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帶著一個特定計畫前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
*透過黑人文學講授美國歷史……
*如果我未曾離開，事態是否會不一樣？
我想像自己帶著學生讀一些曾經感動我的文學作品。
我彷彿看到我的學生們像我在八年級時那樣，為小馬丁·路德·金恩〈來自伯明罕監獄的信〉感到熱血奔騰，或者像後來我在高中時那樣因為讀到麥爾坎·Ｘ的自傳而滿心嚮往。
我會要求學生讀詹姆斯·鮑德溫的作品，看書中那些當年的學童是如何帶著英雄式的淡定和冷靜，穿過訕笑怒罵的兇惡人群，前往學校上課。書本教導我要敬佩──如拉爾夫·艾里森所言──「一個人勇於面對世界、誠實評量個人經驗……所憑藉的意志力。」
書改變了我，讓我負起責任；我相信書也能改變我學生們的生活。我的夢想浪漫得理直氣壯，毫不知羞。那年我二十二歲。
我認為自己的出身背景很平凡。我是臺灣移民的女兒，一九八○年代成長於密西根州西部。我走路上學、彈鋼琴、癡戀我哥那群死黨。初雪時節，我和哥哥會拿著廉價的塑膠滑雪碟到外頭溜幾圈；暑假期間，父母都得上班，我們則是每天乖乖在家做ＳＡＴ模擬試題，英文、數學各做一份。
在某些方面，我的父母在美國適應得很好。他們收集麥可·傑克森和瓊·拜亞的唱片，在客廳裡堆了足足有一英尺高；每逢選舉，他們都會盡責地去投票，一次也沒錯過；偶爾他們也會買桶裝炸雞回家當晚餐。但在其他方面，我父母似乎對自己身為外來者的地位感到憂煩。
他們會用警示口吻告訴我一些亞洲人在美國遭到威嚇、殺害，然後被人遺忘的故事。其中有個人名叫文森·陳（Vincent Chin）──陳果仁。
一九八二年，在他預定結婚前一個星期，在底特律被人用棒球棍活活打死。陳果仁在汽車業工作，而當時這個產業中瀰漫著仇日情緒。兩名凶手都是白人，他們這樣對他說：「我們丟了飯碗都是因為你們這些狗娘養的鬼子。」（陳果仁並不是日本人，而是華裔美國人）
這兩個殺人犯沒被判處徒刑。
「這些人不是我們該送進監牢那種人，」法官後來表示：「我們不該按照罪責去定刑罰，而該按照罪犯的身分去定刑罰。」
我父母告訴我的另一個故事，發生在深南部路易西安那州某處的一名十六歲少年身上。這次的受害者是日本人，當時我們只簡單把他稱作「日本交換生」。
一九九○年代初期，他受邀參加一場萬聖節派對，模仿約翰·屈伏塔（John Travolta）在《週末夜狂熱》（Saturday Night Fever）這部電影中的扮相，穿上白色西裝，但是不小心走錯了房子。他按了門鈴，結果遭屋主近距離射殺。開槍者以非預謀殺人罪被起訴。
在法庭上，他宣稱少年的動作非常怪異；凶手的律師則告訴陪審團，他只是在保護他的家園，他只是個「尋常百姓」、「你我的鄰居」，一個「吃玉米粥喜歡加糖」的老實人。於是凶手獲判無罪開釋。
「沒有人會跟妳說這些故事，」我父母告訴我：「我們告訴妳，是因為我們要妳小心。 」
要小心──這就是最核心的訊息。
跟許多移民一樣，我的父母是會擔心害怕的那種人，他們似乎決意提醒我，悲劇可能就在轉角等著發生。只消某個無知漢子拿出一把槍或一根棒球棍就夠了。
就實際數字而言，亞裔人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遭人謀殺的機率微乎其微。然而，從某個角度來看，我父母告訴我的事確實重要。他們設法讓我知道，在美國人的國家想像中，我們並不存在──完全不存在。
的確，在上大學二年級以前，我從不曾在任何課堂上聽任何老師提到亞裔美國人，已逝的、在世的，都沒有。作為一個移民群體，我們一方面方便好用，但另一方面終究是用過即可丟棄。我們表現好時，其他人會稍微把我們拿出來當作美國夢的存在證據，但當我們因為身為亞洲人而被殺害時，媒體並不感興趣。我們的死不會損及任何關於美利堅的神話或理想。
為什麼？
因為我們不是美國人。我們的臉孔揭露出這點。
跟許多移民一樣，我的父母相信教育既是可以對抗傷害的壁壘，也是通往安全與富足的階梯。尤其是數學特別令我父母感到安心；數學是他們熟悉的科目，無論是在他們的故鄉──小小的島國臺灣，或者在美國，數學就是數學。
讀數學不需要懂英文，也不需要學習一整套祕密難解的社會規則。只要花些時間，你就能學會怎麼玩數學。哥哥和我上小學時，父親每天晚上都會訓練我們解數學習題。我們答錯時，他會大吼，把我們罵哭；然後母親會帶著罪惡感端茶來給我們喝。◇（未完，待續）
——節錄自《陪你讀下去》/ 網路與書出版公司
責任編輯：楊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