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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1日訊】 《禮記•曲禮上》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出於政治內鬥的需要，這句話是文革中批孔子的最大罪狀。這句話的全文是：“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人下之。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禮有不同的場合、用途。上文中的撫式是指古代上級遇見下級時，手撫在車馬的橫木上，身子略向前傾，以示敬意。上級見到下級汙式致敬，下級則下車還禮；遇到普通百姓則不需要這樣麻煩。這是一種互相尊敬彼此關愛的美德的體現，體現尊長禮賢愛民而已，而不是約束。過去中國為什麼被尊稱為“禮義之邦”呢？就是因為我們懂得做人的禮貌。《禮記•曲禮上》裡面這樣闡述我們做人為什麼要懂禮貌：“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母鹿，泛指母獸，意即亂倫)。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我認為，“禮不下庶人”中的“禮”主要是指的祭禮，是國家制度，不是禮貌的禮；國家的祭禮當然不需要老百姓也來操持。否則我們就不可能看到春秋戰國時代許多人的“禮賢下士”的行為。在戰國末期魏國都城大樑(今之河南開封)，曾經發生過信陵君執轡候侯贏的故事，信陵君魏無忌是魏昭王之子，為人仁厚，禮賢下士，對士子門人無論有沒有才能他都以禮相待，不為自己富貴而倨傲；而侯贏只是一個隱居的守門小吏。還有後來三國時期更加廣為人知的劉備“三顧茅廬”等。“禮不下庶人”如果真的是我們被灌輸的“不向老百姓講禮貌”，這些就全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這不是明顯的矛盾嗎？由是觀之，此實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刑不上大夫”，我認為主要是指的不在其在任時處罰，要維護官制的尊嚴，一般是削職，然後處罰。為什麼呢？因為除了今日之中共，歷史上歷朝歷代都是按照孔子所說的“選賢與能”的標準選拔官吏的，選賢能兼備者。賢是有大德行、高品行的人。大夫就是過去所說的大人，大人就是德行廣大的人。沒有那麼大的德行，在過去的時代裡是很難被選拔到那麼高的官職的。
還有，有研究者發現，這裡刑指的是“五刑”，“五刑”不是針對大夫設制的，針對大夫的犯罪使用“八辟”處罰。孔子的弟子曾子曾經問孔子，這後半句話的意思是否是說大夫犯罪不用刑罰啊？被孔子斷然否定。歷史上，哪個官員落罪了不受處罰？根本就是很少的，除非是有人包庇縱容，糜亂法紀，就像今天中國的官場一樣黑暗。
造成這許多容易讓人誤解的原因，其中有一方面就是《論語》只是孔子的只言片語的記錄，已經割裂了許多歷史背景、環境因素、講話的前因後果等；而時代變遷之後，觀念也同樣變遷了，比今推古，不亦謬哉。
《論語•陽貨》“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遜)，遠之則怨。”這也是一句被今天廣為批判的孔子的話，以為孔子是倡導歧視女性，而且歷朝歷代，特別是宋明理學家們更是歪曲孔子而制定了所謂的“三綱五常”歧視女性。
有人研究《論語》認為，這裡的女子不是泛指而是專指，因為古代用君子和淑女來指稱儀態端莊的男人和女人，而相對的就是那種“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的小人和女子。此亦可備一說。更有人深入研究了孔子說這句話的背景。孔子還說過的“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在《子罕》和《衛靈公》中重複出現。據《史記•孔子世家》載，衛靈公的寵妾南子不僅以得見孔子為滿足，還要公開炫耀，以抬高自己的身望。孔子“居衛月余，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但“子見南子”其事卻又記在《雍也》章。因此有學者推測，“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很可能也是在這件事之後講的。皆有所指：“女子”即南子，“小人”指好色的衛靈公，“難養”指的是這二位：都難以相處和沒德行。
而我認為，“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中的“小人”，是指德小的人，或者是才大於德的人，這裡沒有貶義。相對“小人”而言的是“大人”，指的是德大的人。過去，尊稱上級都是叫“大人”，意思是您德大所以官高，因為過去選拔官吏道德是第一位的條件。而下級都自稱小人，意思是自己德小。如果德比才小，那麼按照《易經》，就是不能自立的，或者是自己難於為自己做主的。就是主意識容易被外來因素給帶動的，因為本來應該“德”是第一位的，是陽位，是主；相對於“德”，“才”是屬於陰，應該是第二位的，在陰位。可是一旦顛倒了，就是陰陽反背。“養”就是積蓄，養德，畜就是積蓄。大畜卦彖曰：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養賢也；大畜卦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彖(tuan，易經的卦辭，論卦義的話)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畜象曰：君子以懿文德。“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嘛，不在其位就不得其養，這個養是自己積累，不是被別人供養。而女子則完全不同，女子就是屬於陰的，《禮記 禮運》：“男有分，女有歸。”意思也是男女都要在位。女子要有歸，要有依靠才算歸。女孩子天性就是這樣的，所以最好能嫁人。養對女子來說是要男子養家糊口，女子沒有這個義務。
西漢許慎《說文》曰：“妻，婦與夫齊者也。”歧視女性的事情，發生在元代以後的明朝，也就是儒家被朱熹亂了之後並把朱熹的理學當作“正統”之後。而在這之前，臣子也不是必須無條件聽從君主的，相反，國君有錯下屬應該極力勸阻、批評的。孔子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唐初的魏征就是最好的例子。
今天的人，已經不是很清楚古人所說的話的真正意思。為此文，以撥亂反正，還歷史的真實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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