港、靠港……

潘安邦的父親是潘時驊將軍（祖籍浙江永嘉），曾經在1990年代，擔任過總統府的會計長。傳說當第一次聽到兒子唱這首歌曲給他聽時，非常激動地當場潸然淚下，不能自已。

潘安邦來自軍人世家，他的爺爺潘國綱，曾是段祺瑞北洋軍政府時期的陸軍上將。他還有位名氣嚮亮的姑姑，就是筆名「琦君」的名作家潘希真，她的作品如「橘子紅了」，「琴心」與「錢塘江畔」等，都是暢銷一時的名著。

根據歌詞所說，潘時驊將軍十七歲時就離鄉背井，在國共內戰時期從軍，約二十歲左右輾轉隨軍到了澎湖，結識了當地的姑娘（潘安邦的母親），潘安邦就是1954年在澎湖的眷村裡出生與成長的。他陪柱著杖的外婆在沙灘上散步的足跡，成就了「外婆的澎湖灣」歌中最感人的那句「沙灘上，有著腳印兩對半。」

不過這兩首葉佳修在同時期創作的歌曲中，最讓我感觸良深的，還是那首「爸爸的草鞋」，描述潘時驊將軍當年投筆從戎，隨著國軍部隊千里跋涉，最後抵達澎湖島的艱辛過程。在潘將軍以十七之齡，穿著草鞋從軍的三十年以前，我的父親以不滿十五歲稚齡，赤足走了兩百多里山路去廈門求學。雖然相隔了三十年，但他們離鄉背井的原因與所受之苦難是相當的，都是身不由己地處身於那個華夏歷史上的「大時代」裡。潘時驊將軍離家時，歌詞中所寫的「奶奶的叮嚀載滿倉」與「一股離鄉的惆悵噎滿腔」，加上那「不堪回首淚暗彈」，不就相當於我父親在記載他離家情景的（客語）詩句「阿娘含淚頻相囑，除夕團圝歸末遲」一般，講的都是非常普遍地，那「大時代」中生離死別的悽滄情景。

我父親的那一代，各階層的知識分子們，肩負著要讓中國脫離「次殖民地」的重責，打著赤腳也好，穿著草鞋也好，趿著布鞋也罷，他們都無私地為革命而獻身，勇敢地為禦侮而戰鬥，其所代表的，就是在艱困環境下，華夏子民那份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

與之相比，現在這一代在台灣長大的青少年，食飽衣暖、無憂無慮地成長，他們之中迷失方向，視「服兵役」為畏途的不在少數，甚至於有好幾位現在檯面上的政治人物，竟以能夠裝病逃避兵役而沾沾自喜，甚至得意地到處宣揚，顯然完全忘記了那「大時代」的先民們，為他們「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所作的犧牲，不但不能體會這歌詞中含蘊的悲壯意識，甚至於不了解國民「服兵役」是保家衛國最重要的環節。思之念之，怎能不讓人搖頭興嘆呢。

後記

我父親逃離共區安抵九龍後，因為是從「敵後」逃出的，並未立即獲准去台灣歸隊，得經過保安單位之嚴格審核。好在他當年的一些直屬長官們（包括何應欽將軍，有「中國裝甲兵之父」美譽的徐庭瑤將軍，與陸軍副總司令沈發藻將軍），都提供了書面擔保，我們一家四口才得以在1950年十月乘船抵達基隆港。

1968年到1969年，我大學畢業後在馬祖列島服一年預備軍官役時，是駐防在一個面積僅約兩平方公里的東犬島上。那年頭台海兩岸不太寧靜，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特別是那蕞爾小島，老共要是強行打登陸戰，我們那一個混合團級的千餘守軍（三軍都包括在內）無險可守，大概最多只能撐個兩、三天而已。所以我也曾效法父親，在鞋子裡割了一個小口，塞進了一只被我扳直了的金戒指以防萬一。這故事我在「服兵役的那一年」一文中詳細講過，在此就不贅言啦。

美國民間認養窮困非洲部落之義舉，也讓我想起在台灣成長接受基礎教育時，在朝會時必須背誦的「青年十二守則」中之第十則「助人為快樂之本」。但願這「青年守則」仍然存在於現在的台灣教育系統中，那是抗日戰爭爆發的前一年，蔣委員長頒令全國遵循的，為當時「新生活運動」之一部分，是根據咱們老祖宗的四維八德與「智仁勇」三達德而制定的，更是中國儒家學說的基礎，也正是讓那些信奉毛式共產，瞎搞階級鬥爭，以「小紅書」治國的徒眾，望之而「心驚膽跳」的。不過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居然揚棄了那本「小紅書」，又回過頭來尊孔，還在全球遍設以「孔子學院」為名的「孔家店」，不知道這葫蘆裏賣的又是什麼藥？

林豐炳將軍與我父親在集美師範同窗五年，畢業後兩人服完教書義務，結伴徒步到黃埔島投筆從戎，在黃埔六期又同連隊、同寢室（通舖）達三載之久，情同手足。

林將軍逝世後，林夫人馬利女士遵其遺言，將大部分遺產捐贈給緬北國軍遺孤，因為這些遺孤們的先人之中，有許多都是當年在抗日戰場上曾追隨過林豐炳將軍，共同出生入死，立下彪炳戰功的好漢們。這是「好人好事」，特此一記。

父親在家人全都離台赴美後，還堅持不願移民，想是一心以為台灣離他的閩南家鄉近，將來要「回家」時比較方便些。哪知歲月匆匆，在台灣一過就是四十多年，家鄉親友們音信渺茫，生死未卜，父親無奈地留下一些如「心香默禱萱猶茂，白髮倚閭待我歸。」等思鄉、思親的詩句，徒然讓謝氏後人閱之感嘆不已。

1992年，父親因年邁，生活已無法自理，以八十八高齡移居美國，不過僅三年後就辭世了。

旅居舊金山時，父親曾寫過一首題為「客況」的詩：

客況知何似

閒閒日月長

心安睡喜足

齒健食常香

教奕弄孫樂

偶吟押韻忙

老懷差自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