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南通如皋的范某与王某交往了两个多月,未经女友同意就买礼品去见女方家长,但遭到女方母亲拒收礼品。
改编自真实社会新闻的电影《失孤》,展现了拐卖儿童对于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严重伤害。片中,两岁儿子被拐卖的雷泽宽(刘德华饰)在寻子路上偶遇自小被拐的修车小伙曾帅(井柏然饰),两人相携一同踏上寻亲之路。据悉,影片中的曾帅——现实中的阿峰,转辗23年后,今年终于寻到了亲人,近日并与父母亲过了一个温暖的中秋节。
7月2日,四川甚邡政府未经咨询民意,兴建大型钼铜提炼加工厂,危害民众健康,甚邡人民聚集要说法,希望工程下马,抗议示威人数一度逾万。结果,遭到警方的暴力清场,现场一片混乱,警方发射催泪弹、震爆弹镇压,防暴警察手持盾牌及警棍驱赶和围殴学生与市民,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为了维护自己和家人以及乡亲父老的生存环境,付出了血的代价!
一九六一年的庐山,同两年前一样的美。山峦、嵯岩、松木、溪流,一切都是老样子。像两年前一样,中共中央又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一次鉴于巨大的灾难已经发生,国家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形势,毛泽东的心情与两年前大不一样了。在六二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说:“一九六○年下半年,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都讲困难,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这不是压我?压我两年了....”(注1:《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三页。)这倒是实话。
这里有个小故事:“右派分子”黄行本是青阳县人民法庭庭长,在押到一个铁矿和劳改农场“教养”了四年之后,李葆华开始为右派甄别平反了,黄被调去做这件事。因人手不足,他夜以继日地处理案件,为一个一个蒙冤的人写报告,平反昭雪。等别人搞得差不多了,关于他自己的报告才开始动手。当关于为他平反的报告刚刚完成,正待上级批复时,甄别工作突然“刹车”了。他没能赶上这班车,结果还是“右派”。他经手甄别平反的人恢复了职务,而他自己却又被赶出了法院。几经周折,他才有幸离开劳改农场,到芜湖市搬运公司当了一名拉板车的的车夫。他日复一日地拉着沉重的板车,在芜湖市的大街小巷里熬了十六个春秋。他的妻子本是师范毕业的教师,饱受岐视和凌辱之后,被迫离开了学校,终至精神失常。儿子进了造纸厂,又因父为“右派”、“政审(政治审查)不合格”而被辞,遭此打击也患了精神分裂症。
进口粮食可以救急于一时,却消除不了灾难的根源。有两个小例子可以点明问题的症结所在。
一九六○年来临时,无数农民正绝望的境地中无声无息的死去。可是元旦那天,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杂志刊登的却是这样的文章(作者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全省一千二百十三个人民公社和三十三万多个公共食堂,都像钢铁一样巩固起来了。”“一九五九年河南省所以能够战胜几十年没有过的....严重干旱,保证了农业的大丰收,就是人民公社发挥巨大威力的结果。”过了半个月,第二期的《红旗》又有一篇长达十一页的文章,歌颂“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取得的“一九五九年农业战线上的伟大成绩”,说五九年“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继续获得了大跃进”。文章虽然提到五九年的天灾,但讲的是“重灾保产,轻灾增产,无灾大增产”,“大灾不减产,小灾大丰收”。正如五九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所说:“安徽战胜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水稻、棉花、甘薯样样增产。”“山东坚持六十天抗旱,平原、山区、丘陵地带处处报喜。”没有一丁点儿灾难的影子。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红旗》,又刊登文学家点缀升平的文字,“水肥鱼又肥,大片稻子插上丰收牌”。说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农民生活“一步高一步,一层高一层,就像上楼梯,越高越好看。”
河南二百多万人饿死(事后河南省委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注16:见《乌托邦祭》第一五三页。),信阳地委及下属几个县的干部统统撤职,还枪毙了其中几个罪恶最大的,人是抓了不少,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作为罪魁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他自己倒明白:“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辱(辱应为戮为误——作者注)”。(注17:引自苏晓康著《乌托邦祭》。)可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他是坚定的毛派,所以不仅砍不了头,连乌纱帽也丢不掉。他只被降了半级,调任中共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同坐牢,被枪毙的地委、县委书记比,真是便宜了他。
由于囿于吴家花园一隅,彭德怀并不了解全国的形势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实际情形不是他设想的千万人挨饿、饿死一些人,而是几亿人挨饿,饿死了大约两千万人。
清除了彭德怀,毛泽东立即着手组织忠于自己的队伍。林彪自一九五○年毛提名他率兵赴朝鲜作战时他称病推辞之后,一直处于“养病”状态,九年中未做什么工作。但是十个元帅中,林彪是唯一与彭德怀无私交的(据彭一九五○年至六七年的警卫秘书说,两人从未有过私人之间的往来),所以毛认为他最可靠,提议由林彪接任国防部长。
毛泽东要成功打倒彭德怀、张闻天二人,必须消除政治局成员的反对。这一点他的确做到了。
按一九五八年前后的生产力水平,全国每年大约能增产粮食一百多亿斤至二百亿斤,所以在三月间刚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还只是说:“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亿斤粮食,七百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注1: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话。)可是过了半年,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日报》不断报导亩产万斤的“卫星”,毛泽东便飘飘然起来,调子完全变了。
一九五八年大规模毁弃农作物的疯癫行为,后人觉得不可思议。民以食为天,农民难道不知道不收获就没有饭吃吗?人的生命系于粮食,为什么会任其烂在田地里,甚至犁掉、烧掉呢?
如今山东一带,二十多个世纪之前是齐国,那里有块叫“阿”的地方,在当地父母官“阿大夫”的治下,“田野不辟,人民穷馁”。但是阿大夫专门吹牛,虚报政绩,齐威王一度受骗,后遣人赴阿查明真相,将他下油锅烹了。有人认为齐威王这个一国之君,居然能探明地方官员的劣行,可见很有点了不起。其实,他手只有一个阿大夫在吹牛搞浮夸,要识破真相并非难事;要是下边的大夫们全部向阿大夫看齐,他大概也就被蒙在鼓裹,成为糊涂君主了。
一九五八年如果仅仅闹个“大跃进”,加上一个“大炼钢铁”,虽然弄得民不聊生,还不至于弄出一年多以后“无数农民饿死”的惨事来。可是,就在毛泽东大发钢铁烧的同时,他将中国引上了另一条灾难之路——在五亿人口的农村推行了“人民公社”制度。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屡次将“去年”的旧事重提,抨击两位党的副主席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说他们“右倾”,将他们骂作“促退派”。会后,毛亲自审阅批发了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大跃进”这个口号首次出现。毛对“大跃进”这个新名词十分赞赏,曾说“我要颁发博士学衔的话,建议第一号赠与这个伟大口号的发明家”。(注1: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一九八九年第四期中虞宝棠的文章。)
民国初年,中华民族在寻找出路,千万知识分子更是走在前头。作为其中一员,二十五岁之前的毛泽东曾经信奉“观念创造文明”的学说。他认为这个世界需要圣贤作为“传教之人”,率领众多办事的“豪杰之人”去抓“大本大源”,“从根本上变换全国的思想”,“国家因此得到改造,百姓因此得到幸福”。(注1:《<伦理学原理>批注》,转引自《辽宁师大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以后,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觉得自己作了脱胎换骨改造,成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幸的是,经过三十年革命的洗礼,他那圣贤传教、豪杰办事的一套思想并未死亡,只是被挤到脑子的一角“冬眠”而已。革命成功,执政之后,站在天安门城头,面对千万人响彻云霄的“万岁”声,他年轻时的思想逐渐复苏,决定了他执政二十七年间的种种作为。
序言一九六二年初,那场两千万人饿死的惨剧已经过去,生命力似乎无限的中华民族又遂渐挺直脊梁的时候,中共第一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对即将赴安徽就任中共省委第一书记的李葆华说:“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历史写本书。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编剧演。再勇敢些,就立碑传给后代。”多少年过去了,在舆论一律的中国,书没有问世,剧没有登台,碑更没有能竖起。由于接着而来的文革浩劫为害更烈,那场人祸反被淡化了。文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同样应当永志不忘的是导致无数同胞在绝望中饿死的那场“大跃进”、“大炼钢铁”以及祸害二十余年的“人民公社”运动。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数目相当于、甚至大于日本侵华杀害的我国同胞的人数,我们便会同意刘少奇“立碑传给后代”的意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