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年前的今天，一九六五年三月二日，十一個北京石油學院的反動學生正在北京火車站候車，他們將被押送到黑龍江省北安農場勞動改造。
灰暗的燈光下，沒有一個人說話，他們的臉在燈光下顯得蒼白憔悴頹唐，幾個月來的鬥爭會已經將他們折磨得半死，現在他們將被送到遙遠的北大荒去，是什麼樣的苦難在等著他們呢？每個人都在悲傷和恐懼之中。
站在最角落的是章建航，學校的鬥爭會上說他的父母「解放」前是惡霸地主。他的罪行來自他的一首歌頌農村建設的詩，詩中有肥豬二個字。他被強迫承認詩中的肥豬是暗喻毛澤東，在毛澤東是紅太陽的年代，這是夠殺頭的罪。今天回頭看去，真正的奇才是那個第一個發現肥豬與毛澤東有聯繫的人。五七年反右後的中國知識界揭開了中國文人歷史上最可恥的篇章，被反右嚇壞了的中國知識分子得了恐懼症：於是一邊開始歌功頌德，無言不稱共產黨，無歌不頌毛主席；另一邊人人要求進步，靠近黨組織，彙報思想和階級鬥爭新動向。發現詩中的肥豬與毛澤東有聯繫，只是當年知識分子無數互相殘害的傑作之一。但是知識分子的競獻忠心，阿諛搖尾，互相出賣(包括與父母劃界限)，並沒有緩息偉大領袖心中對這些文人的鄙視。他終於做出中國知識分子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結論，在文化革命中將他們統統送到煉爐中去燒烤：不管是過去整人的，還是被整的。
章建航的母親和二個妹妹遠遠地站在他的旁邊。一個優秀的電影導演可以讓一個演員維妙維肖地演一個垂死的人，但是他絕對無法讓一個演員演出一個除了悲傷和恐懼，再也沒有任何其他人性的人。這是一些意志已經被社會和同類壓垮了的人，她們看每個人的眼睛都充滿了恐懼，好像在說；「我有罪，請你放過我」 。
站在左邊的是鮑有光和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是北洋政府送去留洋的老文人，我曾經見過他，他像是一下子老了很多年。他是一個歷史學家，沒有人比他更清楚，前程對於他的兒子會是多麼艱難，這是比生離死別更徹骨的痛苦。
王有林坐在行李上，兩眼茫然的望著遠方。沒有人來送他，儘管他的家在北京。他是一個孤兒，父母彌留時，要求比他大十多歲的哥哥等到弟弟成人後才能結婚。哥哥忠心地履行著對父母的承諾，每天在工廠做工，供給弟弟上學。兄弟兩人在睡床上議論了不少中國的反修政策。弟弟在學院中被同學揪出來後，系黨副書記張西昆對王有林開始了日以繼夜的攻心戰，王有林揭發了對他有養育之恩的哥哥。他的哥哥隨即就被作為反革命送進了監獄。立了功的王有林並沒有得到張西昆允諾的寬恕，現在他心靈中壓著我們雙倍的負擔。
在我右側站著李家富，他來自廣東的鄉村，這是一個遺腹子，母親懷他時丈夫就死了。留下兩分薄地，孤兒寡母沒有能力種，就租給人種。解放後定成分，地太少，不夠地主，但是有剝削行為，被定成小土地出租。李家富的問題是62年回家探親時，看到農村餓死了人，農村幹部多吃多占，農民不喜歡人民公社，盼望包產到戶等等，覺得與報紙上說的不是一回事。他是團員，還是副班長，回校後找政治輔導員廖國芳彙報思想。廖國芳說，你做得很好，以後有想不通的就找我彙報。到了畢業集訓時，廖國芳將他彙報的內容全抖了出來，他就不容置疑地成了反動學生。而李家富的母親也正在李家富成了反動學生的時候，到井邊去挑水折了腰，這使她不能再挑水，每次需從地上爬到井旁，用幾個小時拖一點水回來，她正望眼欲穿地等待著大學畢業兒子回來幫助她哩。
李家富的後面是陳耀強，長得很高，鼻子翹翹的，有著一張討女人喜歡的臉。可以說即便將陳耀強以一百個罪名定罪，最不應該定的就是反動學生。陳耀強是個不折不扣的紈絝子弟，他算是半個華僑，母親在印尼，父親在廣州開飯館，生了九個女兒，最後得了這麼一個兒子。陳耀強在學校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與一個比他差不多矮一半的女同學成天在校園中壓馬路。陳耀強的問題是看完電影戰上海，回到宿舍時，站在宿舍門口仿照電影中一個國民黨高級軍官，一邊兩腳立正，將右手高高舉起敬禮，一邊叫蔣委員長到。陳耀強變成了反動學生，使他在印尼生了九個女兒一個兒子的母親，像發了瘋似地開始了長達八年的要將兒子從中國弄到印尼去的堅韌不拔的鬥爭。
這是無聲的送別。火車起動的時候，我看到鮑有光的父親跟著火車跑著，他哽咽著叫喊著 「有光，要想著我。」在灰暗的月台燈光下，火車將他慢慢地愈拋愈遠，縮成了一點。我們就這樣離開了北京。
一路上我的耳邊迴旋著鮑有光父親哽咽的聲音：「有光，要想著我「有光，要想著我。」我想，這句話的潛在意思是「有光，為了我，不管什麼發生，千萬不要死」。
押送我們的是保衛處的一個幹事和兩個低年級的學生。這個幹事是復員軍人，個子很高，對我們禮貌而冷淡，一點看不出他心裏的實際感情。上火車前，他從袋裏掏出一頂那種帽舌可以用一個扣子與帽體連在一起的帽子，戴到頭上，頓時顯得非常幹練。二個押送我們的學生中有一個四川人，對我們說話說總是避開我們的視線，聲音非常小，沒有一點押送人的趾高氣揚，給人的印象仿佛不忍看到這些人。幾個月的批鬥，使我們已經習慣於被人鄙視，一個押送我們的人，沒有大聲說一句話，更沒有說一句侮辱的話，已使我們從心裏感激涕零。整個押送氣氛悲哀壓倒了肅殺，使我們隱隱感到一種似是而非的惻隱之情圍繞著我們，不過這也完全可能是我們出於自憐產生的錯覺。
在火車上我看到那位保衛幹事在遠處跟女服務員好像在說什麼，後來女服務員走過我們身邊時，似乎是不經心的但是很快又很專注地看了我們每人一眼。
火車上的十多小時沒有人互相講過一句話，各人似乎都沉浸在自己的心事和對於不確知的未來的巨大壓力下，沒有心情去交談。不過在這種情況下，交談可能也是不允許的，雖然押送人沒有明白宣布這條紀律。
到哈爾濱的時候正是午夜，我們要在這裏換去北安的火車。哈爾濱的火車站比北京更是昏暗，雖是三月，夜間非常冷。我們將被子鋪蓋等行李堆在中央，大家圍著行李坐地下。充滿夜寒的車站，顯得淒涼和空蕩。范同明拿出一個短笛，吹了起來，押送人也沒有制止他，他吹的是「蘇武牧羊」，哀怨的笛聲，催人淚下。可憐的范同明是我們這些人中將來命運最悲慘的一個，在他吹笛子的時候，他怎麼知道等著他前面的路程將是何等的艱難。
笛聲哀揚，我看著范同明悲愴的臉，想，這就是那個被學校宣稱氣焰非常囂張的范同明嗎？我記起我被定為反動學生後，一個夜晚，一個學校的高層官員找我談話，用一種玩笑的口氣提起有些反動學生現在還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時，在灰黃的燈光下，他臉上露出的那種對范同明的初生牛犢不怕虎的不懂事感到好笑的表情。
范同明來自驍勇善戰的廣西，那裏的民風要比表面粗獷豪放、暗裏藏針的東北大漢耿直。他的父親是一位國民黨團級軍官，這是一個最壞的層次，聽說死在監獄裏，要是級別再高一些，反而會受到共產黨禮遇。這種被稱為血仇子弟的人在政治運動中是權利最沒有保障的。
范同明的臉看起來有一種沉毅，倔強，說話很慢，而且對人的問話要有一個停頓才能反應，說明腦子不是很敏捷。范同明的問題就是一句話，說他附同蘇修的口氣，誣衊中國人幾個人穿一條褲子。加上他氣焰囂張，拒不認錯，所以被定成了反動學生。
後來我問過范同明他說過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嗎？我們這些不堪一擊、在黨面前痛哭流涕，苦苦求饒的反動學生中如果真有這麼一個人，會讓我感到是一個奇蹟，而且備感榮光。范同明有些不好意思，囉哩囉嗦的說了半天，我聽懂的他反復說的就是反面教員這四個字。可能是學校要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當反面教員的意思。我覺得范同明的語言表達能力非常差，詞不達意，我無法知道這是運動後受到刺激變成這樣的，還是原來這樣？但是這絕對不是一個校方描述的頑固、堅持反動立場，甚至不惜一死的剛強形象。
我基本上明白了范同明是被拖下水的，這種中國人幾個人穿一條褲子，明明是宣傳用來激起人民對蘇聯仇恨的話，就算有人對中國反蘇修政策不滿意，也不會拿這種中國人都不認可的話來攻擊的。問題是只要將范同明卷到這個邏輯上來，他是會被愈拖愈說不清楚的，所謂的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說，恐怕也是有人先問范同明是不是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開始的。像范同明這樣耿直、倔強的人在亂世如果去參軍，不管是共產黨軍隊，還是國民黨軍隊，都會像他父親一樣，成為一個卓越的軍官。可是來到大學這種鉤心鬥角的地方，他的腦子是無法繞出這些文人給他設的圈子的。
到清晨天濛濛亮的時候，我們上火車了，等待我們的竟然不是拉人的客車，而是拉貨和牲口的悶罐車，這種車沒有窗戶，也沒有座位，我們都坐在行李上，門一關上裏面黑黑的。車上有一個洞，可能是給我們大小便。從哈爾濱到北安雖然不是非常遠，但是是每個小站都要停的特慢車，要走十二小時。我們就這樣坐在沒有光的黑黝黝的悶罐車中十二小時，黑暗中沒有人說一句話， 大家心裏對後面還會有什麼在等著我們充滿了恐懼。
到北安縣的時候，我已經在悶罐車中適應了黑暗的眼睛，被強烈的光線照得睜不開來。等到我能夠看清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個北方邊塞小城，幾棟疏疏拉拉的二三層樓房更點綴出邊城的荒涼。路上看不到土，上面被一層由雪踩實，而變成冰和土混合的東西覆蓋著。路上走著長相與北京、哈爾濱人看起來很不一樣的人，戴著有著長毛的狗皮帽，兩手對插在袖筒裏，鼻子冒出大團的白氣，眼睛深陷在高高的鼻子裏，就像凶悍的鳥。我想起過去在書上念到的，很多在中原犯了罪的人，為了躲避追捕，就闖關東，可能指的就是這個地方吧。
這十一個人中，數我年紀最小，體力也最弱，加上前幾個月的逼供批判鬥爭，我已經到了臨近奄奄一息。從火車站到農場招待所對正常人大約是三十分鐘的路程，但對於我變成了無限的走不到頭的路了，我背著一個大被子，一手提著一個帆布箱，一手提著一個旅行包，根本走不動。由於胳膊沒有力量提箱子，就想借腿的力量，腿都磨破了，加上我的鞋是那種北京市面上最普通的棉鞋，黑燈芯絨的面子，白塑膠底，根本無法在這種冰雪的混合物上走，平均走二十步，就滑倒在地上一次。整個隊伍給我拖住了，以這樣的速度，恐怕天黑了也到不了農場招待所。
保衛幹事走到我面前，叫我抬起腳來，看到我的塑膠鞋底已經完全磨平了，沒有說話，看了一下錶，一副無奈。又走了一會兒，他回過頭來，默默地將我的箱子提過去了，沒有說一句話。
農場招待所有一輛大轎子車和農場保衛科的兩個人在等我們。上了車後，車子離開了縣城，在一望無際的白茫茫的雪原上駛行著，一路上幾乎不見什麼房子和建築物，而天卻愈來愈陰霾，凜冽的北風刮得雪原上的雪在空中飛揚，一付北大荒黃昏的樣子，我們已經到了天涯海角，車子還要將我們拉到什麼地方去呢？
大約走了兩個多小時，雪原的遠處出現了五六座矮小的土房子，車子似乎是向那些房子奔去。到了房子旁邊，保衛科的人說，秦永廩拿著行李下去，其他人不動。我們中間，秦永廩的問題是最嚴重的，1962年，他回家探親看到了彭德懷給毛主席的萬言書，回校後，給女朋友的信中談到對毛澤東的大躍進和三面紅旗的懷疑。他的女朋友邵乃莊倒從未揭發，但是他自己將一封未寫完的信放到枕頭下面，被團組織委員盧國忠翻到，報了學校。公安局將他列為代號5號控制起來，嚴密監視了好幾年，班中竟然無人知道。我在運動中也因為秦永廩案情的影響受到了牽連，雖然後來證明了我對秦的這些觀點毫不知情。秦永廩受的勞動考察比我多一年，他拎著行李下去的時候，流出了眼淚，非常可憐。因為本來我們畢竟是一夥人，現在將他一個人剔出去了，他心中充滿恐懼。
後來秦永廩告訴我，他一進房子，就遇到了麻煩。一個單身的工人正在洗腳，叫他將盆裏的洗腳水倒出去，而另一個工人說不要聽他的，不要倒。他望著他們，不知是應該倒，還是不該倒？哭了起來，那個讓他倒水的工人感到了良心內疚，不再說話了。這是一件有象徵意義的事，它顯示中國底層的工人在這個殘酷政治鬥爭的時代，與北京不同，與大學不同，與知識分子不同，他們的人性尚沒有完全泯滅，中國的厚黑學尚未有足夠的時間穿透中國的全部社會達到最底層。這些底層的人在大部分時候，仍然在以中國傳統的道德和良心在看待和對待事情，正是這個差別，救了我們，使我們這些落難的學生得以安度下面就要使整個中國翻天覆地，鬼哭狼嚎的八年，那個使中國達官貴人，名人淑流望風喪膽，至今想起來就恨得牙齒格格響的八年。
汽車離開五隊，又在三隊扔下了李延成，王有林和李樹仁，在二隊扔下了鮮朝佐、陳耀強、范同明和章建航，最後剩下了鮑有光、李家富和我。
汽車開到了一座山下，山上煙霧騰騰，山下是一排排的整個冬天枯葉不落的柞樹林，和寧靜的樹幹帶著白黑花紋的樺樹林，在樹林的前面靜靜的臥息著幾百座房子，這就是大慶北安農場的總部。我將在這座有名的死火山下面，度過我人生最難忘的八年。它是我真正的大學，在這裏我認真的學習和思考了中國社會；在這裏，經過苦難的火焰燒溶，我從一個喜歡作弄人的上海惡少，脫胎換骨，變成一個懂得同情人間種種苦難和受苦人的人。
這座山就是與我生命力最旺盛的八年青春緊緊連在一起的格丘山。@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