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后，我在中国世界贸易中心的席琳．狄翁（Celine Dion）商店旁遇见了毛和他的妻子。毛现在是“同走一条街”的主持人，但他看起来很沮丧，称那是一个“多么愚蠢的节目”。毛的妻子认为这只是暂时现象，过一段时间，关于美国和中国独立电视制作方面的禁令终会解除的。其他的电视制作人偷偷告诉我，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暴行。直到那时侯，电视上播放的都是“在线电视战争”。突击检查后不久，魏的办公室进行了重新调整。首先是缩小公司规模：一天之内，所有制作人员把她的另外一间办公室腾出，把编辑器材和胶片统统放到那间小房间里。一些负责行政和打扫卫生的非重要职员在同一时间内全部被解雇。一些以前和我亲如兄弟的制作人员，现在仿佛在梦游一般，在公司的剪辑台上做着颠三倒四的工作。与此同时，办公室的政治风水得到了加强，挂上了一幅放大的魏挽着朱镕基手臂的照片，那是魏跟随一个中国官方高级豪华团出访美国时拍摄的。每当从过道上经过时，就能看到挂在魏办公室的这幅照片，仿佛是魏在绝望之余发出的企图挽回她政治声誉的信仰声明。
魏的性格也有了转变，她的做事风格突然变成典型的北京式：说话粗声粗气，行事武断。每天似乎都有新的点子。有一天，公司制作了一个给美国人做智力问答的节目，但提出的问题都是关于中国的：中国的首都在哪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多久了？卫冕者得到的奖励是环游中国。
魏的设想越来越宏伟。一天下午，魏把我请到她的办公室，告诉我她要在网路上建立一个全中国的娱乐频道。当时，我们的电脑用的都是盗版软体，到处充斥着电脑病毒，上网速度就像乌龟爬行那么慢。我从窗户向外望去，把注意力从魏那里移开。富华大厦沐浴在一片金色的阳光中，对面矗立着三座高耸的框架建筑。打从我到北京的第一天我就注意到这堆废物般的钢材。一些开发商打好了地基，并支起了钢架，然后很快就花完所有的开发资金，或者是从前依靠的关系不复存在。没有人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在北京被污染的环境下，这些钢架锈迹斑斑，总有一天它们会轰然倒塌。在富华大厦的前面是一栋镶着褐色瓷砖的军队司令部大楼。大楼看起来维修得很好，有重兵驻守。一些胡同的遗迹逃过推土机的铁铲而遗留着，一队解放军士兵正在胡同的废墟上演练空手搏击。
魏在实施一项扩展中国网路的计划。专案的前提假设是网路比中国电视具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它所蕴涵的活力将会对旧的传媒带来巨大的冲击。魏认为，在未来短短几年内，中国百姓无论是看电视还是在网上看节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节目的内容，而她将提供这一切。
“为什么不从一些小项目做起呢？”我问道。“我的意思是，在你向投资商推销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网路节目前，可以先举行一场小的网路节目展示会。”
魏的视线也跟着我转移到了窗外。“你看到那个简陋的小屋子了吗？”她问。我顺着她的视线向外张望。停车场的管理员用一些废弃的塑胶和建材搭起一个小屋棚，供他们遮挡严酷的天气（也可以在里面稍事休息）。
“是的，我看见了。”
“搭建那样的屋棚也需要花费工夫。但是既然我有能力建立富华大厦，又何必去搭起这样的小屋棚呢？”
富华大厦是利用外资建立起来的，虽然这样，魏还是不停地讥讽美国商人在投资上过于谨慎，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像一个中国的皮条客。她说，美国人都是傻子，他们只会像中国人一样，把礼品都进贡给政府官员。魏说话的口气仿佛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在教我如何颠覆父亲愚蠢的管理规则。就在魏大放厥词时，我能理解她遭受到的痛苦和羞辱，甚至在北京这般恶劣的环境下，她也曾经建立自己的王国，也许与富华大厦相比规模要小得多，但毕竟也坚持了一段时间。现在她的王国崩溃了，她需要来自美国的资金，但并不欣赏美国的财会制度。
魏精于算计的性格可以追溯到大使馆事件发生前的一个月，她和一个出身名门的美籍华裔男子结婚的计划出了差错。因为，她未来的公公是江泽民的顾问和私人朋友，婚礼被设计成魏以及她在新中国的事业获得成功的加冕仪式。她订下了北京最大的天主教堂（当然是受国家控制的）。周围高墙环绕，现场布置虽然有些中规中矩，但仍不失可爱：完全西式的大教堂，里面披挂和摆放着一些中国的物件和饰品，活脱是一间为外国人准备的中国儿童房。大批的中国影视红星和著名制作人将出席婚礼。魏穿着一袭白色的婚纱，坐着豪华轿车，拿着行动电话，而她手下的雇员则穿着高贵的中国传统红色和金色相间的绸缎衣服。在为婚礼助兴的演员中，魏特意请了一位具有“异国风味”的西藏歌手，在摆喜酒的长城大饭店宴会厅上唱歌。
那天北京的天空特别晴朗，吹着轻柔的微风。然而那些容易被豪华场面吸引，无所不在的中国狗仔队却一个也没有出现。当我和魏的一名顶级制作人兼好友小福一起站在教堂石狮前沐浴着灿烂的阳光时，我想着，为什么传媒界的记者一个都没有出现？小福压着嗓子告诉我：“今天一大早我就听说中南海那聚集了好多人。”当小福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反应有些迟钝，因为中南海是中国领导人办公所在地，就在紫禁城的西边。那儿的道路都实施了交通管制，警卫森严。
“为什么？”我问，“他们是些什么人？学生吗？”
“不，”她回答，“不是学生。他们可能是从乡下来的。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现在还在那儿。可能摄影记者都到那儿去了。”
在中南海前面聚集的是法轮功学员（中国大陆通常称之为法轮大法）。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法轮功是一种中国宗教形式。他的创始人是李洪志，他曾经是邮政局的工作人员。李洪志将孔子的道德伦理以及西方宗教的部分元素与气功糅合到一起创立了法轮大法，据说仅在中国大陆就有一亿名追随者。在这之前我也见过一些炼法轮大法的人，那是一年冬天中最寒冷的日子，当时我与妻子正在攀爬北京大学里的小山包，寻找一些我们感兴趣的物品。我简直快被冻僵了，为了不让妻子因寒冷而放慢脚步，我像一名中士那样喊着口令，一、二、三、走！这时候我们碰上了一群学生和教员，大概有五十多人，他们闭着眼睛，双手放置于头上做冥想状，只穿着衬衫、长裤和胶底布鞋，就像置身于温暖的活动室内。我停止了呐喊，同时感到自己有点愚蠢。这就是神秘的东方，我想，然后就匆匆离开了。
因此，在魏举行婚礼那天发生的沉默的示威活动，因为参加人数众多，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超过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几个拿着行动电话的组织者的指挥下，悄悄地、不露声色地把中南海一带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是自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以来发生在中国的第一次如此高调的示威活动（这场示威活动在表面上是为了回应政府出版的一本把法轮功说成是迷信的刊物）。我的一个朋友，《南华早报》驻北京办事处的主任约瑟．伯贝克（Jasper Becker）承认，他和其他一些驻北京的记者对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请愿事前毫不知情。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也是一样，据几个在中共中央内部有消息管道的记者宣称，示威活动大大激怒（或是吓坏）了江泽民。那天，魏的婚礼快结束时，一场镇压开始了。
但法轮功是一个非传统目标。大部分的学员都是来自偏远的贫瘠农村的老人，他们往往一贫如洗。国家安全部门非常仔细地拍下整个示威过程，把示威队伍中拿着行动电话的人（所谓的“头目”）叫出来进行问话。而当时李洪志大师正住在纽约市。与一九八九年发生的示威活动不同，天安门运动中的学生们是一个有组织的阶级（这里借用马克思的理论）并相对集中在北京北部一块较小的地域（或者是天安门广场），而法轮功是随意性的，是通过口头、电话和网路传播的（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李洪志写的书）。
几天后，一场更大胆但规模较小的抗议活动再次在中南海前面发生。示威抗议活动被西方传媒广泛报导，但中国媒体却噤若寒蝉，并把上次发生的示威活动称为“集会”。那天下午我很晚才离开办公室，我在自行车的筐里放了北京地图、北京指南和星巴克的一些咖啡用品（当我被北京警察盘问时，可以充分证明我是一个迷了路的外国游客）。我骑着自行车不慌不忙地经过警察设置的路障，转到中南海的入口处。我看到整个事件的最后一幕：大约有二十多辆大公共汽车，上面塞满了年老的中国农民，大部分是妇女，他们将被带往秘密的地点进行审问，成群结队的警察坐在路旁吃着已经凉了的午餐饭盒。整个现场都是垃圾，但又带有一些喜庆的味道，那情景有点像中国新年刚结束的庙会。警察们看起来很累，但他们肯定很轻松，因为任务完成了，他们把吃剩的骨头随意吐到大街上并大声说笑。现场没有血迹，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里曾经失控，但我感觉明天还会有更多的事情发生。中国领导人已经从天安门事件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在事件还未造成广泛影响和获得有组织的支援之前，要毫不手软地进行打压。
(待续)
转自【博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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