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勞改營最後的日子
1961年10月18日，我被調回基建隊，分配在職工班，該班是就業職工單獨編在一起的班。職工班既是勞動力，又是協助隊長管理勞教分子的「工頭」。每天早上出工前由班長指定某某到運輸隊，某某到燒焦炭隊或到其他隊去帶隊，一邊參加勞動，一邊監督那些勞教分子。
作為勞動力來說，我是職工班最差的一個。我經常拉肚子，身體浮腫，加上腿殘廢，隊長只好把我安排同全隊的老弱病殘者一起幹點力所能及的活路，好在這時候政治氣候寬鬆了，階級鬥爭的火藥味明顯降溫，也提倡人道主義了，只要不裝病，不俏皮搗蛋，隊裏對老弱病殘人員一律減輕或免去勞動。
勞改營裏的許多病號都是在高強度的勞動，吃不飽飯，外加精神和肉體的折磨而把身體拖垮了的。這些病號都是在前段時期大批餓死、累死中的倖存者。好在這時勞動強度減輕了，不再像1958、1959、1960年「大躍進」放「衛星」那樣不管人的死活，連牛馬都不如地糟蹋了。
我再次親身感受到了在一個極權的政治體制中，中央大權獨攬的決策人的一句話，一個指示，可以影響億萬老百姓的命運。感謝毛澤東這位「萬歲爺」開了大恩，「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這八字方針給我們這些所謂的「罪人」們放了一條生路，如果再繼續那樣搞下去，我早晚要死在勞改營裏，成為荒山冤魂矣！
我因身體病殘，隊長只好把我派到蔬菜組種菜。來到蔬菜組後，每月定量減到31斤，這對我是個極大的威脅，我只好弄些菜葉子，煨鍋鍋窯煮了吃，這樣既充飽了肚皮又消磨時間。我有時到備料車間找難友馬克明玩，有時馬克明和胡振亞也來找我玩，因為彼此住地相隔很近，晚飯後，我們不約而同地一起迎著黃昏落霞，在大渡河邊散步，或休假期間相約一起去沙灣逛街，坐茶館聊天……這時候，除肚子吃不飽外，我已經享受到勞改營的小春天氣，和那些在勞改營裏的犯人相比，過著「自由人」的生活了。
五十年後的今天，每當想起在中川最後的這些日子裏，深深的懷念難友馬克明和胡振亞等同志。馬克明自從與我分別後，至今不知他的下落，我多次打聽回到重慶的中川難友們，他們皆不知道他的去向。我回重慶後，收到過胡振亞的一封來信，信中洋溢著對我深切的懷念之情，信上寫有「海記憶體知已，天涯若比鄰」之句。不幸的是，據說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因為搞翻案活動，被活活地打死了。
1961年12月6日中午，魏隊長通知我，叫我立即去管教科報到，準備回原單位工作。隨著近來的政治氣候的緩和，我已預感到我在勞改營的日子快要結束了，兩天前，魏隊長曾暗示我說，上面正在考慮我的工作安排問題，叫我要經得起考驗，但我沒有想到這件事來得這樣快。
離開勞改營我自然非常高興，但我又不願回原單位。這些年我忍辱負重，最終目的是等待時機繼續向上級黨控告崔振傑對我的迫害，如果回到原單位，落到崔振傑手裏，我的冤案將永遠不能見天日。可是，眼下我太渴望跳出勞改營了。只好先走一步再看一步了，伸冤問題，到時候再說吧。於是，我又高興起來。
我能從勞改營回原單位，除了當時政策的鬆動外，賈振芳同志起了一定的作用。賈原是西南軍區直屬政治部組織科辦事員，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下級。1961年4月15日，我在沙灣逛書店時，突然和他正面相遇，我避之不及。他上下打量著問我：「王主任，你怎麼在這裏？」我見無法回避，只好實話實說。他聽了後很是驚訝，默默無言地拉著我的手許久不放。我問他的情況，他說，他已經轉業到地方，現在在樂山中級人民監察院工作。
這以後，我在廠裏多次見到過他，每次他都主動招呼我，問長問短很關心。有一次我正和一些勞教人員圍蹲在地上吃飯時，我一抬頭發現他站在我身邊，我見到他面色沉重地望著我，久久才離去。
因為監察院和公安機關是勞改營的上級領導單位，他經常來廠裏聯繫工作，和廠裏領導很熟。有一次，我把我想請求調離勞改營到其他單位就業的想法告訴了他。他說：「好吧，你給廠裏寫個報告，我給你轉上去」。
我被通知調回原單位的第二天，我在沙灣街上又遇到他，我告訴他說，我已得到回原單位的通知。他說，他已經知道了，並鼓勵我今後努力工作，接受歷史教訓等……
老賈不忘故情，在我危難時刻助我一臂之力，至今難忘。
調動的手續如行政介紹信、轉戶口、糧食、票證關係等都辦好了，因為調離者必須由本隊的司務長結算工資、伙食、發給路費、糧票、大米（那時候外出人員，途中以自帶米為主，只發給少許機動糧票），而當時司務長到樂山出差沒有回來，我一直等到12月11日上午才把所有的手續辦完。那位司務長為人忠厚，他替我想得很周到，他把路程計算了九天，包括中途常遇到的誤車等等，這樣我在路途中錢糧就寬容些。
1961年的12月11日，幾位知己難友依依不捨地前來相送，大家都流下了難過的淚水。我背上行囊和12斤大米，告別了在我人生道路上九死一生的地方——中川勞改營。(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