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中)
漫長的隧道（Ⅰ）
1957年9月，李文考入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深造，一年後又轉入學院專家班，師從保加利亞聲樂教授喬奇‧契爾金，1959年9月學成畢業，回到鐵道兵文工團任獨唱演員和聲樂教員，成了一個真正學有所成的歌唱家。
不料，1964年4月，鐵道兵文工團也大搞什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李文因平時偶爾流露過對「反右派運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 「反彭德懷」和三年大饑荒餓死千百萬人之類現象的不滿情緒而受到了嚴厲批判，並被扣上了「思想反動」的大帽子而「勞動教養」一年。
由此，他就和我與高莊教授等人，成為同吃教養所一鍋飯的「同學」了！
他與我「同學」得之所以極為融洽，不僅僅由於他和我對國家的政治生活有著許多相同的觀感，而且還由於他與我對彭德懷元帥等全心全意為人民為國 家的建國元勳們，有著同樣衷心的尊崇之情。每逢勞教所組織節慶演出，他都要登台用他那渾厚的訓練有素的男高音和無限深厚的情感，演唱實際上是漚歌彭德懷早 年革命生涯的電影《怒潮》中的那首感人肺腑的插曲《送別》，以懷念與讚佩彭德懷在那種艱難歲月中初鬧革命的膽略與風采——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
農友鄉親心裏亮，隔山隔水永相望。
送君送到大樹下，心裏幾多知心話；
出生入死鬧革命，槍林彈雨把敵殺。
半間屋前川水流，革命友誼才開頭；
哪有利刀能劈水？哪有利劍能斬愁？
送君送到江水邊，知心話兒說不完；
風裡浪裡你行船，我持梭標望君還……
每一次，他都站在掛著幾片幕布、三面圍著蘆葦箔的土檯子上深情而唱，大家都坐在台下凝神細聽，我個人的腦幕上總不禁要浮現出彭老總的音容笑 貌，並想到他的那顆時時刻刻為人民而跳動的赤子之心。有時李文在台上唱著唱著流下了淚，我在台下聽著聽著也熱淚滾滾，可謂台上台下心相連。
1965年4月，李文的一年「勞教」期滿，被解除了「勞教」，但又被強制到同是北京市公安局勞改處管轄的北京南郊團河農場「就業」，成了一個「二勞改」，後來，我就不知他的去向了。
直到三分之一世紀後的1997年夏才得知，李文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不 久的1966年12月，被從團河農場押送到同是公安部門管轄的湖南省漢壽縣西湖農場強制「就業」，1969年8月又由西湖農場押送到湖南省寧鄉縣壩塘區溈 烏公社企湖大隊接受貧下中農的監督勞動改造，直到1979年9月才被昭雪平反。後考入北京中國歌劇舞劇院做獨唱演員和聲樂教員。不久，他結識了常去歌劇舞 劇院欣賞歌舞的瑞典留學生Kevstin Wallin（華苓）女士並相愛，1981年4月在北京成婚，同年8月隨華苓女士移居瑞首都斯德哥爾摩，1983年8月考入瑞典哥德堡歌劇院做歌劇演員。 1989年12月由哥德堡歌劇院提前退休後，一直做自由歌唱演員和音樂教員。
三
1964年7月，勞教所從德勝門外的土城子，全部搬遷到安定門外原來少年管教所的原址。這裡沒有高牆大院，但圍有好幾道電網和鐵絲網，網內遍佈葡萄園和魚塘，中間才有一個建有幾排平頂窯洞的小院。我們就住在這個小院裡。
不久，我離開了「新收組」，把行李搬到了第六組，任務還是「學習」，因為我談不上什麼「認罪認錯」。有時候，偶爾也派點雜活，例如到電網鐵絲網的夾層中清除雜草，清刮從廁所茅坑中撈出的「又臭又硬」的磚頭等。在清除雜草時，電網是停電的，不然就肯定會發生生命危險。
1965年「五一」過後的一天上午，我突然左腹劇痛難忍，痛得我在炕上直打滾，並上吐下瀉，頭上的汗珠兒不斷往下流。如果是食物中毒，那麼為什麼別的 人平安無事？如果因為前些日子清刮茅坑中撈出的磚頭，手上沾染了很多蛔蟲卵，沒有徹底清洗消毒就拿起窩頭吃，肚內鬧起了蛔蟲，那麼為什麼一起清刮這些磚頭 的人沒有出現這種症候？於是人們連忙把我架到勞教所醫務室，請醫生診斷。
給我診查的醫生名叫蘇自田，原是石景山鋼鐵廠（後改稱首都鋼鐵公司）醫院院長，畢業於白求恩醫校的老八路。他也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 派」，被送到這兒來「勞教」。由於精通醫道，就讓他在教養所醫務室當醫生。他讓我平躺在醫務所的診床上，給我認真而仔細地測量了體溫、血壓，聽了心臟肺， 並用手在我的胸腹部到處擠壓了一遍，還化驗了我的血液、嘔吐物和大小便，立即作出了準確的判斷：急性胰腺炎！
他明白，這是一種十分危急的病症。醫學經典著作中註明，如若搶救不及時，罹患此症的死亡率高達85％；即便搶救成功，由於此症對內臟的嚴重摧殘，痊癒者的延期壽命一般不會超過20年。因此他立即向教養所領導匯報，應對我進行火速搶救。
教養所金所長，過去擔任過北京城區一個派出所所長，身材魁梧，心地善良。他立即打電話向上聯繫，午飯後就弄來一輛小吉普，由教養所的徐幹事監 護，把我急送城內沙灘附近的公安醫院搶救。醫院立即把我安排在醫療大樓東側小院坐南朝北的一間平房裡，整個房間就我一張病床。床對面的東牆下，臨時支撐了 一張行軍床，作為監護我的徐幹事的安歇處。徐幹事是剛從公安學校畢業的青年警官，細高挑，鴨蛋臉，兩眼炯炯有神。他同一位女大夫和一位女護士說了幾句話之 後，就問我的妻子潘雪媛工廠的電話號碼，去給潘雪媛打電話告急。
留下的女大夫和女護士隨即對我作了各種檢查，並打起了吊針，從鼻孔裡插進一根深黃色透明的塑料管引流膽汁，同時每隔兩小時，給我的臀部注射青黴素和鏈黴素各兩針。
搶救是認真而及時的。
開晚飯了。
給我打吊針、引流膽汁和準時打針的女護士，是一位端莊和善的少婦。她給我端來了一個不銹鋼的長方形小膳食盤，盤內放著一杯奶和一小碗雞蛋羹。她給我拔出了鼻孔中的引流管，要我吃。可是這時我既不想吃，也不想喝。她勸我說：
「你病得很厲害，身體虧損很大，不補充營養是不行的。就是為了配合治好病，你也該吃點東西才成。」
在她和善的勸慰下，我強令自己喝了兩口牛奶，吃了兩小匙雞蛋羹，不一會兒又全都吐光了。
晚上臨睡時，她又給我端來一杯牛奶和一小碗沖藕粉，藕粉裡似乎還放了一些糖桂花，香甜誘人。原來規定我一天四餐流汁半流汁。這次我喝了兩口牛奶並吃了小半碗藕粉，沒有再嘔吐。然後她給我打來了洗臉水和漱口水，讓我擦了臉、刷了牙，並給我蓋好了被子才去休息。
夜間，這位好心的「南丁格爾」還幾次過來給我打針。原來這兩小時一次的注射是日夜不間斷的，她好像白天黑夜都不休息。
第二天早上，這位護士同志給我打完針以後，端來了牛奶和藕粉。我都吃了，沒有嘔吐。看來在大夫護士同志們的精心醫護下，我的病勢已迅速轉危為安。
第三天中午，我就能吃一小碗煮得爛乎乎的西紅柿雞湯麵條了，還吃了上面擱的一個荷包蛋。開始我還吃不下，護士同志說：「你得盡飽吃，如不夠，我再去給你盛。」這樣，我終於把它們撐了下去。
經過這兩三天的搶救治療，我已大體上恢復常態了。像清純的荳油那樣的膽汁，也已被全部引流乾淨。經確診，是一條肥大的蛔蟲鑽進了我的胰腺管， 一半在裡，一半在外，致使胰管梗阻，引起胰液從胰管外溢，胰□激活後消化胰腺自身組織而產生急性炎症，腹部和左腹背部劇烈疼痛併發高燒。據說如果不是搶救 及時，醫療得當，讓胰腺體被「自我消化」掉一多半，引起胰腺壞死，人就沒救了！
這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們即將離開北大荒時海軍中尉小杜的死。他就是突然腹部劇痛難忍，痛得滿地打滾後兩天死去的。他會不會也是得的急性胰腺炎 呢？如果我這次是在北大荒得的病，那也肯定必死無疑了！這表明在北京，在中央所在地的公安勞改部門，雖然管制較嚴，雖然把我和高莊教授這樣的人也身納勞改 勞教場所不合法理，但其革命人道主義還是絕對地佔上風的。這使我在不幸中也感到了某種幸運。
第四天上午，公安醫院一位主管醫務的女院長，也穿著白大褂，手拿聽診器，在好幾位大夫、護士的陪同下，來給我聽了聽，按了按胸部和腹部，問了問我的感覺和飲食、大小便等情況，然後說：
「謝謝你密切配合了我們的治療。你脫險了，明天就可以回去。但你的體質還很虛弱，回去後務必要好好休息，加強營養，繼續吃軟食，等完全康復後再參加勞動或學習。」
這使我很感動。她們不但沒有以救了我的一條命的恩人自居，反而首先「謝謝」我密切配合了她們的治療，這是何等高貴的品質！當然，後面的那些話，我想她多半是說給徐幹事聽聽的，因為「加強營養、繼續吃軟食、等完全康復後再參加勞動或學習」等等，不是我自身能夠做主的。
第五天上午，外面來了一輛小吉普，把我和徐幹事拉回安定門外的勞教所。
這裡我必須插上一句：當我最後改定這段文字的時候，離這次生病已過去了32年。如果不是蘇自田同志迅速而準確地診斷，不是公安醫院有關醫護人 員及時有效地搶救治療與精心護理，不是勞教所的金所長和徐幹事及時果斷地採納了蘇自田的建議，那麼得了85％死亡率急症的我早就不在人世了，而且得救後的 延期壽命也不會超過20年。這是我以及我的妻子潘雪媛和孩子們都永懷感激之情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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