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日讯】我在台大待了九年。从博士班的新鲜人待到被人称为资深学生。
没想到有一天会成为台大的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踏实而不心虚地接受社会科学院包宗和院长的拨穗和陈维昭校长的颁发毕业证书仪式，并且在同一天回到国家发展研究所，再次接受张志铭所长的拨穗、以及家人、各位师长和硕士班毕业同学们的殷殷祝福，然后在数日后，顺利通过博士论文口试。蓦然回首，我在这里整整渡过了九年的青春时光。
十三年前，我从东吴大学法律学系勉强毕业，在多数人的惊讶眼光中，侥幸考上国立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因为珍惜这难得的深造机会，我花了四年的时间，埋首书堆，潜心研究学问，无视于事业的规划、也让爱情任意从身边溜走，接着，我又侥幸来到台大深造，得以置身于台湾历史最久、声望最高的大学殿堂，
对读书一向不求甚解的我而言，这是上天的恩典荣宠，我更加谦卑，心存感谢而决意细细品味咀嚼每一门课程里的丰富智慧，并且为自己在每一门课程的学习留下一篇篇的记录。九年的学习过程当中，王泰铨老师和李炳南老师慨然提供机会得以参与〈香港基本法〉与台湾宪政改革的各项研究计划，以及邓志松学长和钟国允学长的带领示范，使我学习到如何开发议题与创新观点，如何进行分析、研究、讨论与写作；周继祥所长、陈明通老师和吴秀玲学姊开启我有关中国大陆事务的兴趣；张志铭所长在我入学之初与毕业之际给予种种学习挫折上的协助，以及陈春生所长和邱荣举老师不时地打气鼓励，使我能够长保高昂的学习斗志与探索的动机。最后选择了以台湾宪法变迁作为博士论文写作的主题，此则要谢谢李鸿禧老师大学时代的启蒙，还有李炳南老师、汤德宗老师、陈新民老师、许志雄老师和叶俊荣老师在有关课程上的教导和启发，但高宣扬老师、洪镰德老师和陈显武老师在当代人文社会及法律思潮研究上的引导，则也丰富了我的视野。当然，本论文的完成，最要感谢的是在研究计划和论文口试惠予指导的李炳南、陈春生、张志铭、葛永光、邱荣举、黄锦堂和曲兆祥各位师长，我已尽可能地综合您们的意见修订我的论文，但如果还有什么不周全之处，那则是我的学殖未深了。当然，我绝不能忘记谢谢台大图书馆法律暨社会科学院图书分馆和法律政治研究图书室里的姐姐和阿姨们，为我提供了种种的资料后勤与借书还书上的方便。
在台大法学院弄春池畔徘徊驻足与校总区辛亥路上穿梭来回，九年寒暑，我过着一种纯粹的知识生活，单只为满足对思考和文字的无限欲望，不想学位功名也不想财帛利禄。缺乏现实感与责任感是人家对我一向的批评，但我深知凡走过必留下痕迹的道理，时间会站在我这一边。尽管博士生的研究生活是各搞各的，人单影只的，我感觉得到，傅锡诚、史丰荣、陈心怡、邱垂泰、简照欣，和后到的周祖诚，我的这些台大好同学们，在我博士班的最后阶段，他们一直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挑灯夜战。
我竟是如此奢侈地享受我的青春。回顾台大九年，这要感谢许多人士惠赐我许多工读的机会，才能让我过得如此毫无后顾之忧。首先要真心谢谢国家与社会对土博士的栽培，提供如此丰富的奖助学金，特别是李炳南老师在研究计划奖助上的照顾；谢谢廖宗彦先生的赏识，推荐我到台湾国会办公室，让我得以近身观察与接触实际政治与政策制定过程；黄煌雄委员，──我在省立板桥高级中学就读时接触到他的选举传单，而在他有关“台湾孙中山”蒋渭水的论述中，使我这一个三民主义研习社的社员醒觉到应当将三民主义的研习与台湾的历史命运联结思考，──就在那么一次偶然的研究访谈后，承他力邀我参与台湾研究基金会推动的各项业务，使我得以将对于现实政治的兴趣提升到对于台湾历史与文化的关怀；大学时代好友钟佳滨在担任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期间给予参与宪改政策研究、学以致用的机会；还有，就是东吴游伯钦学长的引荐，在《月旦法学杂志》与洪美华小姐、许志雄老师和熊爱卿学姊及其他同仁们的结缘，让我记得我还是个法律人。在博士班的最后两年，我的收入除了奖助学金外，主要则来自大学教学，此则要感谢东吴大学法律学系潘维大主任的赏识，提醒我不妨尝试教学的工作，而在东吴林仁光学长的力荐下，我得以在世新大学新闻学系国际传播组初次踏上大学讲坛，也要感谢素眛平生的育达商业技术学院通识教育中心曹秀明主任对我的大胆起用和会计学系高春辉主任的孟尝之风，给了我复习〈民法〉的机会。此外，我还要谢谢裴晋国同学、王泰铨老师、政大冯国豪学长和徐南城律师为我牵引介绍教职、东吴林至善老师在社团学术化议题上的开创之功与提携之情，为我证成社团参与的正当性，最重要的，是与我尚在陌生之中的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所有同仁前辈们的知遇之恩，让我能够在结束学生身份之际，随即能顺利衔接上专任助理教授的工作，而可以免除所有求职与待业的焦虑与不安。
我喜欢唱歌和旅游，台大给了我十八个寒暑假，给了我不少到中国大陆交流旅游的机会。走过的大陆十二省市，关于云南、内蒙古与江南的记忆是完全属于台大的，也因着这其中一段机缘，得有外国语文学系的王以勤同学及其男友朱既亨协助我完成办理离校手续；我没有参加台大合唱团，因为我仅有能够练唱的时间，已经全部交付给台北世纪合唱团了。台大九年，我只有在博士论文口试的时候在舞台上缺席，谢谢陈云红老师和一群努力奉献团务的音乐伙伴们，容忍我的率性而为，让我在得意与失意的时候，都能在歌唱中有人相伴。我走过三大洲十八国，西班牙、北意大利、奥地利与爱沙尼亚的记忆充满了音符，全是属于你们的。
板中三研社、《板中青年》、东吴法律系、时事研究社、合唱团、《东吴青年》、社团人联谊会和天梯餐厅里的，以及我难得相交三十年的中山国小的所有好朋友们，还有我在世新大学、育达、元培和致理学院的可爱的和潜力无穷的学生们、台湾国会办公室和台研会的同仁们，你们其中有的是我丰沛的情感的重要牵系，有的是我人生意义实践的实验对象，我无法一一答谢你们对我生活的关心和带给我的美丽心情，我要再次请求你们的体谅。我还要谢谢在这九年里所有关照我的长辈们，包括我的父族与母族长辈、特别是大姑婆和锡恭表舅、舅妈、高雄姨婆、被我们兄妹称作国泰欧巴姜的陈仁姺夫人家人、母亲省立嘉义女子中学的死党阿姨们、华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林嘉男董事长、父亲好友𫗦几咧欧吉姜郑锦洲先生家人、陈（廷裕）伯母和林（焕登）伯母等等，您们是我最忠实的观众，请期待我下一场的人生演出。
可是可是，这所有的一切，最后都要归功于我的家庭、我的父母。父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也曾经在大学授课，他让我们全家衣食无缺，也让我幸运地免除了挣钱奉养父母的压力。是的，没有这些物质条件，我不可能这样子地渡过台大九年。但他给我最多的，不是物质的富裕享受，而是一种超越物欲与现实利益的价值信念。我永远记得童年时第一次他带我去逛书店，他不让我买《西游记》的图画书，却硬是给我挑了《三国演义》和《侠隐记》，让我从此认识了中国与欧洲，对于世界有了朦胧的印象。那一次他也买了《台湾通史》，在客厅的灯下，他翻开〈开辟记〉开始阅读，不久后读完《三国演义》和《侠隐记》的我，好奇地跟着他读《台湾通史》，后来则独力靠着《东方国语辞典》生吞活剥地来回读了两遍，终于了解台湾的过去，爱上这块土地。我对于历史与政治流变的观察兴趣、对于史家之笔的尊敬，以及对于侠义精神的崇拜，都在那时候埋下了种子。父亲有着台湾日化仕绅阶级的父权作风，但在我人生方向的选择上却异常开明，尽管我在大学毕业以前学业的表现常常教人捏一把冷汗。说是开明，也许他在我人生观的型塑上，在为童年的我选择课外读物时，早就暗藏玄机了。半世纪多以前，他也是台大法学院的学生，一个曾经试图迎战时代剧变的热血台湾知识青年。我在陈廷裕先生的口述遗著《走过大时代》和廖运潘先生的笔记《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读到、在北京石景山解放军总医院高怀先生的病榻边听到，同时在小妹薰慧搜集到的国家安全局《历年办理匪案汇编》里查到，有关于他与他的同学们的过去的蛛丝马迹。我想，或许他也有意无意通过我去弥补他那被时代割裂而残缺不全的台大学生生活吧。
母亲出身嘉义仕绅，外祖父是台湾前辈农田水利工程师八田与一的精神追随者，把一生都奉献给台湾农田水利的改良。外祖父十分钦佩日本明治维新启蒙家西乡隆盛（南州）的人格，公职退休那年，外祖父书写了西乡隆盛的诗〈偶感〉挂幅送给母亲，就挂在我家的书房，诗云：“几历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耻（愧）砖全，吾家遗法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我那时正在念高中，每天正对着〈偶感〉准备大学联考。在外祖父的家风熏陶下，我从小跟着学习书法和小提琴，有意思的是，母亲不太管子女们的课业成绩如何，但学琴买琴的钱她和父亲一点都不省，在那个学生普遍受到升学主义荼毒的年代里，他们的作法真是有一点的逆势操作的味道。我个性不受教，书法和小提琴后来都借口升学荒废掉了，却留下来一手还算漂亮的硬笔字以及对于合唱的喜好。外祖父公余喜欢听京戏、盆景雅石、莳花种草、书法和听儿孙拉琴弹琴，母亲家族的生活艺术气息，使母亲能够包容与欣赏我的一切生命创作，我要谢谢她遗传给我自由浪漫的性情和乐观从容的处世之道，同时也要谢谢三个才华洋溢又天真善良的妹妹士珍、怀慧和薰慧带给我的种种欢乐，并且祝福士珍在我之后尽快拿到博士学位，回国贡献所学。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完全报答父母养育的劬劳，在我正式踏入社会、准备立业成家之际，就把这本标志着我这一段人生历程的著作献给他们吧。
我硕士论文谢辞的最后一段文字，我曾这么写道：“我希望在我的下一本学位论文上，能和别人一样，用充满柔情蜜意的语句写下对某人的谢辞”。美丽的周小妮在我硕士班的时候与我错身而过，在博士班的最后两年又出现了，“书中自有颜如玉”，是否就是像这个样子呢？她是个用功努力的女孩，在逆境中成长，生命坚韧地像压不扁的玫瑰，自律甚严，克服了所有艰难的国家法律考试，跟我一点都不像。她美丽身影的重新出现，令我非常着迷与敬佩，也满怀一窥究竟的好奇。谢谢她的眼光，以及对我几乎失去信心之前的无奈的等待，也要谢谢周妈妈的宽厚。我要请周小妮继续包容我们之间的差异，这是一辈子的人生课题。
我的资质驽钝，个性不拘小节，自许不高，有需要在台大磨炼九年。第八年的时候，陈维昭校长颁给我一张台大优秀青年的奖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当选模范生。
我是如此地知足与幸福。那么，告别台大九年以前的一点挫折与颠簸，──如果有的话，又算得了什么呢？
民国九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晨六时
三十日四时二稿
八月五日凌晨一时定稿
台北市复兴北路354号2楼
(作者系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暨经营管理研究所公共管理组助理教授，世新大学法律学系暨国立新竹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