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满空山──《空山诗选》始末(四之三)

邓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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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8月14日讯】1970年11月初,上山下乡刚8个月的陈墨突然从盐源县神秘地回蓉了,说是盐源生活太苦,想做点什么土特产生意挣钱云云。我当时正遭遇盘香滞销临时工被辞退、且妻子临产急需用钱之时。对陈墨的困境爱莫能助。11月9日我女儿在荥经出生。初为人父,我虽喜亦懮,心急如焚。11月13日是陈墨25岁生日。我邀他往杜甫草堂散心。那时的杜甫草堂一派萧瑟荒芜的景象,偌大的园里少有游人。我俩在森森的楠木林中的小道上边踱步、边交谈。陈墨将他在盐源乡下写的两首《独白》和白水从甘孜寄给他的《小病》、《寄友人》、《笑》等几首诗交给我览阅。我细细地读了一遍,不禁为这几首诗叫绝。特别是陈墨的那首《独白.我要把懮愁忘掉》,我以为是陈墨迄今为止的登峰之作,短短的八行诗,却有着小说的份量,优美反复的吟咏中给人无限的联想空间;而白水的诗,我在1969年通过陈墨读到他的《覆砚冰信》等诗后,就给我极大的震动,被我视为中国新诗坛上的一朵奇葩,并迫不及待地与陈墨一道去城北建筑设计院拜访白水。今又读到白水的《小病》等诗,使我更加刮目。其《小病》一首,堪称中国新诗精品,“梦里犹枕着异乡溪声”一个“枕”字,直追古人炼字之工力,结句“仿佛又听见母亲唤小鸭”,读来令人心醉。吾土唤鸭一般用“来来来”之音,此处借唤鸭暗喻母呼儿归之意,正是妙不可言。我越谈越激动,陈墨却郑重地说:“这些年来,朋友们写的诗都只是相互传观,极易散失,若能搞一个诗集就好了。”我说:“这有何困难?我平时就收集了不少,搞个诗选易如反掌!”陈墨为人一贯直来直去,一辈子搞不懂“激将法”,怪只怪我自己一兴奋就忘了“油盐柴米”,脱口就是“一锤定音”。陈墨说:“那好,你搞个选本,我给你供稿!”我说:“这事就这么定了,但,总该给这诗选取个名字吧?”此时,几片黄叶从楠木林上飘落下来,陈墨一激灵,说:“就取唐诗中‘落叶满空山’诗意名《空山诗选》吧!”

我事后方知我把自己“吊”起来了,不搞出《空山诗选》来就无法“解脱”!

1971年春节后,街道办事处经不住我的天天“哀求”,终于给我安排了一个其他人只要有口饭吃就不愿去干的工作──在东郊的一家小型简陋的水泥厂造水泥。这工作“三大”“一倒”。“三大”是粉尘大、噪音大、劳动强度大;“一倒”是三班倒,换人不停机,昼夜连轴转。我最怕的不是“三大”而是“一倒”。尤其是逢夜班,简直要了我的命!白天无法休息,晚上连个打盹的机会都没有,一周夜班下来,人整个儿脱了形,连走路都打偏偏。为了那每个月28.5元的全部工资,为了跟我受苦的妻儿,我把命豁出去了,而且一干就是10年。我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干若干年后我的工资能达到每月64元(本厂工人最高工资标准)。妻子生女儿后,无法在公社挣工分,来成都当黑人黑户,全家人的口粮成了大问题,每月工资买了“黑市粮”后就所剩无几,得扳著指头过日子。走投无路,妻子去割牛草卖,一大背牛草能卖一、两角钱补贴日常开支。一次我下夜班,早上8点过偏偏倒倒回到家。妻割了一背兜草正打算出门去卖。几个月大的女儿醒了,吵着要妈妈。我说:“你抱女儿,我背草去卖。”肚腹空空,神志不清,我咬牙将一背草驮到百货大楼一拐角玻璃橱窗边沿,想依靠一下歇口气,谁知往后一靠太急,哗啦一声将橱玻撞破,被抓进百货大楼办公室要求赔付。人说:“麻绳尽朝细处断”,天有时真有绝人之路。这种日子只有怒火,还能有“诗”吗?“愤怒出诗人”,我当时愤怒得只想上山为匪了!这年10月,我的父亲又因病去世了,我的天真的全塌了!每每想起我的未满周岁的小女儿爬在床沿叫“爷爷”的声音,我的泪就会不自觉地滚落下来。

“易如反掌”的《空山诗选》在我的手掌中整整闷了一年!

父亲的辞世给了我极大的刺激!他在人世间艰难地跋涉了68年,辞世后留给我的只是一张民国时期他的一位老友借钱的凭据以及修成渝铁路的纪念章、工会会员证之类。父亲的一生就如此简单吗?他的酸甜苦辣、他的喜怒哀乐哪里去了?父亲逝世百日后,我的心沈静了下来。我不能象父亲一样在人世上“走”得太“干净”。我得走出声音来!走出意义和价值来!

我首先想到了诗,想到我承诺选编的《空山诗选》。

1969年中秋节,陈墨、九九、罗鹤参加我的婚礼。陈墨喜气地将一本漂亮的日记本和一支崭新的钢笔递到我手上,说:“我、九九、罗鹤3人送你这个本子和钢笔,一是祝贺你和嫂子喜结良缘,二是希望你坚持写作!”当时参加婚礼普遍的社会风气是送日常生活用品如脸盆、保温瓶之类,恶劣的送《毛选》等。陈墨、九九、罗鹤此举,显然别出心裁,寓意深远。我太珍惜这礼品,一直不敢妄动。当我决定搞《空山诗选》时,我想到了这个日记本。

1972年春节后,我对《空山诗选》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首先在我以前的各种抄本上初选了陈墨的《独白》等、徐坯的《夜巡》等、何归的《我发现了爱情》等、白水的《覆砚冰信》等、阿宁的《活着为什么》等、冯里的《爱情》等、吴鸿的《小溪旁》等、杨枫的《古银杏》等、长虹的《故园》等、峦鸣的《答友人》、张基的《雪堆中的鼾声》、九九的《秋月》、罗鹤的《并非钗头凤》、我的《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等,以及杨黎明的《纸船》、吴智楠的《母亲的眼泪》、峦鸣的朋友林仲威等人的诗共200多首。通过对整个日记本的安排和诗行计算,发现只能容纳150首,于是我又精选了一次,开始在日记本上的抄写工作。我特意在目录前空了几页,留待陈墨写一篇序什么的。我进行得很慢:除了每天我必须上班,只能挤下班后的时间抄写外,我对这个诗集还必须尽力做到字迹工整,绝不能有错别字等。陈墨下乡前送我的那本《新华字典》帮了大忙,也使我在70年代末搞《诗友》时闹了大笑话。因为这本字典是50年代编辑的,汉语拼音尚未定型,鉴于当局对《野草》的围剿,搞《诗友》时一律用汉语拼音字母替代作者,结果“Z.K”有三个,“清和”变成了“坑和”等。

我大约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于1972年4月底前完成了《空山诗选》。我一桩心愿已了,兴奋莫名,邀徐坯、九九、罗鹤、乐加、兰成、黎明等人骑自行车往青城山畅游了3天。

( 原载《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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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6年7月,“文革”运动已由初期当权派掌控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展到由“红卫兵爷爷”肆无忌惮大搞打、砸、抢、烧“破四旧”的阶段。我在雅安,被单位列为第四类牛鬼蛇神,本就自身难保,“天兵天将”们又几次上门查书收书,随身带来的一箱书籍也已被收缴得七零八落。不知何故,陈墨却偏在此时突然从成都给我寄来一包书,也就是7、8本一般的文艺书籍。其中有一本残破的民国时期出版的《北极风情话》,显然是一本禁书。我一看大吃一惊,心想陈墨一生喜书,无奈家贫,藏书寥寥,忽地将其全部“家当”给我寄来,肯定处境比我更糟,但这样做于他是损,于我可是祸呀!我无计可施,只得将这包书付诸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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