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家族(33) ─ 故鄉啊 我回來了

老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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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0日訊】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大陸只有一部憲法,而涉及治理國家的各種法律根本就沒有像樣的法律,也不允許制定。毛澤東把法律稱為條條框框,稱之謂教條主義。

即使是憲法,也從來沒有認真地貫徹落實過。倒是毛澤東在文革中巧妙地利用了──“……允許人民集會、結社、遊行示威和言論自由……”。但是,這種自由實際上是只給擁護毛澤東的人準備的。至於他認為的敵人───這種敵人是分階段性的。建國初期,是國民黨散兵遊勇,特務;公私合營時是“不法資本家”,反右鬥爭是知識份子;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則把人分成了九等:即地、富、反、壞、右……臭老九;這臭老九就是指的知識份子───對不起!只有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如亂說亂動立即鎮壓!

在如此巨大的打擊面下,被捲入整肅的中國人早已不是幾萬、幾十萬,而是幾億人。毛澤東有一句名言,叫做:“造反有理,革命無罪!”他所依靠的“革命力量”是貧下中農,工農兵。

此時的北京早已是“造反派”的“革命聖地”,到處可以看到青年大學生,臂帶紅袖章的打、砸、搶、抄、抓!每天都有被剃了陰陽頭,掛著大牌子遊鬥的“走資派”,每天也都能聽到由於武鬥而發生的命案。而住在招待所的上訪者可能是因為都是外地人,檔案不在北京,或者是因為紅衛兵要揪出更大的“走資派”,因此還沒有遭到紅衛兵的揪鬥。算是暴風雨中的安全島。

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澤東的夫人、紅都皇后江青就一直活躍在文革的政治舞臺。中央政治局變成了“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當時江青手下的四員大將是:陳伯達、王力、關鋒、戚本禹,在江青的授意下,到處煽風點火,接見紅衛兵代表。當時的整個中國已成為戰鬥的海洋。

文革中的中國人實際上已分成了三派。一曰造反派,即到處打砸搶抄抓的一派。二曰保皇派,這一派事實上是被迫害的一派。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講。就是:“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這一派的反抗最為慘烈,不知有多少人死於造反派的棍棒、大刀之下。而介於兩派之間的,叫做“逍遙派”。他們不參與任何政治派別,趁文革坐火車不花錢,到處旅遊,反正到處吃飯不花錢!

大約在十一月下旬的某一日,從四川來了一群“逃難”的紅衛兵。據他們的傳單講,四川重慶兵工廠被造反派佔領。

重慶兵工廠是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為了支援前方將士抗擊日寇侵略所應急建廠的。這個兵工廠提供了大批武器彈藥,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做出過不朽的貢獻。

當時中央有明文規定:“軍事單位、少數民族地區、部隊、鐵路……不能參與文化大革命。”

然而重慶兵工廠被“造反派”佔領。這意味著一場真正的流血死人的戰爭的可能爆發。於是,兵工廠的職工想出了一個辦法。在兵工廠的大門外必經之路上,鋪下了一塊塊鋼板,通上了電源線。

當造反派紅衛兵得意洋洋地開著搶奪來的坦克,衝出兵工廠時,兵工廠的職工接通電源。坦克的履帶是鋼材製作的,高壓電一通過,坦克車內的造反派傾刻之間即被電擊燒焦!

這些逃難的紅衛兵就是倖存的造反派,他們是到北京來串聯的。是要請紅衛兵支援他們造反的。

果然在十二月中旬,我返回青島後,就聽說:十二月初成千上萬的造反派在重慶體育場舉行誓師大會,會議開到一半,即被兵工廠職工包圍,雙方展開了血腥的械鬥,僅傳說的數字就有三百餘人喪生!

武裝械鬥,豈只是四川,東北的遼寧、南方的廣西、廣東都傳來大規模武鬥的消息。北京不愧是“革命聖地”,各地來京的紅衛兵,會告訴每一個上訪的人,各種各種駭人聽聞的消息。

……

大約在十一月中旬,“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發佈了重要的“最高指示”,所謂最高指示就是毛澤東的指示。這個指示的大意是:“……根據各地來京上訪的人反映,文化大革命出現了群眾鬥群眾、幹部鬥群眾的現象,文化大革命被引向了歧途。……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是直指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革命群眾一定要掌握好文化大革命的正確方向。……凡是被整的群眾一律給予平反,退還黑材料、檢查,退賠工資,恢復名譽……。”

這個“最高指示”的名字就叫做“反擊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名字第一次公開出現在“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所下發的正式檔中!

我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被國務院接待站接見。接待我的是後來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王鶴壽。當時他只是總理辦公室的秘書。我把我的遭遇講了出來。講著講著,我就哭了。不知王鶴壽是心軟還是出於同情,他也流下了眼淚。

他仔細聽完以後,立即取出國務院信函紙,給我寫了一封直接給山東省公安廳,一封給青島市委的介紹信,然後他拿著信函到別的地方去蓋公章了。大約過了有半個小時,他回到接待室,對我說:“安心回去吧,小夥子。我已經給山東省公安廳打了電話,你到山東濟南後,他們會幫助你解決問題的!”……

我於十二月三日,登上了去山東濟南的列車。

由於列車上擠滿了南下串聯的紅衛兵,車廂內不僅空氣汙濁,而且因為開著暖氣,而太熱,車窗被打開。這一夜,列車飛馳,而掀起的風流吹進車廂,而我的座位又是列車運行的方向,冬衣不足,於是立刻感冒了。

到濟南後,我一下火車便跌倒在站臺上。我是被鐵路派出所民警用警車送到山東醫學院附屬醫院的。在醫院連續三天三夜昏迷。被當做重病號,被護士照顧的。

當我醒來以後,護士說:“你可醒了。你發燒到四十一度,連大夫都對你不抱希望了。看來你身體底子好,躲過了一劫!”

第五天,我感覺身體輕鬆多了。護士讓我辦理出院手續。我取出國務院給開的函件給她看。她拿著函件到會計科。一會回來後說,會計科抄下了你函件的號碼和內容,你可以走了。

我向她表示了真誠的謝意!直奔省公安廳而去!

我找到上訪科,交上國務院公函後,那位接待員告訴我,幾天前國務院直接打來電話,要求我們妥善處理你的問題。我們已向青島方面打了召呼。他們答應給你平反,你放心回去吧!

他給我辦理了去青島的火車票,我於第二天回到了青島。

二、第一次平反

同全國一樣,青島的文化大革命仍然在繼續。在踏上故鄉的土地,我就發現街道上那種批鬥普通群眾的現象消失了。我顧不了許多,立刻回到了台西緯三路一號。我看見房間依舊沒有什麼變化後,稍事休息,便到街道辦事處去找整我的那個“文革工作隊”去了。

我被批鬥了幾個月,辦事處的人當然認識我。他們告訴我“文革工作隊”已於11月初撤了回去。關於文革之初,亂整群眾的平反工作,已經交由市南區委負責。讓我打電話詢問。

我拔通了區委的電話。很快趙主任就接過電話:“你回來了,很好!你要是現在有時間,就立刻過來,我們向你宣讀平反通知書。”

我借了一輛自行車,親自到了市南區委。這時的趙主任已不是批鬥我時的那種不可一世的態度了。他非常客氣地對我說:“我代表區委、街道向你道歉。我們工作隊沒有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搞運動,亂整了群眾,使你受了委屈!現在為你平反。”

然後,他取出一個檔案袋,上面寫著我的名字、年齡、住址。他把檔案袋裏的東西抽出來,交到我的手中。我一看第一頁上就是我體校同學“文芽”學社組織者范巨民的檢舉信。而下面的,則是我在批鬥中所寫的檢查,一頁都不少。我沒有說話。

趙主任接著又拿出了一張印有區委大印的紙說:“你先看看,如果有意見,我們可以考慮重新再寫。一定要使你滿意為止。”

紙上是如此寫的:

平反證明

茲宣佈,王天增同志,在運動中被錯誤批鬥,是沒有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錯誤,現在為王天增同志平反。

中共青島市
市南區委員會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我說:“沒有意見。”

“那好,你從九月十日開始,一直沒有工作,現在按照你每月的平均收入,為你結算,一個月為75元。計三個月,為215元。另外,你被遣返農村也給你造成了損失,再給你補償205元損失費,共計四百二十元。不知這樣是否合適?”

“我經濟損失,自不必說。問題是我的精神損失和名譽損失這怎麼解決?”

“組織已經研究過。要為你在勞動服務公司舉行平反大會,並希望你在會上發表自己的意見。”他說。

“好吧!”我同意了。

平反大會是在二院的一個大倉庫舉行的。到會的負責人是趙主任和另外幾名區委幹部,以及街道辦事處的幹部們。勞動服務公司的職工全部到會。

這是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我第一次被當成了人來對待。首先,趙主任當眾宣讀了為我平反的聲明。並讓我把交給我的檔案取出來,當眾放進爐子裏燒掉了。最後,讓我談談意見。

我還能說什麼呢?被人家鬥了這麼長的時間,既然已經當眾平了反,事情也就結束了。於是我說:“沒有意見。”

一場批判鬧劇終於結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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