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樂記》中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禮是天之經，地之義，是天地間最重要的秩序和儀則；樂是天地間的美妙聲音，是道德的彰顯，禮序乾坤，樂和天地，氣魄何等宏大！
所以，「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禮樂教化通行天下，使人修身養性，體悟天道，謙和有禮，威儀有序，這是我國古典「禮樂文化」的內涵和意義所在，也是聖人制禮作樂的本意。
古之聖賢非常注重音樂對人心的影響，以樂輔禮，祭祀神明，善化民眾。如黃帝之樂《咸池》，通乎神明之德；顓頊之樂《雲門》，繼承美德；堯之樂《大章》，廣施德惠；舜之樂《韶》，將德行發揚光大。其節奏曲調平和而莊重，寓意深刻，導人向善。君子聆聽到此，可以說出其中的義理，以德敬天，思索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史記》中記載：「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國亡。舜之道何弘也？紂之道何隘也？夫《南風》之詩者生長之音也，舜樂好之，樂與天地同意，得萬國之歡心，故天下治也。夫朝歌者不時也，北者敗也，鄙者陋也，紂樂好之，與萬國殊心，諸侯不附，百姓不親，天下畔之，故身死國亡。」這裏說的是治世之樂與亡國之音的區別。音樂之美在於其悅耳動聽的形式服從於仁義道德的內容和禮義的要求，否則就沒有意義和價值。
古樂《南風》以其平和德音，體現了中國傳統音樂思想，記述了舜帝推德懷遠、憂國憂民的事蹟。舜帝有孝行、布仁德、愛民勤政、明哲賢能，集諸多美德於一身，禹曾用武力征三苗，三苗敗而不餒，以至「三旬，苗民逆命」。舜帝制止禹「請伐之」，而喻教行德三年，三苗欣然誠服，而且移風易俗。
舜帝南巡南國，感諒南方赤日似火，酷暑易旱，百姓疾苦。而當南風乍起，薰風時雨，頓解萬民之焦渴和燥熱。舜帝看到南國民眾在溫暖和煦的南風中那樣歡欣愉悅，感慨萬千，手揮五弦琴，放聲吟唱：「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他為自己的臣民祈禱上蒼，切切思慮著拯救萬民於水火，加強禮樂文化和神明祭祀活動，歌《南風》而天下大治。
西周時周公以道德為原則建立了禮樂制度，使其成為德治、仁政的重要途徑，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孔子又提出了「仁」的思想，儒家繼承和發揚禮樂文化，提出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以導其志，樂以和其聲」，要求以仁義為貴，修善節文，整齊儀容，樂順天道。
西漢以後，《周禮》、《禮記》等成為古代文人必讀的經典，禮樂文明成為儒家文化的核心。學習禮樂之道使君子仁愛他人，使小人改惡從善，節制個人私慾，平易、正直、慈善、誠信油然而生，寧靜而安定，安定而長久，長久就合於天意，合於天意就能與神明相通。因此君子禮樂一刻不離自身，即所謂「士無故不撤琴瑟」。
孔子向師襄子學琴，師襄子教孔子一首曲子，孔子彈了十日還在練習。師襄子說：「可以學另一首曲子了。」孔子說：「我雖然學會了曲子，但還沒有熟悉它的韻律。」過了些天，師襄子說：「韻律已經熟悉了，可以學下一首曲子了。」孔子說：「我還不知它所表現的心志。」又過了些天，師襄子說：「已經知道了所表現的心志，可以學下一首曲子了吧！」孔子說：「可我還沒有體會出作曲者是一位怎樣的人啊！」
再過了些天，師襄子感慨的問：「知道作曲者是誰了嗎？」孔子說：「我感受到這個人形象高大，目光明亮而深邃，一心要感化四方，心胸寬大能包容天下。他莫非是周文王嗎？」師襄子驚訝而敬佩的說： 「不錯！我的老師講過，這個樂曲名就叫作『文王操』。」《文王操》博大精深，蘊含了浩然正氣並展現出寬仁崇高的境界。周文王是孔子崇敬的聖賢和理想人格的象徵，孔子被困於陳、蔡兩地時，操琴演奏此曲自勵，雖七日無糧而道心彌堅。
傳統禮樂涵養人的行為，使人內心受到道德光輝的感動，純正的理性表現在外，通達神明的恩澤，順應天地並關愛他人。其教化功能使民眾明辨善惡，歸於天理正道。禮樂文明體現出人們對天道真理的追求渴望和對道德正義的推崇。
－－摘編自明慧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