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6日訊】

第五章 荊棘民運路

茫茫征途上佈滿荊棘，
我的雙腳鮮血淋漓，
自由之夢給我不竭的勇氣！

喧囂的歌聲早已沈寂，
我還在流著眼淚，
吹著那支柳笛。

我的喉嚨早已嘶啞，
只有靈魂顫動的旋律，
穿透層層烏雲直達天際！
―――《新陋室銘》28歲自勉

44．楚雖三戶

1991年3月2日，我終於搖搖晃晃地出獄了，母親和妹妹扶著我回到家中。我一邊治病休養，一邊與過去的同道們恢復聯繫，瞭解我坐牢期間發生的事情和民運現狀。

我依然停留在六四之前的精神狀態，獻身的熱誠燃燒著我的心，使我像一團火一樣四處奔波，企圖燎原。但是我的同道們多半心灰意冷，共產黨看起來實在太強大了，他們不願白白送死。

記得那時我寫過一個短篇，描繪僥倖掙脫鎖鏈下山，回到人間的普羅米修斯，發現大地仍是一片黑暗，便決心自造火焰。他滿腔熱誠尋找過去的合作夥伴，結果到處碰壁，越來越失望。到最後完全絕望，自己又跑回山巔，自己給自己重新戴上鐐銬。

6月2日，我以過生日爲名請了幾十位雲夢沙龍骨幹聚會，我還寫了上面這首詩明志。

我決心孤身獨戰這個專制制度，哪怕像瘦瘦的堂．吉訶德那樣可憐可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點點金光，照耀四方。我決心一切從頭做起，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我開辦三楚學校，藉以積蓄力量，培訓民運骨幹，以圖捲土重來。我甚至創作了校歌並譜曲，還設計了校徽和校旗。

我還作了一幅「三楚武士」畫，一個頂天立地的武士端著一枝方天畫戟站在曠野裏。他剃著光頭，目光如炬，幾乎赤身裸體。他的腳如樹根般深入大地，他的背後是犬牙交錯的群山，他的頭上雲彩之間是古烈先賢。

那個孤身挑戰數百萬共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威猛武士當然就是我。

不幸的是三楚學校開課第一天，三個警察就來抓走了我。他們把我帶到派出所，公安局法制科的人正在那裏等著我。他們勒令我立即停辦，否則就到監獄裏去。他們詭稱我還另外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不得進行任何未經政府批准的非法活動。

合肥的兩位民運人士田煬和黃玉明來找我，後來我便經常去合肥活動，認識了許多合肥的民運人士。他們打算建立一個合肥－蚌埠民運聯合委員會，作爲安徽民運的領導機構，推我爲領導人。但是不久之後，合肥那邊在一次散發傳單之後全軍覆沒，差點把我也帶進去。

當時蚌埠民運也正有起色，成立了三個小集團。一個以我爲首，一個以魏輝爲首，財貿學院以趙強、呂倫爲首的民運小團體也始終存在。我們經常開會，討論民運的前途和面臨的問題，公安局也虎視眈眈嚴密監控我們。吸取合肥的教訓，我們不敢輕舉妄動。

有一天我在勝利路市政府對面的南山小吃部吃餛飩，一個40歲左右的女服務員，突然端來一籠包子，送到我面前，對我說：「送給你。請你慢慢吃，等一會兒我有件事要告訴你。」

我直覺到她有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說。直到半個小時之後，小吃店裏的員工差不多都下班了，那個女服務員才過來坐在我跟前，小聲地說起來。

「你是張林吧？我肯定你是。我認得你，我以前多次聽過你的演講。」她頓了頓，見我點點頭，繼續說：「6月5日夜晚12點左右，我正和另一名員工睡在小吃部裏值夜班，一陣敲門聲驚醒了我們。我打開門一看，是4個學生模樣的人，其中一個人渾身是血。我嚇得直發抖，直覺到他們是在天安門廣場被解放軍打傷的學生。

「他們進來後告訴我們，他們是合肥的大學生，六四之夜在西單一帶堵截進城的解放軍，沒想到他們突然開槍，彈如飛蝗，無法躲避。一個人肩膀上挨了一槍，另一個人大腿上挨了兩槍，四人互相攙扶，輾轉逃到蚌埠，等待轉去合肥的車。大腿中槍的同學多次昏迷，血流不止，衣服全被血浸透了，我們擔心被車站和車上盤查的軍警發現，所以不敢停留在車站等車。重傷員的體溫極低，擔心他半途死掉，因此他們冒險尋人求助，發現這裏有燈光，便敲門了。

「我的同事嚇得幾乎站不住了。我趕緊捅開爐子，燒熱水給他們擦洗血迹，又找出了兩件工作服給他們換上。我想起家裏還有一瓶雲南白藥，於是便央求同事幫我照顧他們。她卻嚇壞了，拉我到一邊小聲說，我們不能自找麻煩，跟著完蛋。那時的政治形勢確實太恐怖了，誰也不知道會有什麽後果。」

「但是我不能見死不救。我告訴她，一切責任由我來付，絕不會損害她一點點。然後我急忙跑回家叫醒丈夫，他立刻起身，我們拿了一大包衣服、藥品，和家裏所有的錢，趕回小吃部。誰知走到半路上，正好碰到一支巡邏隊，我丈夫急忙帶我躲進一條小巷。一直到巡邏隊走了很遠，我和丈夫才敢出巷子。

「我們把傷員擦洗了傷口，抹上雲南白藥，再穿上棉襖棉褲，才由我丈夫推自行車送傷員和他們另外三個人去火車站。

「誰知後來，長工資的時候，那個同事爲了抵我，把我揭發出來，害得我天天寫檢查，工資降了一級，還差點把我開除。」

我難過地低下頭，沈默了許久，最後告訴她：「真理終將戰勝謬誤，正義終將戰勝邪惡，我們終會有獲得公正對待的那一天。現在，我們只有忍一忍，先不去計較個人得失。」

我估計，六四究竟打死打傷了多少人，恐怕誰也無法統計。死難者家人不敢說，而受傷者更不敢聲張，絕大部分只有趕緊帶傷逃走，逃到外地躲藏治療。

這更使我下定決心，即使只剩我一個人，也要堅持捍衛正義，堅持鬥爭到底，才能對得起那些默默無聞的受難者！

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45．越境爭取外援

長期從事組織活動使我痛苦的認識到：在中國社會裏，一個組織，一個政治團體要想得以維持，必須兩樣東西，一個是暴力，一個是利益。民運組織不太可能像黑社會那樣以暴力或暴力威脅來籌集經費，維持組織運作。所以特別需要以錢來維持，而一般中國人又是極端自私自利，對於公益事業幾乎是一毛不拔的。

與正常社會的商業階層不同，當代中國大部分有錢的商人都是文化素質極差的、唯利是圖的投機暴發戶，而最有錢的階層還是與貪官污吏勾結在一起的紅色資本家，所以幾乎不可能從他們身上籌集到成批的經費。這方面我經過了長期而徒勞的努力，最多只能找到三、四個欣賞你這個人，願意給你個人一點幫助的朋友。

在大筆經費沒有到來之前，在中國人沒有直接看到現實利益之前，當年中共的第二號黨魁張國燾曾奉中共創始人陳獨秀之命，帶了六百塊大洋到武漢發展共產黨組織，忙了六個月卻連一個共產黨員也沒發展到。

一直到國共合作之後，在蘇俄的大量經費支援下，中共才有機會把大批人誘入組織，中共才突然崛起成爲一股政治力量。1927年八一武裝暴亂遭到鎮壓後，中共爲了生存，便開始走恐怖路線。但是直到1946年以後，中共才有機會，依靠蘇共轉交的日本關東軍的軍用物質，和蘇共韓共的大量人力支援才打敗了孤立無援的國民黨軍隊。

如果沒有西方的經濟支援，沒有天主教的雄厚財力支援，波蘭團結工會早就像中國八九民運一樣瓦解了，根本不可能堅持十幾年，並最終把共產黨趕下臺。

當年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歷次武裝起義，幾乎全是靠海外華僑提供經濟支援。

外來的經費支援對於當代中國民運是異常重要的。沒有經費幾乎幹不成任何事，就不會形成任何團體行動，就沒有任何力量可言。當時我們極端缺乏經費，我們寄希望於國外。爲了建立與境外反共力量的聯繫，獲得經費支援，我和女友高君決定偷渡香港，與港支聯建立聯繫。

十月份，我倆到了深圳，在上步租了一間民房，住下來慢慢瞭解情況。後來我們結交了揭西人阿華，送給他很多財物。他把我們介紹給走私者阿西。阿西帶我們坐車到蓮塘，然後穿過小鎮，到了北面的後山，才看到那裏密密麻麻的幾百間簡易棚子。至少有幾千個走私者住在那裏，他們靠從香港背走私貨入境謀生。

阿西那間屋裏住著四個走私者，他們的眼光死死地盯住我的女友，令我們倆心驚膽戰。我不得不從背包裏拿出一把進口的大老虎鉗在手裏把玩以威懾他們。那幾個小時真是難熬。

晚上7點鍾，阿西帶我們走上邊界附近的公路。他回去之前，告訴我們往前走到蘆葦叢中躲起來，晚上9點公路戒嚴以後慢慢往前爬，爬到鐵絲網跟前，快速剪斷鐵絲網鑽過去就進入香港了。

我們在公路邊的蘆葦叢中埋伏到十點鍾，確信周圍沒有任何動靜之後才往前挪動。那一帶的樹叢都被鏟掉了，我們只有耐著性子慢慢爬過一片開闊地。後來終於有了一些小樹叢，我們便彎腰小跑起來。

跑到一面鐵絲網圍牆前，我拿出進口的大老虎鉗，喀喀喀喀剪出一條長縫，我倆輕鬆地鑽了過去，以爲已經越界成功。然後淌過一條小水溝，穿過一片小樹叢，才發現前面居然還有一道鐵絲網！我拿出老虎鉗，可是連一根鐵絲也剪不斷，我這才注意到這道鐵絲網與剛才的不同，鐵絲又粗又硬，而且是斜編織成的。

放哨的高君已聽到搜索的腳步聲，我急得滿頭是汗，反復磨剪一處地方，想把它磨斷。最後我用盡吃奶的力氣終於剪斷了一根鐵絲，但我明白，我已沒有力氣再剪斷第二根了。我急中生智，從斷鐵絲兩端解開它，終於解出一條縫。我把頭使勁往裏拱，拱進去了，身體也拱了進去。高君隨後也拱過來了。

就在我們慶倖穿過鬼門關的時候，口哨聲大起，十幾個人從草叢中跳出來抓我們，他們揮舞棍子大喊：「站住！站住！」我們拼命往草叢裏鑽，但一個也沒逃掉，我的背上還挨了幾棍。他們用橡膠繩子把我們的雙手捆在背後，然後互相擊掌祝賀。

在把我們押到一間屋子裏以後，我才得出結論：他們是皇家香港警察。得知我們是民運人士之後，他們客氣了一點，解開了捆我們的繩子，又遞給我們一杯茶。

他們告訴我們：晚上8點之前，他們通過「夜冷」，就看到兩個人鑽進了蘆葦叢，其中一個女的。然後他們就背著睡袋，到對面等候抓我們。我問他們「夜冷」是什麽，是不是紅外線夜視鏡，他們說是更高級的夜視儀器，但原理他們沒說。

他們又說：「你們太走運了，就在你們剪第一道鐵絲網的時候， 五名共軍走出崗樓，端著長槍過去搜查。幸虧你們的動作快，在你們鑽過第二道鐵絲網的時候，共軍離你們只有幾米遠。 我們曾目睹過很多人這時被共軍抓住，男的只是挨打，女的可就慘了。」

我們先被送到一個審訊中心，接著被送到新屋嶺難民營。在一排用鐵絲網隔成的房間裏只關了一個人，我和高君被分在兩個房間。我們很快瞭解到，這裏是專門關押大陸政治犯的，那個人名叫石星健，山東人，僅僅因爲給美國之音打電話，六四後就被判六年徒刑，後保外就醫，兩個月前跑到香港，一直關押在這裏。

他告訴我們，這裏很可怕，大部分民運人士會迅速被遣返。幾天前，一個西安的歷史反革命被遣返，在過境時就被武警半途押走了。香港總督衛奕信是個腐敗的親共分子。五天後又有三個貴州的民運人士被送進這裏，一個是貴州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劉松林，一個是貴州高級人民法院的法官，一個是貴州日報的編輯。

七天後我和高君被喊出去，還沒弄清怎麽回事，便被塞進一輛大囚車，裏面塞滿了被遣返的偷渡者。我們在深圳收容中轉站被關了一天後又被送到樟木頭收容站。

那裏給錢和派出所介紹信就可以釋放，在我和高君被釋放的前一天，那三個貴州人也跟著進來了。爲了營救那三個貴州人，我讓高君先回家。我在那裏認識了幾個弟兄，但我們冒了很大風險，想盡了辦法也沒有營救出他們，後來我只好給他們家人打電話求助。

46．不甘沈淪

回到蚌埠，因越境香港，高君被工商銀行開除了，我們也結婚了。面臨生活壓力，我們不得不做生意以維持生活，高君在九州大廈租了兩節櫃檯賣服裝，我開了一家小型服裝加工廠。

但是我一做生意就特別煩惱，除了政治活動，我對別的事都很煩，都感到痛苦。特別是面對狡猾的商業同行，我十分反感，簡直不知道怎樣跟他們打交道。

我做生意的另一個主要困難是，我思考任何問題都是從我的政治理念出發，而不是像一般商人那樣僅僅從個人的利益角度出發，所以我總結出來的經驗幾乎都是通用的遊戲規則類的，而不是供個人用的投機取巧贏利性的。不久我們的生意都結束了，我們開始産生矛盾。

偶爾做生意賺的錢不夠維持長期的生存，很多時候都是靠朋友資助，我的兩位至交王德春和陶建寧，在那些艱難的歲月裏給了我真誠而長期的幫助。王德春是個溫文爾雅的儒商，長期同情和支援民運；陶建寧是八九蚌埠民運的領導人之一，六四後也被捕關押了兩個月。

差不多從86年以來，我就探索以各種方式從事民運，幾乎所有的辦法都嘗試了，幾乎所有的路都走到盡頭了。作爲一個職業革命家，我一直過著赤貧的生活，經常是有個饅頭就對付一頓飯。加上坐牢，我的健康狀況越來越糟，幾乎看不到好轉的希望了。我的心情惡劣到了極點。

我對民運的前途越來越懷疑，這個民族確實太墮落了，從秦始皇滅六國、修長城開始就墮落了。項羽起兵反抗，企圖恢復周文明，再現春秋輝煌，最後卻被劉邦一夥販夫走卒、市井無賴打敗，中國從此陷入綿延兩千年的黑暗專制，一直到現在。依我看長城就是專制的象徵，我以一首詩表達了對長城的憎恨：

47．凍死迎風站

到了秋天，我又建立了一個極端秘密的七人行動組，作爲突擊隊備用。然後我到北京看看情況，找到了高超群，得知一點動靜都沒有，我很失望。回到蚌埠以後，我暗暗監視行動組成員，果然發現很多疑點，我果斷地下令解散。後來又過了幾個月我才弄清，這七個人裏居然既有特務，也有叛徒，公安局早已張網以待，正等待我們出擊！

終於有一天，高君流著淚告訴我，她已厭倦這種貧困加恐懼的生活，她看不到任何前途。民運不可能成功，就是成功了我們也得不到什麽好處，因爲我們已筋疲力盡，傷痕累累。即使實現民主了，我們又哪里是那些一點貢獻沒有一點犧牲沒有的，養的肥肥壯壯的小人們的競選對手。

中國人如此自私、如此冷酷，誰會理我們？好話不出門，惡言傳千里。我們注定只是犧牲品、墊腳石，只是民運炮灰，只是白白付出。你願意做墊腳石沒理由要求我也做墊腳石。

那段日子的確太艱苦了，比當年的抗日義軍還要艱苦。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僅僅以煮黃豆和饅頭維生。記得有一次我召集會議，七八個人開了半天的會，個個肚子餓得咕咕叫，而我只有兩塊錢，只能讓高君去買四個缸貼，就是特大燒餅，每人分半塊，當做晚餐，吃完後繼續開會。

面對如此窘困，許多人退縮了。說老實話，沒有好處，中國人是不肯幹事的。不聲不響地就溜掉了，而且此後見到我就躲。彷彿我是手拿大刀的督戰隊長，逼著他們拿出良心和正義感去與共軍作戰。其實每次我總是沖在頭裏，總是把危險承擔在自己肩膀上。

只有我決不肯放棄。我堅信我們從事的是正義的事業，是終將造福于全中國人民的偉大事業，無論付出多少代價，無論付出多少犧牲，都是值得的，最終都會得到回報，至少會得到上帝的嘉許。

在我的記憶中，我的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母親只教給我一句話，那就是「凍死迎風站，餓死不低頭。」自從我決心從事民運之後，我真是充分體驗了這句話背後的辛酸悲苦，意味著不得不忍受極端的貧困和任何磨難。

差不多有十來年我都沒買過一件新衣服，都是去找朋友揀不要的衣服穿，以致我養成了習慣。即使後來到紐約之後，我也沒買過值十美元一件的衣服穿，都是到九十九美分商店買舊衣服穿，我的大衣、毛衣、西服、褲子幾乎全是從辛灝年、劉青那裏要他們穿著不合身的，我實在捨不得花錢買。我在紐約從來沒買過一件家具，全是從大街上撿人家扔掉的。

當邪惡力量異常強大的時候，與之對抗的確是無比艱難的，非常孤立非常貧困。偏偏我是一個孤膽英雄，什麽也不怕，也不在乎失敗。我把曾國藩的一句話當作我的格言：「屢戰屢敗，屢敗屢戰。」

我的一位至交勸我：「畢竟是血肉之軀，一個人的勇氣、忍受力，也就是生命力，終究是有限的，耗光了就沒有了，不能再生的，除非等下輩子。」

直到多年後我弄得渾身是病，又沒錢醫治，只得苦熬硬抗，才知此言不虛。

48．職業革命家

李海那時在全國漫遊，也到了我家裏，我們促膝夜談，使我瞭解到北京的狀況。看來又有事可幹了。我關閉了我早已厭煩透頂的事務所，準備到北京去繼續我的職業革命家的危險生活，根本不去管可能有什麽危險。

我去拜訪王丹，有段時間我住在王有才在北京的宿舍裏，後來我又搬到劉念春家住。劉念春和他太太儲海藍爲人特別熱忱友好，他們家在北京當時的民運圈子裏最熱鬧，幾乎成了民運食堂。每天都有很多人來訪，經常有十來個人吃飯。據我估計，他們家所有的錢都用來給我們買食物吃掉了。

劉念春從來沒有小雞肚腸，從不議論他人是是非非，愛下圍棋，而且手段高強，我和李海、王有才都遠不是他的對手。

別的人都還有一份工作牽扯，只有我和李海天天跑來跑去，只要是民運的事馬上就幹。有一次我奉王丹之命到西北去找翟偉民、郭海峰，94年2月17日，給王丹過生日，邀請了兩百多個民運人士及六四受難者家屬，我也忙得不亦樂乎。

從1986年開始，我基本上是以民運爲專業的，只是從來沒有領過工資，當了差不多二十年義工。運氣好的時候可以得到一點資助，但大部分時間我還得自己養活自己。所以對於《紐約時報》稱我爲「職業革命家」，我認爲很得當。「湯武革命，順天應人。」我從事的正是順天應人的正義事業。

我們尊重傳統，我們願意全面繼承祖宗給我們留下的東西，儒家思想，仁義禮智信。在這基礎上，我們願意學習來自西方的文明，我們以實用主義的態度看待它。現代民主制度的確解決了中國人兩千年沒有能夠解決的問題：專制導致的腐敗黑暗、愈演愈烈的政治矛盾最後導致全面崩潰，全面內戰，大家統統完蛋，每兩百年左右經歷這樣一個惡性循環。

從孔夫子開始，歷代儒家都夢想實現君民和諧，天下大同，他們總是一再強調彼此要相敬相愛，君要愛民，民要敬君。孟子甚至說：民爲重， 社稷次之，君爲輕。但是事實上他們誰都沒有找到一個現實可行的辦法來達到這個目標，與歐洲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不同，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民主共和時期，從夏商周以來，一直都是由一個普天下公認的天子來決定一切。

否則就是沒完沒了的戰爭，一直到一個新的天子確立絕對權威。等到天子家族迅速膨脹、腐朽、衰弱之時，又是一場混戰。大部分歐洲的王室和貴族都有千年以上的遺傳繼承，中國沒有。被推翻的皇帝和他的家族以及臣屬他的貴族群體都必須徹底完蛋，協約從來沒有被遵守，對立雙方從來沒有共和過，中國人從來沒有共存共榮過！

當代民運不僅要建立一種新的政治制度，還要建立一種新的政治觀念：彼此容忍，共建規則，真正的共存共榮共和。我們不是激進派，而是保守主義者，我們只是想使中國社會恢復正常。

東歐各國，在經歷數十年共産主義革命的破壞之後不是正在漸漸恢復正常嗎？我們處在飛速進步的年代，人類的生活方式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誰也沒有能力設計出一套模式來滿足不斷變化的全體人民的政治需要。這就更需要實行民主政治。

49．「間諜活動」

我也時常到魏京生家裏去，有一天他給我介紹了《華盛頓郵報》記者孫曉凡，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黃明珍和《BBC英國廣播公司》記者麥傑思。他們很想深入中國農村採訪，瞭解農民的苦難狀況，但這是違反中共宣傳部規定的。老魏讓我幫助他們，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然後我趕回蚌埠，和王庭金等民運人士落實這件事，我們精心安排了兩個農民特別苦難、村民與政府矛盾特別激烈的鄉村。

在約定的日子，我讓王庭金和另一個人去機場接來孫曉凡和黃明珍，把她們安排住在一個朋友的旅館裏。因爲按當局規定她們不可以到蚌埠活動，憑證件她們無法住進任何酒店。麥傑思沒有來，因爲他沒有一副中國人的面孔，無法進行這次秘密採訪。麥傑思後來在一天深夜來到蚌埠，和我的朋友見了面，談了一夜，但那時我已入獄。

我們先到懷遠縣，沿途看到公路邊幾萬農民在修路，我們都很吃驚，文化大革命不是早就結束了嗎？怎麽這裏又在搞大規模運動？我們索性先瞭解這件事。原來縣政府下令沿路農民每家每人都要去挖溝修路連幹一個月，每天補助零點五元，不幹就罰款，或抓到鄉政府批鬥。所以沿途8萬農民不得不拖家帶口去完成這項政治任務，這幾乎與當年秦始皇修長城一樣野蠻！

見我們問東問西，又不停拍照，戴紅袖章的糾察隊員就警惕的走過來盤問我們，我們只好匆匆離開。然後我們就到我表弟維方家裏，請來許多農民談話，這個村的党支書一班人特別野蠻，許多農民受到殘酷打擊。儘管我提前就讓表弟作了我們去採訪的準備，但是談了兩個小時之後表弟告訴我，幾個村幹部在附近轉來轉去，有可能在調集人手來衝擊我們。我擔心有意外，脫不了身，就匆匆帶他們撤退了。

我和王庭金又陪她們到蚌埠市郊一個村採訪，那個村的村長貪污了幾十萬，當地幾百名村民集體告狀好幾年卻沒有任何結果，反而遭到瘋狂的打擊報復。後來我又陪她們到合肥採訪了幾位民運人士。

此後不久，所有人都被傳訊，王庭金也被抓走，我表弟維方還被懷遠公安局關了起來，縣政府定性爲嚴重的裏通外國，出賣國家秘密的反革命事件，地方政府十分惱火。從那以後，我就不能在蚌埠市及懷遠縣公開露面了，當地村委會、鄉政府更狠，下令聯防隊只要一發現我就可以先打斷我的腿！可能那些報道嚴重地打擊了他們。

當時北京的政治環境還要好一點，這時我開始與劉念春合作發展【中國勞動者權利保障同盟】。我們頻頻會見外國記者，當時的英文《新聞周刊》駐京記者傅睦友友善的提醒我，那幾篇關於蚌埠農村的報道給我帶來了嚴重的危險，他說：「我們很多記者認爲不應當這樣做。我們渴望瞭解真相，向世界報道真實的中國，但我們不能以你們入獄爲代價！」

我當時並沒有充分理解這段話，沒有意識到得罪地方政府的嚴重性，沒有意識到地方官員爲了保證自己的政績和飯碗，可以不擇手段地收拾我。何況北京這時也有這個意思，無論找什麽藉口，都要把我這個幹得太歡的專業民運活動者收拾一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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