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1日訊】1997—1998,短短一年間，楊絳先生接連失去了她僅有的兩位最親近的人：錢鍾書先生和錢瑗教授。送別錢先生的那天，從表面看來，楊絳先生態度平靜，在和前來送別的李慎之、胡繩、王忍之等人一一握手致意時，她神情舉止還是平素那樣端莊。只是在遺體焚化完畢後，她久久不肯離去，才透露出她與親人難以割捨的綿綿深情。她不說話，也沒有流淚，但我知道她的心在流血。我心裏默默地在呼喊：「Give sorrow words！」（用言語把你的悲傷傾洩出來吧），正如莎士比亞所說：「無言的哀痛是會向那不堪重壓的心低聲耳語，叫它裂成片片的」。我十分擔心︰不知年事已高的楊絳先生是否能承受得住這樣沉重的打擊。但是，不久以後，我看到她的新譯柏拉圖對話錄之一《斐多》篇出版了。看到她把希臘經典譯得如此準確典雅、通達流暢，心裏的石頭放下了。因為，事實表明，楊先生大智大勇，巨大的不幸並未損害她的智力和才情。最近，又看到她的新作、回憶錄《我們仨》。透過書中描繪生動的生活點滴，我們看到：一個知識份子家庭，三個淡泊名利、以學術為生命的親人高尚的情操、淵博的學識和令人羨慕的、溫馨的親情。第62—63頁上的照片就是他們仨平時工作的真實寫照，這樣的畫面我在三里河錢宅曾不止一次地親眼目睹過。
從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我負責替錢鍾書先生借、還外文書，因此有機會常去他家。有時他把書留下，有時他一邊和我交談，一邊迅速地翻閱一大堆書，等我辭行時，統統讓我帶走，說是已經用完了。當時我很驚訝，後來才知道，這些書他早已讀熟，現在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發表前需要認真檢核。他甚至記得某書藏在哪個圖書館，封面甚麼樣，拿到書時，如舊友重逢般的高興。有些館藏多年的書，他常是第一個讀者（毛邊書沒有裁開就是明證，楊先生和錢瑗常替他裁開書頁），遇到這樣的時候，他常會發出感慨。我在讀書、翻譯時遇到困難，常向他請教，旬月踟躇的疑難，總能迎刃而解。我翻譯克里斯多夫．考德威爾的著作時，遇見calcerous一字，連OED上都沒有，求教於錢先生時，他掃了一眼上下文便斷定：這是考德威爾拼錯而一向未被校出的一個字，正確拼法是calcarious。書中有一個很長的複合句，我拿不準，又去討教。記得那天，兩位先生正在接待外賓，楊先生把我領到後房，把長句子拆開，一個分句一個分句為我講解，還不時地停頓一下，問我是否理解透徹了？他倆對晚輩始終教育、幫助，不遺餘力。研究所裡的同事們很羨慕我有這樣的好機會，他們遇到難題也常托我帶去問，錢先生雖然風趣地說：「你們怎麼老是來剝削我？」話雖如此，他每一次都作出最確切的解答，有時還旁徵博引，把中外典籍中的相關論述成段背誦，讓我大開眼界。慚愧的是，本人才疏學淺，只能理解一小點點。他咳吐珠玉，隨風拋擲，現在回憶起來不勝惋惜，後悔當時沒有帶上錄音機，好錄下來，拿回仔細琢磨。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位同事在翻譯中遇到一段引文，內容明明像是《聖經》，我們研究所的《聖經》索引最完備，但該同事換了各個關鍵字仍沒有查到，實在沒轍了，便托我拿去請教。我正在念時，話音未落，只見錢先生拿過一本書來，迅速翻開，用手一指，說：「在這裡！」這時，從隔壁房間傳來錢瑗的聲音：「我也查到了！」原來這段話出自「祈禱書」。這是我初次識得錢瑗的本事。前此，我只知道她上大學學的是俄語，想不到她對英語典籍竟會精熟到如此程度。楊先生在書中說（平時也說）：「錢先生和錢瑗是學者，我不是」。其實，錢楊兩位先生的區別，只是「大學者兼小說家」或「小說家兼大學者」而已，兩位各有側重。楊先生當然是學者，否則她如何寫得出《藝術是克服困難》來呢？只是她在文學創作和翻譯方面的成就更大。天下無人不識錢楊，而最瞭解錢瑗的，除去父母親人，恐怕要數她的同事和學生了吧？我和她交往不多，乘公交車去錢宅時，曾遇到過她，她坐著，膝上壓著一只沉重的大書包，見了我還爭著讓座。在三里河管道煤氣開通以前，我曾幫忙換過一次煤氣罐，那天她一直站在樓下等我，想和我一起往樓上搬，我當然不肯讓她沾手，她顯出非常過意不去的樣子。過了很久，錢楊兩位先生著作的台灣版來了，我只是幫著運了一下。第二天就接到他們的信，說是由於紙張好，「書有千斤重」，怕我累壞了。從這些生活瑣屑中，可以看到「他們仨」對他人的尊重，對勞動的尊重，這是他們道德修養的一部份。錢瑗把畢生精力都用於為國家培養高級人才，還在我國高校第一個開闢「文體學」這門新課程。有一次我對她講起文學研究中，藝術分析的困難，她一語破的地說，「因為你英語還沒有好到這個份兒上！」語言功底是文學研究的基礎，我相信她的話。
錢瑗的同事告訴我，她重病住院後，躺在病床上還在研究教材、帶研究生，真正戰鬥到最後一息。她逝世後，她的同事和學生們捨不得她，決定破例把她的骨灰埋在校園中她每天走過的一棵雪松下，不立標識。那天，我從她的學生們哭腫的淚眼裡，看到青年學子們對老師的深情，剛勁挺拔的雪松正是她高潔品質的象徵。
對於我，《我們仨》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個家庭的三名成員都是某位大偉人所說的那種「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他們享受的是刻骨銘心的親情，品嚐的是比美酒更香醇的好書。他們生活的高質量完全在於精神方面，而在物質方面，卻是極其簡樸的。錢先生曾告訴我這樣一件趣事：一天，某種「消費雜誌」的記者來約稿，雖婉言謝絕仍不肯罷休，後來那位記者低頭一看，忽然起身告辭了。錢先生笑著說：「大概他看見我布鞋上有個破洞，想必不是個高消費者吧，呵呵。」多年來，他們省下的錢都拿來幫助有困難的同事和晚輩，錢先生逝世後，楊先生按照他倆早已商定的辦法，把一生的積蓄都捐給他們的母校清華大學，幫助貧困學生完成學業，不使國家英才被無情地埋沒。兩位先生在「大節」方面更是無愧，要知道做到這一點有何等困難，數十年來「運動」不斷，知識份子是下九流之末，是鬥獸場上的觀賞品，他們被迫著不斷自我貶辱，還要貶辱他人。今天的鬥爭勇士到了明天就成為鬥爭對象，真是：「正歎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兩位先生卻始終「修辭立其誠」，決不做違背自己尊嚴和良知的事。我在想：當年「女皇」禮賢下士，請他倆搬進釣魚台國賓館去住，換了有些大名人，這不是喜從天降了嗎？可是他倆硬是「不識抬舉」，避之唯恐不及，不然的話他們不就會落入「梁效」、「石一歌」之流了嗎？「他們仨」才不枉了「知識份子──人類良心」的稱號。「他們仨」的高風亮節令我衷心敬仰。
楊先生才力不減，文章還是那樣從容蘊藉，我期待著今後她能給予我們更多的精神財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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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人物簡介
錢鍾書（1910－1998）
字默存，號槐聚，筆名中書君，江蘇無錫人。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系。在校期間他就以才華卓絕見重於師友。同班同學、新加坡大學教授饒餘威晚年回憶道：「錢鍾書中英文造詣很深，又深於哲學及心理學，終日博覽中西新舊書籍，最怪的是上課時從不記筆記，只帶一本和課堂無關的閒書，一面聽講一面看自己的書，但是考試時總是第一。」他結識了外文系研究生楊絳，後結為伉儷。錢鍾書考取庚款留學名額，攜夫人一起赴英國牛津大學、法國巴黎大學學習、研究。抗戰軍興，他們回國。錢鍾書歷任西南聯大、國立師範學院教授以及中央圖書館外文部總纂等職。中共建政前，他就以《圍城》、《談藝錄》、《人、獸、鬼》和《寫在人生邊上》等著作名重於時。1949年他留在大陸，先後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高級研究員。1978年他訪問美國，以淵博的學識令漢學家們傾倒。改革開放後，他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併發表了他在「文革」那災難性歲月中奮力撰作的談藝巨著《管錐編》。他淡泊名利、志行高潔，「文革」中曾斷然謝絕江青等權貴的「賞識」。1998年病逝於北京。
楊絳（1911－）
原名楊季康，江蘇無錫人，先後畢業於東吳大學政治系和清華大學外文系研究班。在清華學習期間就以創作小說受知於朱自清教授。她隨夫君錢鍾書留學英、法，回國後曾任教於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孤島時期」她創作《稱心如意》、《弄真成假》、《風絮》等戲劇和短篇小說，引起文藝界的注意。1949年她留在大陸，先後任清華大學教授和中國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除撰寫《藝術是克服困難》等學術論文外，她的翻譯《小癩子》、《吉爾．布拉斯》、《堂吉訶德》等名著被學術界有識之士認為「已臻化境」，成為經典譯品。改革開放後，她寫出《干校六記》等散文和長篇小說《洗澡》。她的文章以委婉、從容的風格，質樸真摯的情感見重於時。她勇敢地面對愛女、夫君辭世之痛，譯出柏拉圖《斐多》篇。最近，她又以92歲高齡寫出回憶錄《我們仨》記錄他們一家三口不管環境如何凶險，始終保持知識份子的良知，以及他們相知相愛、無比溫馨的親情。
錢瑗（1937－1997）
錢鍾書和楊絳的愛女，1937年誕生於英國牛津大學。1959年，她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俄語系，並留校任教。她精通英、俄兩種語文，1966年轉而從事英語教學。她先後公派赴英國蘭開斯特大學和紐卡塞大學進修和訪問，工作極為努力，在掌握現代英語語言學方面收穫甚富。回國後，她升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並在大陸高校第一個開創《文體學》課程，在教學和科研方面作出重大貢獻。她為人正直，治學嚴謹，對工作一絲不苟，對學生滿腔熱情。即使在病重時，她仍在病榻上撰寫國家教委的教學改革研究提綱，真正工作到最後一息。她的祖父（錢基博）誇她是「讀書種子」，外公（楊蔭杭）誇她「過目不忘」，她和父親最親，她是毋親「唯一的得意傑作」，可惜，由於種種原因，這顆天才的種子只發了一小點芽芽。
薛鴻時，上海人，1936年生，先後畢業於中西小學、位育中學和北京大學。1957年劃為「右派份子」後，在鄉村和煤礦勞動達22年。改革開放後調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後晉升為英美文學研究員。著有《狄更斯評傳》等。現已退休。(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