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政治需要(2)
(一)老秦
第二天，正巧來了一個病人，上到二樓來，口稱是來找母親的。看他滿臉的鬍鬚，頭髮蓬亂，精神非常憔悴，身上穿一件灰色打補丁的棉衣，很髒。母親很客氣的接待了他，一面向我介紹這個「病人」的歷史和遭遇，這是一個同母親有過相似命運，共過患難的蔡家「黑五類」成員。
他姓秦，二十三年前，同母親曾經一起在北碚煉鐵廠接受「強制勞動改造」，那時他才二十多歲，原藉是蔡家地區土生土長的人。
1957年曾是北碚區農貿公司的一個「幹部」，就因出身地主、口風不慎，反右時被扣上沒改造好的地主子女和右派雙重帽子，同母親遭遇相似，凡倒霉事都有他的份：運動一來，當「主席」，運動一過，便充作廉價勞動力。
北碚鐵廠解散後，他先於母親調到蔡家供銷社，接受「監督勞動」，當搬運工。
1971年，他在表兄幫助下，討了一個家住鎮供銷社不遠，蔡家的殘廢農村姑娘為妻。因為他必須一大早起來為供銷社下苦力，下午又匆匆在下班後趕回家忙自留地，實在受不了，便主動放棄了「公職」回家當「農民」。
他今年五十多歲，看上去已是六十多歲的老頭，常常傷心的說：「每天在地裡勞動，分不清灑在地裡是汗水還是淚水，要不是看在兩個孩子這麼小，我真想一死百了。」
風裡雨裡掙扎到今天，除一個茅草屋，連床好棉絮都沒有，兩個孩子大的只有七歲，沒錢上學掇學在家，打一點豬草，小的才五歲。妻子是一個殘疾人，除了餵豬便什麼都不能做。那個年代農民的日子比搬運工還苦，家裡靠他一人賺的工分，不夠四口人的基本口糧，平時開支是拿不出一分錢的。
1978年好不容易他盼到了平反的那一天。不料他除了得到供銷社給他一紙「糾正右派」的通知書外，公職卻沒有恢復，也沒有工作和工資，於是他拿著文件跑重慶市委、跑四川省委，像乞丐一樣排在長長上訪的隊列中。
時間花了兩年，除了跑路給他留下幾千元車費的借債，給他頭髮增加幾處斑白外，一無所獲。
中共北碚區委統戰部冷冷的回答他：「當年你是自願離職的，而不是組織上開除了你的工職，所以不存在恢復工職的問題。」
供銷社的黨委書記翻著白眼對他說：「你自己要辭職，我們有組織規定，如果你硬要求恢復原來的工作，那我們就只好請示上級怎麼處理吧？」從此以後，他要再上訪，都只得一個簡單的回答：「回去等著吧！」
時間就在漫長的等待中過了一年又一年，眼看兩個孩子因窮無法上學，妻病不得治療！除我的母親在他來醫院看病時給他一點接濟，很少有人理他。
母親對我說：「只要你用心觀察，他那形象就像油畫『受難者』中將頭伸向蒼天的老農。看到他的遭遇，想到世上比我們更慘的人大有人在，我就感到已沒有什麼可求的了。」
老秦的到來和離去，對我產生很大的震動，全國處處一樣，到處都會碰到這些落難者，所有獲得平反的人，都吃盡毛澤東的苦果。既然平反是自上而下的一種施捨，有它的政治目的。落實到具體的人，工作也好，待遇也好，豈會超出共產黨的恩賜？也不會讓受害者擺脫當奴隸的命。
老秦走後，母親勸我說：「我看，你就不要固執了，他們是什麼都做得出來的，就像收拾那姓秦的那樣收拾你。橫加一個抗拒組織安排的帽子，事情就麻煩了」。
接連幾天，我心裡被落實工作的煩惱攪成一團亂麻，壓抑的心情需要釋放，便將自己關在我所住的那間病房裡，從牆上取下那把從鹽源帶回來的二胡，獨奏起來。
空山鳥語，空山鳥語，我可是連小鳥也比不上啊！在中共天下裡，我們只是一群關在籠中的小鳥而巳……
正在這時，護士小陳在我窗下喊道：「快去糧店領過年的花生和糯米。」這提醒我，回重慶的第一個新年悄然而至了。(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