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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君宜先生的《思痛錄》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聽說韋君宜這位老革命，中國出版界的名人，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前社長，為了出這本講真話的書幾經周折，而且在一些敏感的話題上進行了刪節才得以與讀者見面。雖然給讀者留下了不能盡覽作者全稿的遺憾，但是這本書還是保留了作者從為了救亡投身中國革命到近年，六十年多來年來對許多政治生活中基本問題的深刻反思。
讀了這本書，在一個個活生生的事例和作者沉痛的思考面前，不得不讓人掩卷長思，提出一連串問題。為什麼一個美麗的理想變成了一場人間悲劇？為什麼一個以革命為目的的政治集團，先是在自己的根據地，後是在全國範圍內，不斷地在自己的忠實的同志中，在國家現代化最稀缺的資源─知識界精英中，在善良正直的人民中，一次又一次，涉及得人越來越多地製造冤假錯案？而且領導人樂此不疲。
為什麼在西方國家人人都可公開批評國家領導人，而在中國即使高層中象彭德懷這樣的開國元勛對國家領導人的錯誤提出批評也難逃家破人亡的厄運？為什麼在中國某一階層出身的人被非法殺害之後，而法律對兇手不能追究？為會麼拿人不當人？無論是把一個無辜的普通人“平衡”成右派毀掉他的一生，還是把一個民族折騰的肌腸轆轆餓殍遍野，為什麼當局者有這樣的權力？是以革命的名義？革命是為了革掉一個腐朽政治制度的命，難道一個人民的國家建立後，為了其制度的鞏固就可以剝奪無數無辜者的生命和幸福為基礎？以理想的名義？為了一個領袖，或一個政治集團的高尚的理想，就可以隨便剝奪一個無辜者的幸福和生命？就可以把一個民族拋入煉獄之中？
是這場革命所選擇的道路原本就是錯誤？還是這個革命的過程，使在凶險的政治鬥爭度日的領導人逐漸放棄了自己的目標，而變成了權力狂和迫害狂？是權力腐蝕人，掌握了不受控政權就一定要墮落，一定要禍國殃民？還是這僅是一場誤會，原來這場革命的目的就是一些人為了爭天下當皇帝，僅僅是用了現代革命的旗號？更令人悲哀的是，為什麼在革命中建立的人民國家裡，人民對於以他們的名義掌握著社會公共權力的人的任意胡為卻毫無辦法？
韋君宜在《思痛錄》裡指出，曾經獻身這場革命的人中，有很多是當時在學校裡才華卓著的學生，如果他們在較好的條件下發展學術，一定能有較大的成就。但是，他們在愛國熱情的支配下，拋棄了學業，踏上了救亡、革命的道路，最終是一場人生的悲劇。在革命的隊伍中，先是為了理想，後是為了生存，韋君宜不得不做了違心的事情，文革中，韋君宜就認識到了這種無能為力的可悲。
她說：“後來我想了很多該懺悔的事情。我為什麼拋棄了舒適的生活來革命呢？是為了在革命隊伍裡可以做官發財嗎？當然不是。是認為這裡有真理，有可以救中國的真理！值得為此拋棄個人的一切。那又為什麼搞文學呢？自然不是為了掙稿費或出名，是覺得文學可以反映我們這隊伍裡一切動人的、可歌可泣的生活，叫人不要忘記。但是現在我在幹這些，在當編輯，編造這些謊話，誣陷我的同學、朋友和同志，以幫助作者胡說八道作為我的‘任務。’我清夜捫心，能不慚愧、不懺悔嗎？這點自知之明，我早就有了”（1）在李興華右派案中，韋君宜是一個不自覺的盲從者，韋君宜自省道：“這可以算作盲從，可是這盲從卻造成了慘痛的結果。盲從者怎不感到傷痛和懺悔呢？光懺悔還不夠，應當認真深思造成悲劇的根源。”（2）這些年來有一些過去位高權重的人，在回憶錄中對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錯誤進行了懺悔，但總愛找一些客觀原因說是事出有因，只是沒有頂住上面的壓力搞了擴大。還有一些人對自己的過去總是躲躲閃閃，韋君宜坦誠地懺悔顯示出了她們那一代大學生的基本底色，不但使人對她們當年的真誠追求油然起敬，而對她和她同學們後來的人生悲劇深為痛惜。
由此想起了為了救亡所有投筆從戎的熱血青年們，走了韋君宜道路的人是悲劇，當時參加了政府軍，後來也受到了非歷史地對待，同樣他們的人生也是一種悲劇。其中參加青年遠征軍的西南聯大的學生後來在中國的悲劇命運，近幾年已有人提及。其實這些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大不幸。
韋君宜還重點指出，在文革的前期和文革的後期，絕大多數中國人對文革在思想上和態度上有一巨大的變化。韋君宜一家在文革後期的“家庭政治小組會”，是許多關心祖國命運的家庭的真實寫照。從那時起，很多人都克服了迷信和盲從，文革前期許多積極跟隨錯誤決策的人，在後期都與那條禍國殃民的路線拉開了距離。無休止的政治迫害，甚至逼得韋君宜的丈夫楊述這樣一個從不懷疑黨的決策，一向嚴守黨的守密紀律的“石頭也要說話了”。
在眾多的倒行逆施下，一個書呆子，“這位最初熱烈信仰‘文革’一切最高指示的老實人”老王，在76年四五運動慘遭鎮壓後，面對天安門淋漓的鮮血，也不避斧鉞義無反顧地秘密編印了鉛印本“天安門詩抄”。（3）從這一點看，即使在最黑暗的歲月裡，也不能泯滅掉在中國人民心中的良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人天下順之，寡助之人親戚叛之”，看來這真是不爽之天道！韋君宜還深刻地指出，文革“所有這些老的、中的、小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歸之於‘四人幫’，這夠了嗎？我看是不夠。”（4）
韋君宜指出1957反右運動的後果與文化大革命的關係。一個民族的“骨鯁敢言之士全成了右派，這怎麼能不發生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這些敢言之士可以說都是關心國家命運的社會精英，他們中的很多人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已經成了嶄露才華的國之英才。但在那個“陽謀”中，他們一個個慘遭近迫害，多少人為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從這時候唯唯諾諾、明哲保身、落井下石、損人利己等等極壞的作風開始風行。有這些壞作風的人、不但不受批鬥，甚至還受表揚、受重用。”（5）從此中國“正氣下降，邪氣上升”。（6）實事上，這就是幾乎一個民族在國家權力所及的絕大多數領域內逆向淘汰的開始。有創新思想的人被淘汰，只會跟著領導思想走的人得以提升，敢於直言的人被淘汰，阿諛諂媚之徒大行其道。追求真理，關心公共利益的人倒霉，不問對錯盲從領導，甚至迎逢領導，昧著良知追隨領導的人升官得利，這就是1957年以後中國社會的獎罰機制。
逆向淘汰的結果使整個國家在絕大多數的領域裡，領導層中多數是平庸之輩，這些平庸之輩只能使用提拔比自己資質更平庸、更拙劣的人。這種獎罰機制的另一個重要社會後果，就是必然把人變得自私，因為在這種獎罰機制下，人如果不麻木不仁自私自利的活著，就可能飛來橫禍。後來在體制轉軌之時，出現了大量權力尋租機會時，道德防線幾乎一瀉千里的崩潰，吏治敗壞到無廉恥可言，不能說不與1957年的反右運動以後，建立起來的社會獎罰機制有著重大關係。
韋君宜對自己丈夫楊述痛苦的心路歷程的描述，叫人心動，令人感嘆。的確對這些從年輕時就有信仰追求的人，在被迫害時精神上的痛苦遠比肉體上的痛苦來的更嚴重。“實際上最感到痛苦的還是人家拿他的信仰─對黨、對馬列主義、對領袖的信仰，當做耍猴兒的戲具，一再耍弄。他曾經以信仰來代替自己的思想，大家現在叫這個為‘現代迷信’，他就是這麼一個典型的老一代的信徒。但是，人家那種殘酷的遊戲終於迫使他對於自己這宗教式的信仰發生疑問。這點疑問是不容易發生的啊！是付出了心靈中最痛苦的代價的！”（7）韋君宜非常希望和年輕人溝通。她表示“我要哭著說：年輕人啊，請你們了解一下老年人的悲痛，老年人所付出的犧牲吧！這些老年人，而且是老黨員，實際是以他們的生命作為代價，才換來了今天思想解放局面的。”（8）我的理解她說的“思想解放的局面”不僅是指民間的思想解放，因為民間的思想解放，實際上文革後期已經開始了。可能這裡更主要的是指中共高層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出現的思想解放的局面。這個局面的出現與中共的老革命們受迫害後覺悟有重大的關係。但是我們在這裡不禁要問，如果中共高層中沒有大批人在文革中受迫害，是否仍不能出現思想解放的局面？
在痛定思痛之後，韋君宜希望在生前不再做助紂為虐的違心之事，她說“更應該慚愧、沒臉見人的是我自己和我們這些知識分子幹部，跟著那種醜角去參觀，甚至還幫腔，點頭讚揚，閉眼不管，還簽字……這是幹的什麼？是不是幫同禍國殃民？我們能夠不再這麼幹了嗎？我只希望自己在沒有去見馬克思之前，能堅持這十分可憐的一條，不再幫這種腔，不再點這種頭，想想古人，好像該並不難做到這。”（9）但願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幹部都能以此書為鑑，能堅持這一點做正直的人的道德水準。
1998年6月5日於山西太原
發表於《二十一世紀》一九九八年十月號
註釋：
（1） 《思痛錄》韋君宜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169頁
（2） 《思痛錄》韋君宜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88頁
（3） 《思痛錄》韋君宜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156頁
（4） 《思痛錄》韋君宜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114頁
（5） 《思痛錄》韋君宜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50頁
（6） 《思痛錄》韋君宜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51頁
（7） 《思痛錄》韋君宜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117頁
（8） 《思痛錄》韋君宜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134頁
（9） 《思痛錄》韋君宜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 1998年5月版 第1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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