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財力
財力，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錢」，它代表著經濟能力或經濟實力。而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從來就是緊密相聯的，在現代社會更是如此。財力的有無和大小，直接關係到政治運作的能力和效果。假定有一批人立志推動社會變革，他們已經制定了詳細的行動計畫，並且開始著手實施這一計畫。這時，擁有多少財力資源就會成為擺在他們面前的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財力相對比較充裕的話，那麼運作起來就會比較自如，規模效應就會比較顯著。如果財力比較緊張的話，運作上就難免會受到諸多限制，效果也會大不一樣。而從事政治變革的人，早期通常都不具有充足的財力。就象馬克思一樣，經濟上一直很拮据，若沒有恩格斯去當資本家、掙錢資助他的話，他的生計都很成問題，更別說是寫出《資本論》了。所以，怎樣開發財力資源，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尤其是在市場經濟的社會環境下，錢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視的。
解決這一問題的渠道不外乎內部經營與對外募集兩種。所謂內部經營，是指從事政治變革的群體內部的人，自身直接進行經濟活動或與經濟有關的活動，以獲得經濟收益用來支持政治活動。首先應解決自己的生計問題，不要使之成為拖累事業的因素，更不可因此造成財務方面（不清不白）的問題。其次，可以借鑒馬、恩模式，進行內部分工，讓有一定經濟方面專長和才能的人拿出較多的精力從事經濟活動或經營經濟實體，賺取利潤支援民主事業。對外募集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要想方設法取得廣大公民和社會組織的理解和同情，爭取來自各個方面的資助。在過去的歷史進程中，政治人物已經在這方面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實際經驗，有許多可供參考的辦法。比如創辦報刊，自收自支；開辦經濟實體，獲取收益；參與股市投資，積累資金；開展活動，募集經費；與週邊的企業、機構、組織建立聯繫，爭取它們的財力支持等等。總之，只要開動腦筋，有所作為，就能夠找到解決財力問題的辦法。
從國內外的有關情況來看，政治組織或政治人物或多或少都能籌集到一定經費。問題往往出在財務管理上。常見的問題是：一、缺乏嚴格的制度約束，或亂收亂支、或假公濟私、或有章不循、或貪污公款、或一團亂賬。二、不按《政黨法》和有關法規辦事，黑箱操作，擅自挪用，違法亂紀。我國迄今為止一直沒有制訂《政黨法》，政治組織的行為也沒有納入法治的軌道，因此現階段尚不存在第二方面的問題。但第一方面的問題卻一直存在，且嚴重地損害了民主力量的聲譽。今後，應該特別注意在財務管理上給予高度重視，並從一開始就建立和實行嚴格的管理制度和制約機制，以防範和杜絕各種不良現象的發生。
六、道德
從一定意義上說，道德倫理也是一種政治資源，而且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資源。政治統計資料顯示：中國人也罷，美國人也罷，日本人也罷，都希望政治家能夠做到正直、誠實與廉潔。而正直、誠實與廉潔正是一種道德上的要求。憲政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包括著一整套的政治價值和政治倫理，是一種對公民負責任的政治。孔子早就說過：「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篇》）這裏的「正」，就是儒家的道德規範；為政者帶頭遵守道德，別人怎麼敢不遵守呢？他還說：「為政以德，譬如星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論語．為政篇》）意思是用道德來治理國政，自己便會像北極星一般，在一定的位置上，別的星辰都會環繞著它。孔子的話儘管有些誇大道德的作用，但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孔子特別強調道德實踐的作用，他提出每個人都應努力做到「恭」——對人恭敬有禮；「寬」——以寬厚之心待人；「信」——對人言而有信；「敏」——對事勤敏而不怠；「惠」——為善事而濟他。這五個方面歸結起來，就是「仁義道德」。搞政治不能不講道德，私德很差的人，公德必然有虧。
法國文藝復興時期的著名作家拉伯雷說得好：「學術無良知就是靈魂的毀滅，政治無道德就是社會的毀滅。」劇作家出身的捷克總統哈韋爾，曾深受不講良心、蹂躪道德的專制政治的迫害。因此他明確主張政治應建立在良心、道德的基礎之上。他認為，政治不應僅僅被理解為政客的陰謀和手段，被實踐為對於權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制人們的技術、伎倆，像在馬基雅維裏的學說影響下的近代社會中許多人所認可的那樣。也許陰謀可以使得某個人登上某個高位，但這也就是他「成功「的頂峰了，因為他不大可能以陰謀改進和推動社會。真正的政治，應當包括某種人性的尺度在內，與人們的個人經驗尤其是良心的要求有關。因為說到底，政治是「為了尋找和獲得有意義的生活的一種途徑，是保護人們和服務於人們的一種途徑。」「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甚於所有抽象推論的聲音，不去捏造一種企圖超越于良心的呼聲之上的那種責任。」（哈韋爾：《政治與良心》）哈威爾的觀點獲得了廣泛的國際性的認同。
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因此道德資源異常豐富。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傳統道德（道統）遭到極大破壞。即使是這樣，由於幾千年的傳承和積澱，道德資源也遠未枯竭。人們在評價一個人的時候，往往是使用雙重的標準：一種標準是「才」或者其他；另一種標準就是「德」，即道德品性；而且通常是把道德評價放在第一位。所以，我們切不可忽視道德這只「看不見的手」的特殊作用，而應在反對專制政治、爭取憲政民主的實踐中，充分調動道德資源，以增強推動政治進步的合力。因為專制政治壓抑人性和人的自由，踐踏社會公平與正義，是最不道德的。而改變這種狀況的出路就在於實行憲政民主。在我國，長期的專制統治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的道德倫理體系，造成了道德失範的社會現狀，我們有責任把它重新建立起來，使我們生活的社會符合人性的要求，體現出人的尊嚴；使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變得健康、有序和符合道德。
七、傳統
傳統就是歷史上傳承下來的東西，如象文化、風俗、習慣、思想、觀念、藝術，還包括制度以及前面談過的道德等等，範圍非常廣泛。著名思想家李澤厚特別強調文化傳統的作用，前些年，他花費了很大心血研究《論語》和儒家學說，並寫了《論語今讀》一書。他在書中指出「儒學（當然首先是孔子和《論語》一書）在塑造、構建漢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歷史過程中，大概起了無可替代、首屈一指的嚴重作用。」是有關中國文化的某種「心魂」所在。因此他提出，應對孔子、《論語》和儒學，這一」半宗教半哲學「的文化神髓作一番既解構又重建的工作，用來重塑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我們應能體會到一位思想者的良苦用心。
傳統裏面有好的東西，也有不好的東西，有精華也有糟粕，所以不能一概而論。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黎澍曾專門論述過對待傳統與社會變革的關係。他認為：「欲求社會進步，必須敢於打破傳統，還必須善於利用傳統，才能推動進步。但利用傳統還必須預防為傳統所利用。」「利用傳統往往可以使革新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但是傳統的利用也意味著與舊勢力的妥協，放棄反對他們的鬥爭，延緩某些改革的進程。如果延緩改革漸變而為放棄改革，那就與舊勢力合而為一了。」可見，怎樣對待傳統的問題很不簡單。既不能一概否定、全盤拋棄，也不能一概肯定、照單全收。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歷史學教授林毓生經過深入地研究，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意見，就是對傳統進行創造性地轉化。他認為：「全盤西化」、「全面反傳統」的思想本身，正是中國傳統思想方式的表現；而真正掌握了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精髓的人，不應要求全面反傳統，而應追求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林教授認為當代中國有兩大任務：一是民主與法治的制度建設；二是對文化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所謂「創造性的轉化」，就是把中國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加以改造，即人們常說的「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成為有利於社會進步的資源；同時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繼續保持文化的認同。（參見林毓生著《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八、民族意識
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老民族，曾經對人類作出過重大貢獻。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由於長期受專制主義的影響，我們的民族在過去的一千多年中，逐漸喪失了進取的銳氣和生機，直到變成惡疾纏身、任人欺淩的「東亞病夫」。所幸的是民心未死，近一百多年，中華民族的志士仁人為了爭取自由、民主、富強和國家現代化，持續不懈地進行著艱苦卓絕的奮鬥，並且積累了大量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其中就有民族意識的覺醒。林毓生就認為：「中國接受西方的思想和價值觀念，主要是以中國的民族主義為基礎的；而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則主要是對西方入侵的回應。」「從最根本的層次上講，正是這種基本的民族主義的目標和願望導致人們從事文化教育、社會和政治的變革。」（《中國意識的危機》P14）這種民族主義和民族意識能夠喚起民族自尊心、自強心和自信心；能夠提供民族認同，從而提高本民族成員的歸屬感和民族凝聚力；能夠有助於保存民族的文化傳統，豐富世界的精神財富和社會生活。
這種民族主義和民族意識在當代的集中表現就是愛國主義。偉大的「五四運動」的直接起因，就是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列強重新分配在華特權，而腐敗的北洋軍閥政府準備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引發的。因此愛國主義一直被當作「五四運動」的傳統之一繼承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大舉侵略中國，中華民族又一次面對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同樣是由於中國軍民秉持愛國主義的信念，同仇敵愾、殊死抗戰，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才戰勝了日本侵略者，挽救了中華民族的命運，並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文革結束後，中國積貧積弱，困苦不堪，亟需振奮民族精神，重整河山。一直是中國自由民主重鎮的北京大學發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的心聲，再次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由此可見，健康的民族意識與愛國主義是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十分重要的精神資源。不僅中國如此，其他國家也不例外。美國人同樣很愛國，並且充滿了民族自豪感。我們的亞洲鄰國——韓國人更是以愛國著稱於世。
執政黨總是喜歡把愛國與愛黨混為一談。其實這完全是兩碼事，愛國的人不一定愛黨，正如同愛黨的人不一定愛國。例如那些貪污腐敗、禍國殃民、把國有資產化為己有往國外轉移的黨員可能對党懷有感情（因為是黨賦予他們特權、給了他們升官發財的機會），但是無論如何也和愛國沾不上邊。如真愛國，就應致力於建設自由、民主、富強的國家，而不應謀取一黨之私利。因此，不承認憲政民主的民族主義只能是一種病態的民族主義。其實執政黨的領袖們心裏也明白，貪官污吏愛的是錢財，而不是黨；真正把黨往絕路上毀的不是別人，正是這些貪官污吏。
我們在肯定健康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的同時，應該知道民族主義有很多種，其中有不少是帶有盲目性的、變態的和危險的。對於這些種類的民族主義，應該高度警惕，尤其要防止落入極端民族主義的陷井。極端民族主義是一種極其有害的意識形態，它會導致盲目排外、以強淩弱、種族仇殺和消滅自由的狀況。希特勒的法西斯罪行正是在「民族社會主義「的旗幟下實施的；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發動的侵略戰爭也是在所謂的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維護整個東亞的民族利益的藉口下進行的；發生在世界各地的種族仇殺都是在極端民族主義的煽動下進行的。極端民族主義不僅無助於中國走向現代化（更不用說走向自由民主了），而且會極大地妨礙中國的發展進步，真正愛國的人不可不詳察。(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