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1979年夏天(11)

林良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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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番談話當中,老嬉皮已接連抽了幾根煙,他對逐漸流行的戒煙說法完全不在乎,心中想的倒是其他更重要的東西。

  婉如聽了一席話,立即敏銳地意識到這可能是她成長以來所聽過的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談話,又想到老嬉皮順便提及父親年輕時代的事情,於是焦急地向柯老問道:「您們說,我爸爸廿多年前也曾和您們說過這些,這是真的嗎?」明亮的眼睛同時注視著身邊喃喃自語的父親。

  「婉如啊!妳老爸年輕時可優秀了,」老嬉皮嘆息著,「妳爸爸勤奮用功,精通英、德、日文,那時他讀的文史哲方面書籍比我還多,而且更能言善道。他的本行是歷史,我學的是哲學,但他的德國哲學程度非常高。柯老那時也不過比我們大上六、七歲,雖沒唸過大學,但他的求知慾絕不會比我們低呢!那時是五十年代末期吧,我們才廿五、六歲,方才當完兵,回到台大研究所唸書。妳父親一向的興趣是德國歷史,他的碩士論文題目已決定寫『德國民族性與戰爭』,我也對德國的哲學和文學有興趣,我們常常在文學院二樓研究室暢談康德、歌德、黑格爾、莫札特、貝多芬、叔本華、尼采和史賓格勒,還有俄國的托爾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唉﹗那時真是我們生命中最美妙的時刻呢﹗」

  「是啊!那時福林橋還沒興建呢,我們三人常常坐在溪邊如茵的綠草上聊著蠻嚴肅的議題,這些景況仍歷歷在目啊!想不到崇厚兄這麼傑出的人才後來竟遭遇不測,真是令人痛心啊!」柯錫仁在緬懷中露出迷惘和痛苦的神情。

  這段話立即在老嬉皮和婉如心靈中激起感情的漣漪,老嬉皮突然靜默不語,久久才眼眶發紅的凝視著身旁的痴獃漢說:「李兄,Thosewerethedays!我可多麼希望你能再回復正常,過著往昔無拘無束,天南地北閒聊的日子!讓大家聽聽從你口中流出的博學、風趣又睿智的話語啊!……李兄!你說說話啊!」說到後來,突然用雙手猛搖李崇厚瘦弱的肩膀。

  柯錫仁也雙眼發紅地說:「實在真不甘啊!」

  婉如聞言不禁痛哭失聲,雙手緊握父親的手,她一直也在企盼老爸有天能清醒過來啊!老嬉皮和柯錫仁從長凳上站立,用手撫著父女倆的肩膀,灼熱的老淚再也禁不住傾瀉而出。三個年輕男生看了一時不知所措,沒想到會發生這麼突然的情感騷動。復秋趕緊站到父親身邊安慰他,建南和徐雨也緊緊站在老嬉皮的後面,廟口廣場上的人群免不了用奇異的眼光望著老少二代這一群人。

  沉靜了片刻,柯錫仁和老嬉皮克制住脫韁野馬般的情緒,總算回到原先正常的狀況,一群人回到原座上,三個男生坐回廟會前的階梯上,李崇厚依舊對眼前發生之事毫無知覺。

  「您們是否還記得那時候最常談論的話題?」沈默一陣後,建南繼續追問下去。

  「因為崇厚已在寫論文,我們談的不外是:德國的民族性和文化,想從這兩方面去了解,為什麼德國成了發動第一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元凶,為什麼希特勒以及許許多多擁有優良文化傳統的德國人竟然可以冷血地參與殘害六百萬猶太人的『大屠殺』(Holocaust)之類的問題。」老嬉皮說。

  「對了,」柯錫仁接著說,「我還記得我們為了追究問題的起因,還不斷追溯到十八、十九世紀的普魯士歷史和文化。」

  「有沒有獲致任何結論?」徐雨問。

  「說來話長了。自然這裡面有著政治、經濟因為民族統一較緩慢而落後的因素,但我記得崇厚兄論述說,德國人服從紀律和威權的民族性以及路德清教的精神文化,導致了德國封建保守勢力比英法兩國還更頑強。崇厚兄引述哲學家海德格的話說,德國人是一個形而上的民族,一向注重精神文化,他們不能務實地接納新興的事務,例如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下扁平化的庸俗現象,反而是好高騖遠,眼光總是注視著彼岸或來世,或者神聖化的大自然,他們的心靈顯然深深地受到浪漫主義精神的影響,和現代分崩離析的社會格格不入。這就使得德國人容易陷入非理性的民族主義和保守反動。……我當時也從哲學的角度提出:德國人在哲學成就上遠高於英法兩國,其實,十八世紀末期的康德已經為人類的道德、政治及社會倫理提供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哲學原理。康德的道德斷言命令指出人和動物的不同在於﹕人具有崇高的自由與尊嚴,人本身即是目的,不能被當作工具或手段來利用或宰制。每個人在普世皆準的道德和法律原理下完全是自由和平等的,可惜這種哲學思維遠遠走在時代的前頭,並未落實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一般民眾仍然深受古老的宗教傳統和社會習俗的影響,一旦涉入政治領域,立即成為保守勢力的支持者。總之,我倆是倚賴著『後見之明(hindsight)』,站在自由民主體制的原則批評了德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儘管如此,崇厚兄和我仍然高度欣賞德國文學和哲學方面傑出的成就,甚至對浪漫主義精神還高度熱忱的支持。」老嬉皮說話間仍不斷注視婉如父親,好像認為他也認真地在傾聽呢。

  「老嬉皮,你說的不錯,有一點我倒想加一些補充說明,」柯錫仁說,「我記得崇厚兄特別指出德國人所注重的『理想性』,他們傾向把民族(Volk)當作有機的情感的統一體,而不只是孤立的個人的集合。十八世紀末以來,德國文人對希臘雅典文化的『浪漫化』或理想化,大大助長了德國人追求民族和諧,個人和社會和諧一體的理想之追求。簡言之,他們追求的是完全和諧的『生命共同體』或『倫理共同體』,他們堅持整體大於部份的原則,從心底瞧不起英法二國的『工業文明』、『個人主義的功利社會』,認為個人處在這種社會下,當然會和整體格格不入,精神上成了無根、無家可歸(rootless,homeless),這些名詞讓我聯想到英國詩人艾略特用『荒原』來比喻現代社會。那時候共產主義的幽靈才剛出現在歐洲的上空,唯物論的階級鬥爭和歷史觀也並不符合德國人的精神文化理想,到了俄國共產大革命後,德國人就把蘇聯的計劃經濟和英美法的資本主義視為威脅德國的東西兩大集團。」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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