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李伦的两手(3)
1990年下半年,借助于李伦对我的“关怀”,我终于从当年工人都不愿去住的文星湾的破旧四合院中,搬到了离工厂大约只有两百米的菜市街。虽然是新居,入室仍要弯腰,口袋式的小屋依然阴暗潮湿,地处菜市,环境复杂而肮脏。
但新居离厂近了,孩子的读书以及我上下班就方便多了,用不着再背着他上下班。加上烧的是天然气,避免无烟煤的污染和毒气。
当时工厂新的职工住宅还正在平地基,职工住房依然是那么紧张,大部分职工仍挤在陋室破屋之中,所以我只有知足的余地,知足者常乐。看来,我们的窘困将随着李伦的成功而成为过去。
在搬进菜市街的新居之前,我向后勤科要了几袋水泥,将潮湿的地面重新铺垫过,几张牛毛毡将破烂的瓦面重新遮盖。幸好,我习惯了用自己双手改善自己的寒窑。在这陋屋的顶上留着一处通气的天窗,口袋屋便是凭借着它流通空气!每当夜深时间,天上下起绵绵细雨,经风一吹,便从那天窗处浸下雨滴来。
黑色的雨滴打进我迷濛的梦中,打在我的脸颊上很是难受,仿佛秋雨也要借着黑夜给我奚落,如像一个高踞在豪华大厦中的权贵,向我的脸上吐着唾沫,心中一阵恶心。惊醒后,我很快联想到白天,因为车身焊接不良同冷作车间的主任争论不休,或者为错装了真空助力器,而将工人训斥一顿!
便觉得那份“认真”劲确有点唐.吉柯德。便自叹何必争此你强我弱,因此招来诸公们“打倒孔令平”的喊声!的确是自找麻烦了。
顾影自怜,我已经年过五旬,被专制独裁折磨了大半身的残躯,还蜷缩在这“冬来似冰窖,夏日如火盆,雨中觅盖瓦,风里倚围栏”的陋屋之中,想到这里,我会独自悄然坐起来,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发呆。
侧耳听妻正在打着雷鸣般的呼噜,孩子那显得焦躁不安的翻身,他那掀开的被子掉下床来的响声,使我悄悄站起身来,摸索着在漆黑里悄悄进里屋给他盖好,再深深亲吻他的脸蛋,好像唯有这种爱才在我的心中熨上了欢乐。凝眸良久,再回到我那被雨水浸得潮润沾手的床上,蒙头而睡……。
所幸人有睡眠,睡眠伴着忘却使那积郁在心头的悲凉,连同白日沉积下来的劳累在沉睡中消散。大抵因为这黑屋太不能遮风蔽雨,我在这段时间夜里常做恶梦,经常回到那盐源农六队的高墙内。把过去三十年的故事,从我大脑中太深太深的沟纹里重新翻印出来:
因为偷拔了一个萝卜,当兵的用枪尖逼着我连荫带泥一起嚼到肚里;因顶撞那张棒棒,我被捆在大黄桷树下学老鸦叫!仿佛就从来没有获得过自由似的。唉!我们这不幸的一辈人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而不受噩梦干扰就很幸运的了。
在中共刻意的扶持下,李伦的事业蒸蒸日上,随着亏损的扭转,专汽厂从1990年开始,利润呈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强烈的商战意识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他把工厂成员公开称为克己奉公的志愿兵,攻坚闯关的敢死队。他的口号是“进攻”。唯有进攻,工厂才有生存的空间;唯有进攻我们才会获得进入国际汽车工业的机遇。
他还用其它人几倍的精力,晚上开会运筹必至十二点过,他说晚上十二点钟属于正常的工作时间,因为“人在此时头脑最清醒”。刚刚在会上做出的决定才几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就已经站在工厂大门口,向每天早上参加碰头会的副厂长或者主管干部们,询问他们对昨晚布置工作制定贯彻的计划。
商机意识正是国有企业的那些不知产权归属,上级指派的厂长们所缺乏的东西。专汽厂凭借着这点,脱颖而出了!
久而久之,他成了工厂的一部动力机,不过这动力并不出自国营企业,而是发自他个人的。虽然他在各种场合都以党政工集体的名义,并称为志愿兵和敢死队精神。然而他比谁都明白,他的事业心并不会感染工厂里由上级部门指派的原班人马,这正是他在忧思录之中所发出的种种悲叹的原因。
他“自诩”的党政工领导班子,是一块只能应对上级的招牌。不管他在玩傀儡戏也好,或者他常常发牢骚说是挟着他们一起前进也罢,他在完成各项扭亏部署时只能满头大汗,疲惫不堪!不过由于他个人能力,使这个厂很快扭转了亏损,实现了李友规划了几年的改变产品结构梦想,便是事实。
市政府卸下了一个多年都有工人去找他们麻烦的包袱。所以,不管他怎么搞,机械局的领导对他怎么另有看法,但宣传的媒体仍竭力的吹捧他,他在工厂里树立了绝对的权威,人们管他叫“天牌”。便可以证明他在这家工厂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也就不会有后来继承人来延续他的事业,因为这些是国有企业无法产生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