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光:略谈文学革命和我们的“革命三原则”及策略

杨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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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4月23日讯】网络时代的诗歌写作发展到今天,我们是该提出革命或进一步深入革命的时候了。

作为社会范畴的实用哲学来讲,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社会的进步再不能仅仅依靠革命的方式或唯革命论来实现了,并且最好不再提倡革命或尽量避免革命的发生。

这是因为,革命的同义词是暴力,而靠暴力更替的政权或夺取建立的制度,其往往都还是专制极权统治的周而复始,再或者它即便是取得了民主的暂时结果,其民主的进程也不容易得到完善和巩固,甚至导致新的假民主而真专制的结果。这是从主观上看;而从客观上看呢,任何暴力夺权的无论出心是多么的好,其结果都必然剧烈震荡社会而大规模破坏现有生产力,并使之社会生产力遭受大规模的破坏而难以恢复。同时,最为残忍的是,它肯定要牺牲千百万无辜老百姓的生命为代价的。而且,即便不顾这些代价,也由于现在整个世界格局的变化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与进步,那种大面积的革命的土壤和机会几乎微乎其微(这不包括局部的小规模的流血或不流血的政变在内),任何武装的革命也不再为国际的主流社会所支持。所以,社会的进步依靠革命的时代,已经基本过去和不复存在了,或者不能再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所主倡了。

虽然如此社会革命不易提倡了,革命时代已经过时了,但文学(包括思想、艺术和文化界的)革命必须亟待提倡,并且永远没有也不会过时的。

因为文学革命不同于社会革命,文学革命是属于非实用哲学范畴的领域,它即使是革命的工具,那也是用来批判的武器,而不是社会实用哲学领域的工具——即是用来武器的批判的。因此说,文学的革命是以文化作为对象的革命,它不同于社会革命,是必须以人的生命作为革命对像或对象的革命的。

虽然文学文化也是一种大生命,但它是无机的大生命体,而社会革命是必须要革有机生命(人)的命的。这也就是说,文学革命是不流血的和平文明革命,是置在上层建筑领域的抽像革命——革抽像的人的无机生命的命,而不是像社会革命那样,是必然导致对上层建筑领域及其一切领域的具体的革命——革人的有机生命的命。

可以进一步形象地说,文学革命再怎么(如果不是出心引发和蓄意煽起具体的社会暴力)革命,也都是天鹅绒式的温柔之乡的革命,而社会革命除非不发动革命,一旦发动革命,也不管以任何目的为主旨的革命,都要发生斗牛式的流血之邦的革命,其不是你死就是他伤。

并且,文学革命不仅是其他传统社会变革的先导,而且也是现代社会变革的的直接结果。一旦文学革命成功,社会变革就会自然到来,而自然到来的社会变革,将会比社会革命的流血结果还要完美、还要进步、还要充实和巩固,是流血革命想要达到而永远无法达到的比较尽善尽美的革命。

况且,以往暴力革命的成功后,都要二度进行文学文化的革命,以其巩固暴力革命的成果。如果文学革命的成功了,随后而来的社会变革,就是一步到位的变革了,就用不着二次革命或二度还原了,如此顺理成章的社会变革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因为,现代专制社会变革的根本问题,是争夺和解放话语权的问题。一旦以自由知识分子为主体领衔的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话语权得到根本的解放;一旦专制权力话语被人民民主的话语权力所夺得;也就是一旦取得了全社会的各种言论自由,那么,其他自由就会福降人间。言论自由是中国和其他专制国家的人民取得一切自由的先决条件和关键一结,而言论自由的先锋启动,则必须由文学革命和文化启蒙来开动实现,不然,由暴力革命等非常激进的手段来开动取得,其不是半途而废的,就是得不偿失的,或者就是前功尽弃的。而且,即使是成功的,也是要付出惨重代价和极其危险的,并且在能够取得温柔革命的条件下,则绝对没必要进行毕竟要免不了伤天害理的暴力革命。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其主流是值得肯定的,但从结果与当时是否还有历史其他机遇等方面来看,和从我们今天的发展变化了的现实条件来说,我们应该做出我们事实求是的科学分析与结论,这样我们才能与时俱进。

一般把社会革命时代称为枪杆子里面出专制政权的时代,而把文学革命时代称为笔杆子里面出民主政权的时代。

专制政权的前提,是必须靠封锁言论自由来加以巩固的;而民主政权的前提,是必须靠言论自由的充分开放来实现的。那么,文学革命说到底就是文化等一切思想新闻言论领域的自由开放的革命。西方的民主体制之所以完善和巩固,就是因为他们有文艺复兴和文学启蒙的革命运动在先。我们的五四运动的文化启蒙革命,其刚刚兴起或根本没有进行下去,就被社会革命运动所悲剧性地代替了,从而在近代的言论自由革命,就一直夭折下来,所以就一直没有坚固的言论自由基础,而任何打着为民主自由而战的各种晃子的暴力革命(无论是蒋介石的假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还是延安时期的论三民主义的联合政府,都是没有根基传统的暂缓之计,而无实心之实),最终还是像历次农民起义一样,反了皇帝还做皇帝,反了专制还搞专制。

因此,历史这样严肃地告诉我们,我们中华民族的从古至今的文化占主流地位的传统里面,尤其缺少的正是这种以言论自由为主旨的文学文化启蒙运动。所以,我们的当务之急,不是先要社会革命,尔后才是文学革命;而是先要文学革命,尔后才是社会变革。有了文学革命(文化启蒙),也就不再愁社会变革了。没有文学革命的前提,社会的多次民主变革,甚至包括各种革命,最终不是失败,就是专制的胜利,再不就是初期民主的难以巩固,或被假借民主的招牌而葬送了初期的民主(如蒋介石彻底葬送了孙中山的三民民主革命)的结果。为此,我们要想我们的社会取得进步和体制变革,我们就必须首先运用我们的知识分子文人掌握的文学文化的天然话语权力,进行一场扎扎实实的文学革命。作为我们诗人,作为我们诗歌写作者,我们要想形成我们对社会进步能有所较大的贡献和历史影响,我们就必须在关键的时刻,便能提出诗歌革命运动的主张,以迎接并加入必将兴起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与文学启蒙运动的到来。

就“文学革命三原则”的操作实施层面来讲,“文学革命三原则”之一,是“批判”原则。这是必须的,是必须继承下来的文学革命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没有“批判”,就没有民主自由革命文学统一战线的形成,而没有“批判”的基本精神,也不会有未来的文学革命运动的向前发展。批判是人类社会认识事物和辨别是非的最高级思维功能,它的直接对像方式,就是以审丑为主的审美,而单调的普通审美,是一般动物都能基本具备的。因此,“批判”应是“文学革命三原则”的写作方式,是文学革命的大本营和母体出发点。我们有了这种方式,也就有了这种“怎么写”的方法,我们才能革命运动起来,我们才有我们的基本方式即写作模式,我们才能写作那些与之腐朽与黑暗的写作相区别的批判主义诗篇,并从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根据地。

第二原则就是“运动”,这是非常形像和动词化了的中心轴的原则。因为我们为自由而写作、而形成了这种以批判主义流向或流派为主体的民主自由文学本身,那么这个流向或流派就必须是“运动”的和永不停息的。所谓流派,即流派流派,不流就不派,换句话说,不运动怎么流派,“运动”即为“流派”的同义词,又为这个“批判”流派的动力词。因此,它不仅是量上的,也是质上的。它向前批判运动一步,它就更加向下运动两步甚至十步,而向下运动的结果,就是向下大地现实运动的直接因素,以此反复不止地运动,就是动量和动质的不停运动。运动的目的,也就必然导致对上和对崇高的即意识形态的直接反抗与批判。所以说,流派是运动的,而文学流派的革命运动,更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运动是变化不居的,运动是承认无止境的,而批判派革命也就是无止境的;运动是包容性的,是海纳百川,而不是小家璧玉,是承认派外的挑战,也承认派内的独立运动;运动作为动词意义的本身,是证明这种流派的开放性、发展性和无限前景性;只有运动,才能不断审丑、不断解构和不断批判,才能不断地运用我们批判派诗人的话语权力,去审丑、揭露和解构一切以政治中心为主导的专制极权话语;有了运动,才能解放思想、拥抱不同声音和参与多元的民主大文化的到来与实现;有了运动,才能敞开伟大胸襟和博大胸怀,才能一路另类、永远先锋。

第三原则是“后政治”。后政治是作为“文学革命三原则”的总目的,也是作为文学革命最高纲领的纲领。我们写作干什么,我们批判干什么?这个问题首先不搞清楚,我们就没法写作,也就没法继续文学革命。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解决了向下的形式,即“怎么写”之后,我们的向下的内容——即“写什么”,这就成为了我们的写作革命的共同需要解决的目的问题了。没有目的的写作,是盲目的写作;同样,没有目标的文学革命运动,也肯定是没有最终成果的假革命运动或伪革命运动。

“后政治写作”是由我具体提出来的,其主要是在我的《诗从语言始,到政治止》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思想,到了《关于政治写作之我见》等一系列文章中,我再一次地加以了具体化的论述。在我以前,也有“后政治写作”这个提法,但没有具体像我这样明确过,一般也都是大体指文革后的涉及干预或批判政治的写作。我在《关于后政治写作之我见》一文中,是这样对“后政治”基本界定的:“后政治写作的提法是相对于前政治写作而言的。前政治写作,是指毛时代的歌功颂德的服务政治写作,是来自苏联的所谓现实主义写作模式的;而后政治写作,主要是指批判、反讽和解构以平面(即现行的)政治为主的反政治写作,其写作模式,主要是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写作潮流里。服务政治的写作和后政治写作,是风马牛不想及的。有些人说的那种主旋律写作,就是服务政治的写作,是属于御用文人的写作,是犬儒主义的,是前政治写作,而我主张的是批判和解构政治的后政治写作,是反政治的,是决不投降的写作,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具体运用到批判潮流的诗歌革命运动的实践中来,那就是要对社会生活中的最大也是最后政治禁区,进行最终清除、揭露、曝光与不停地冲决和毫不妥协地批判,进而从文学(诗歌)写作入手,在对文化垃圾和社会垃圾全面清扫的同时,必须对社会文化生活垃圾的最关键组成部分,即政治垃圾的最后突破禁区的清扫、揭露和彻底批判。如果我们批判派不对政治垃圾禁区进行最终宣战、冲破和无情批判,那么在这以前的对于一切垃圾的揭露与批判,都将是不彻底的和虚于委蛇的。因为,一切现存社会文化垃圾都是根源于政治垃圾的卵翼下、庇护下和繁衍下生存与泛滥起来的。有什么样的垃圾文化,就直接反映什么样的垃圾政治;而有什么样的垃圾政治,则必然决定了什么样的垃圾文化。垃圾政治就是垃圾体制,而垃圾文化就是垃圾体之下的大社会。一言以蔽之,有什么样的垃圾体制,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垃圾社会。

为此,“后政治”,也就是相对于歌功颂德政治的批判政治的后政治,而批判了垃圾政治,也就批判了垃圾文化的总根源。我们真正进行了后政治文学写作,我们也就真正标明了我们文学诗歌革命的真正开始,我们的诗歌写作,也就走向了彻底的向下性、彻底的审丑性、彻底的解构性、彻底的另类性、彻底的批判性和彻底的破坏即建设性。

为了保障我们的文学革命写作的最终成功,我们在运动策略层面上,必须同时强调,在我们把文学写作的战略转移到后政治这一文学运动的根本上来的同时,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战略转移之后的战术上的、亦即策略与技术层面上的相应转移、调整和特别强调。
如果光有战略转移而没有策略转移与特别强调,那么我们的战略转移就将走向前功尽弃和半途而废的失败。

所以,我们在文学写作的战略转移之后的写作策略,应该是这样的:要使后政治话语在战略写作中循序渐进或尽量隐藏在其他文化话语中逐步推进,防止整体上(个别的急先锋不可避免)的全盘冒进和暴露无疑;要使后政治写作在技术上的尽量用形象话语而避免用抽像理性话语,这样既可保证、保障了后政治写作的艺术表达的文学价值的前提性,也同时避免了所谓敏感话题的限制与封锁;要使后政治写作在战术上,既藐视我们的革命对像而又要重视他,那我们就要避实就虚(即避开对时政的正面纠缠,而采取文学写作的虚构即真实的力量,以文学虚构代替新闻实写)、避理就情(即避开对平面政治的评理说教,而采取诗歌写作的叙事即抒情的功能,以诗歌写作的主情原则代替主智的传统写法)、避简就陋(即避开现政的新闻式的简单批评,而采取文艺批评的长于艺术表达的审丑批判);要使后政治写作在策略上,能既有进又有退,那我们就要一面主要对平面政治(也就是现时政治)的进行全面解构的同时,也决不放弃对深层政治(也就是历史政治)的彻底审判与深入批判。这就是政治批判要坚决进行,为此必要的付出代价,也是完全值得的和无上光荣的,但文化批判也要同时进行,使之文化批判在烘托著政治批判的同步进行中一脉相承、互动互促、互进互补、互利互惠和互赢互胜,使之前后呼应、首尾相接、内外配合、有进有出、有起有落、前后搭档,就像文武之道乃一张一弛一样,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和有攻有守,如其才能利于不败之地,并无往而不胜之!

如果我们都能把我们的后政治写作的战略转移,看作是我们文学革命诗歌写作的生命线,那么,同样也必须把我们的后政治写作的战术转移,更要一并看作是我们文学革命运动写作的生命线(而如何掌握、如何运用、如何平衡和如何发挥创造,这将根据每个具体成员的写作实践和写作智慧与胆量而定)!!

总之,以上这种文学革命写作运动的总原则的三个主要方面,即“批判”是方式、“运动”是手段、“后政治”是目的。这三个方面是由最低纲领“批判”的向下方向,再经过“运动”这个动词结构的毫不停顿的革命手段的运转或中转,最后达到“后政治”写作的最高纲领的辉煌目的。

这是非常伟大而又异常艰巨的宏伟边缘历史工程,和终将会指日可待的、现实可及的盛大终极目标!我们完全可以用这样的简单公式来表明我们的“文学革命三原则”的总体趋势和走向=“批判→运动≌后政治”。

2004年1月21日-2月29日改于盘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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