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1日訊】前言
在國內公開出版物中，有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是毛澤東早年從事「打土豪，分田地」鬥爭的紀實文字。五十年代出版過一部長篇小說《暴風驟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東北土改運動的某些真實面貌。還有作家丁玲寫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部獲史達林文藝獎的小說，內容和藝術風格都跳不出《暴風驟雨》的格局。此外，再沒有片言隻字，提及「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場翻天覆地、生靈塗炭的土改災難。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週年紀念，海外某些早已脫離「共產體制」的知識人，偶爾提到當年的土改，仍然不加思索，原封不動沿用當年的套話：甚麼「土地回家」，「農民翻身做主人」？本文所記述的，僅限個人所見所聞所思。冒昧刊出，就教各方高人。
毛朝皇榜天下大亂
我像一隻小小的蝸牛，喜歡在郊外小徑散步的時候，任由思緒的小小觸角，自由探索。中外古今，天上人間，沒有甚麼比這時的靈魂遨遊更舒暢的了。這種時刻，我常常如醉如，留連忘返。
那一次，在北京西山蜿蜒的小路上漫步，經過碧雲寺，經過孫中山先生紀念館。那時正值太陽西斜，秋風送爽，漫山遍野的紅葉，構成一個斑斕熱烈的世界。我忽然想起毛澤東的詩句：『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不提防，常常不自覺地一下子就墜入歷史的長河。
我撐著自己的小竹筏，不由自主地漂蕩在自己人生的小河灣，以一介知識份子的良知，去感受生活中自己親身經歷過的風風雨雨。只是，我向來不肯用心，對許多特意用革命顏色塗抹著的英雄業績，不抱懷疑；當然也不會想到，往往在社會進程中，尤其某些歷史轉折時期，會隱藏著那麼多不為人知的黑洞。
那一年，我偶爾讀到文壇首席執牛耳者一部新著。當時全國“一片紅”，天南地北都是“革命樣榜戲”的天下，十億人被指定只能讀一本小紅書。而我卻意外地讀到了《李白與杜甫》，能不驚喜若狂？讀完，我的腦殼好像被砍了一斧頭。幾天幾夜，頭痛欲裂。“杜甫是個不折不扣的地主份子”！？這樣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我卻百思不得其解。
我認定，“杜甫是地主份子”無疑是個歷史黑洞，那麼，現實生活裡就沒有黑洞了嗎？老舍、田漢、吳唅、鄧拓，都怎麼啦？連赫赫有名的彭德懷、劉少奇、林彪，都變成甚麼了？我的思想一片混亂，落入千萬年不化的冰河。太多太多的黑洞，幾乎將我的神經壓垮。
『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幫。』文壇執牛耳者又一次出來歡呼。這一回我好像有了教訓，隨大眾放了一串鞭炮，大驚大喜之餘，還保留著一點個人的思索。這又是一個歷史轉折，報刊上連篇累牘的新詞，『四人幫』、『一母三公』、『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一舉粉碎』、『英明領袖』、『你辦事，我放心』，似乎又提供出讓人思考的餘地。而民間，卻流傳著『五人幫』的不同版本。我斷定，這可能又是一個歷史大黑洞。
我深切感受到，我的小河灣和首都的政治大川是相通的。在兩千多年帝制超穩定政治文化傳統的國度裡，首都政治大川的任何一次風暴，都能在小河灣激起陣陣驚濤。民間早有傳說：皇帝出皇榜挑選宮女，民間『拉郎配』就鬧成一鍋粥。
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改北平為北京，並定為首都，第一次顯露新皇朝的政治面貌。毛的心態，早在五年前的一首《唸奴嬌‧詠雪》詞中，暴露無遺：『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定都北京，還有一層重大考慮，既承傳帝王的天命，又區別於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至於開創“國民革命”的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立個牌位，稱為『革命先行者』，一筆帶過。
新皇朝最早的一張皇榜，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所以稱為皇榜，是因為早已在中國老百姓的傳統心理上，奠定了至高無上的權威，官民人等，一律不得違抗。
我的家鄉是粵東著名的僑鄉，韓江三角洲潮汕平原。一千多年前，唐朝大文學家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長途跋涉，歷經艱險，來到這片蠻荒之地。任期短短八個月，為民除去一大害──驅除鱷魚，並寫下千古不朽的文章《祭鱷魚文》。原本是嶺南邊陲小城，因韓文公一篇驚天動地的文章，才有可能成為當今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潮汕的土著居民，不論士、農、工、商，各司其職，經過近百代人的辛勞，終於將自己的家園，建設成文明的魚米之鄉。
由醜陋的毛毛蟲，逐漸變成美麗的粉蝶。但因人多地少，許多青壯年，不得不辭廟別祖，背井離鄉，遠渡南洋各國謀生。留在本土的民眾，不論貧富，依然保持著勤勞儉樸的習性。從來不敢忘記荒年靠著草根樹皮充饑的苦況，仍然以三頓大米稀粥或番薯稀粥度日，除非粗重勞動，或有親朋貴戚登門、婚嫁喜事，輕易不敢煮乾飯吃。這種由歷史環境、地理條件形成的生活方式，自然是別具一格的鄉土文化。無論走到天涯海角，只要聽到說潮州話，定有潮州粥和工夫茶。
一九五○年初夏，正是蟬鳴荔熟的季節。嶺南佳果荔枝的魅力，令蘇東坡死心蹋地，只要「日啖荔枝三百顆」，願意當一輩子南蠻子。南蠻人對這果中之寶，心存敬畏：一顆荔枝三把火嘛！但誰都沒想到，今年荔枝大豐收，給潮州人增添了太旺的莫名火氣。
共產黨的潮汕地區委員會，在趕走了國民黨胡璉兵團數萬敗兵，剛剛接管這片頗為富饒的土地，還來不及考慮如何撫平兵災戰禍的傷痕，讓人民百姓修養生息，就火急火燎策劃如何掀起一場「暴風驟雨」式的「打土豪，分田地」運動。黨委會上，發生了火爆的爭吵。
爭吵的焦點不在「搞」還是「不搞」，黨委的所有領導人，一致擁護黨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土改法》，並按照毛澤東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立即付諸實施。問題是如何實施？有長期農村工作經驗的本地老幹部、黨委副書記曾廣認為：潮汕地區九個縣，十戶中有七八戶有人在海外謀生，不論貧富，都有寄錢回來養家置業的傳統習慣。農村的經濟生活，與海外的僑胞息息相關。
實施土地改革，必須考慮到「華僑眾多」的歷史特點和地方特點，盡可能減輕或避免對華僑以及僑眷造成過激的行動，保護僑胞在家鄉的正當利益。從北方南下解放自己家鄉的另一位姓吳的副書記則認為：不講土改運動的偉大意義和巨大革命現實利益，只講華僑利益，是一種偏面的觀點。幾個回合，不同看法迅速發展成黨內「左、右」兩派的對立和鬥爭。這一鬥爭只在黨內高層進行，當時並不為外界所知。
戲台上下一樣血腥
汕頭市文工團，原是在游擊區建立的武裝文宣隊伍，進城後，歸市委宣傳部領導。這時，全團奉命開赴土改運動試點揭陽縣，與各縣的文宣隊合併整編，最後定員六十多人，成立潮汕文工團，歸潮汕地區黨委宣傳部領導。第一個工作任務是，著手將北方歌劇《赤葉河》改編成方言歌劇，限期排練完畢，並到各縣、區巡迴公演。這一重大舉措的目的是十分明確的，藉由文藝手段，煽動窮人所謂的「階級仇恨」，掀起一場對「地主階級」的清算鬥爭。
《赤葉河》與《白毛女》一樣，有極其鮮明的政治傾向：惡霸地主呂承書，繼承祖業，霸佔農民田產，逼租逼債，強姦婦女，無惡不作。青年農民阿標在妻子投河之後，上山參加八路軍，打回家鄉，將呂承書清算鬥爭槍斃，報仇雪恨。就藝術而言，開創了西方戲劇理論指導東方方言歌劇藝術實踐的先河，獲得一些值得記取的經驗。該劇總導演鄭一標，是泰國華僑，曾經在西南聯大專修戲劇。潮汕剛「解放」，鄭一標不顧父兄反對，攜妻挈子，離開曼谷，回國參加革命。後來潮劇院成立，鄭一標任總導演，運用包括史丹尼‧斯拉夫斯基在內的一套戲劇理論，對潮州戲一批傳統劇目，進行試驗性的改革和創新，取得歷史性的突破，使潮劇以新鮮悅目的藝術面貌，呈現在海內外觀眾面前，贏得各界極高的讚譽。今年五月，鄭一標在汕頭市仙逝，享年八十一。汕頭市各界，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儀式。
現在回頭再說《赤葉河》。扮演惡霸地主呂承書的，是文工團藝術委員會委員余捷卿。他是廣州理工學院高才生，數理化好，文筆也好。早在一九四九年春，余捷卿嚮往「解放區」自由民主的生活，祕密離開學院，輾轉到了潮汕大北山游擊區，加入閩粵贛邊區縱隊第二支隊政治部藝術宣傳隊。他學識高，形象也好，待人熱情誠懇，行軍演出，都能幫助別人，男女隊員都當他大哥看待。《赤葉河》的劇本改編，他出了許多好點子，唱詞對白，下過不少工夫。他的戲份很重，他扮演的惡霸地主呂承書，按劇情規定，最後被戴高帽、遊街示眾、清算鬥爭、直到公審槍斃。所以，每場演出最後一聲槍響，他下場在後台卸妝，常常開玩笑說：「又死了一次。」
萬萬想不到，余捷卿的父親，在饒平縣黃岡鎮的一次公審大會上，當場被槍斃了。對余捷卿來說，有如當頭一聲劈雷，完全呆了！幸好文工團的團長和政治指導員主動找他談話，鼓勵他以積極的、革命的人生觀，對待當前這一場翻天覆地的土改鬥爭運動。余捷卿在情緒稍為穩定之後，一面照常演出(不過，「又死了一次」的俏皮話再也聽不到了)，一面又陷入痛苦的思索之中。
在演出過程中，每到一地，即與縣的土改運動委員會和土改工作團聯繫，白天常常參加當地的土改鬥爭大會或公審大會。農民在工作隊支持下，召開群眾大會，面對面鬥爭地主，通常都有三兩個農民，尤其是婦女，一把鼻涕一把淚，訴說自己苦況和冤情，說到痛處，有的還當場對被鬥爭的地主拳打腳踢。這時，在場的農會幹部就帶頭高呼口號：「打倒惡霸地主xxx！」「槍斃反動地主xxx！」「消滅國民黨反動派！」「打倒蔣介石！」「共產黨萬歲！」緊接著，土改工作隊長當眾宣佈：「反動地主xxx，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茲代表人民政府宣判：當場槍決，立即執行！」早有民兵將「人犯」五花大綁，押至附近預定刑場執行槍決。
這樣的鬥爭場面，幾乎與《赤葉河》的劇情完全相同。白天實地鬥爭、殺人，晚上演戲，還是「鬥爭、殺人」，整個潮汕地區，從城市到鄉村，都籠罩在革命血腥恐怖之中。親骨肉的生離死別，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余捷卿的痛苦，還在於父親到底犯了甚麼罪？經過怎樣的法律程序？有哪些確鑿的犯罪事實？又有哪些證人證物？量刑是否公平合理？準確？作為兒子，作為革命隊伍裡的一員，竟然求告無門，求助無門！像余捷卿這樣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份子，比一般人可能有更進一步的思考能力，提出一些合情合理的疑慮，得不到任何解釋，那種「不知為什麼」的痛苦，可想而知。
唯恐不左多次整隊
土改運動，讓潮汕地區的官民人等，破天荒地領略到「階級鬥爭」的血腥味。土改工作隊和由土改隊培植起來的貧僱農協會(簡稱農會)，是握有生死大權的機關。人們稱他們為「手持『烏令』的人」，或「手持尚方寶劍的人」。經常可以見到，一些農民，有男有女，一律頭戴竹笠帽，上面有正楷大字「xx鄉農會」，他們在土改工作隊員帶領下，任意到城市裡抓人。理由是，農村的地主，土地和房屋是搬不走的，但其他的金銀珠寶，都轉移到城裡自家的商號，或親戚朋友的商號、住家，因此，必須將這些商號的「當家人」，一個一個地抓起來，押回農村，逐一進行與地主同等對待的鬥爭，直到把「浮財」挖出來。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免不了拳腳交加，甚至私設公堂，嚴刑逼供。
這樣亂抓亂捕亂殺，不僅限於地主，更逐步擴大，包括國民黨員、鄉長保、甲長、連長以上的軍官、區長、縣長、議長、公立中學的校長、訓育主任、私立學校的校董、校長、教導處主任、以及土匪、流氓、地痞、強姦犯、通姦犯等等，不分青紅皂白，一律置於農會的暴力管制之下。
城市裡的工商業者，無不與農村經濟有血緣關係。農村鬥地主(其實是傳統的土地經營者)，土地不再經營，工商業便斷了農產品、副業產品的供應來源，再加上農會還多次向工商業者進行「挖浮財」鬥爭，農業和工商業都遭受到致命的破壞。在潮汕地區，不論農村或是城市，華僑經營的產業，在城鄉經濟活動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許多人家被劃定為「華僑地主」，人被鬥爭羞辱管制，土地房屋被沒收。
有些還被強加上「反動」或「惡霸」的罪名，就地處決了。許多僑眷經不起飛來橫禍，受辱受屈，自殺的外逃的不在少數。三十多年後的所謂「落實政策」，才遮遮掩掩在「內部材料」中承認，「在土改中傷害了許多在革命年代支持過我黨的民主人士，傷害了許多華僑、僑眷。被錯整的華僑、僑眷佔75%，華僑房屋被沒收的佔80%──90%」。如此輕描淡寫，對已經屈死的冤魂，已經遭到徹底破壞的城鄉經濟，有甚麼意義？
但毛澤東還嫌廣東土改進展太慢，派遣他的同鄉陶鑄，主持華南分局的工作，兼任全省土改委員會主任，並提出「依靠大軍搞土改」的口號。陶鑄一到廣東，就拿粵東黨委開刀，大反「右傾」，大反「地方主義」。曾主張「照顧潮汕地區華僑眾多」這一特點的潮汕地委副書記、專員曾廣，被批判鬥爭，定為「階級異己分子」，遭到開除黨籍、撤銷專員職務的處分，貶去海南島勞改。
從這時開始，以「反右傾」為標誌的「整頓階級隊伍」，全面展開。各級黨委、各級土改委員會、土改工作隊、各機關單位的第一把手，幾乎都是「大軍」。所謂「大軍」，指當時駐防華南的第四野戰軍。根據「依靠大軍搞土改」的口號，從軍隊調出大批北方幹部，充當地方各級黨政機關領導，全權決定該機關管轄的一切人事、業務，尤其要立場堅定地把好「土改關」，堅決與一切不利於土改鬥爭的右傾思想行為劃清界線，清除所有隱藏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地、富、反、壞分子、立場動搖的投機分子，批判教育那些思想作風不良的地方幹部和知識份子。因此，整頓階級隊伍，就必須查家庭出身、階級成份、社會關係、是否參加反動黨團、反動會道門、立場是否堅定、思想作風是否正派、勞動是否吃得苦、工作是否任勞任怨，等等。
有一位姓黃的大學教授，四九年底從香港回內地參加工作的地下黨員，被任命為土改隊副隊長。他與大家一樣，訪貧問苦，扎根串連，與窮苦貧雇農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到半年，形銷骨立。白天不敢穿鞋，赤腳下地勞動，感染了「香港腳」，十個腳趾爛得一塌糊塗。鄉下缺醫缺藥，就用生切煙絲，敷在爛處，誰知更糟，兩隻腳都腫起來，痛苦萬狀。一日無聊，口占一闋﹝虞美人﹞，詞曰：「訴苦扎根何時了，眼淚流多少？感冒鼻塞又傷風，往事不堪回首迷濛中。地主階級今猶在，只是地位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黃教授個人一時的情緒渲洩，被上綱上線，指為「地主階級垂死掙扎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反映」。在土改隊內部，由一名解放軍營長、兼任地方區黨委書記主持，一氣開了五場批判會。黃教授被迫作了檢討，並試圖作一些解釋，即被視為態度惡劣，反動立場頑固，毫無悔改之意。一些激進的隊員，甚至當眾摑他耳光，撕破他的衣領，和農民鬥地主差不多。最後，撤銷副隊長職務，留隊察看。
廣東的地方幹部，包括省、市、地、縣、區、鄉的各級領導幹部，多半在土改運動中受到嚴厲整肅、處分、清洗甚至判刑入獄。更在解放軍幹部中，形成一種偏見：地方幹部與地主富農劃不清界線，過不好土改關，不能重用。直到文革後，廣東地方幹部(尤其是知識份子)還一直處於被歧視、受壓制排斥的地位。特別是由陶鑄主導的「反地方主義」鬥爭，把方方、古大存、馮白駒等一批老幹部打下馬，造成極其嚴重的惡果。
前面提到的余捷卿，因為父親不明不白被處死，心裡有結，便被指為「對黨懷有殺父之仇」，多次整隊被鬥爭批判，過不了關。情緒低落，萬念俱灰，兩次自殺未遂，最後，身心交瘁，含恨死去。
毛蔣爭權人民遭殃
郭沫若在文革期間出版一本新書《李白與杜甫》，最令人吃驚的是，郭氏在分析杜甫一首七言古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時，不作藝術探討，而在政治上將杜甫劃定為「地主分子」。他的根據有二：一是大屋竟然有「三重茅」，這種有三重茅的大屋，冬暖夏涼，是地主才能享受得起的住宅；二是指責公然抱茅而去的村童「為盜賊」，儼然一副地主分子的兇惡嘴臉。
郭沫若與杜甫是不同時代、不同命運的大詩人。若以詩論，郭還不配為杜「洗腳」。只是郭的命運太好，居然為「杜甫草堂」題扁，卻又對「茅屋」一無所知，才鬧出所謂「冬暖夏涼」的大笑話。凡親手搭建草房的人都知道，覆蓋房頂的茅草簾，由房簷處開始碼著鋪，一層一層往上鋪設，必須鋪蓋三層，最後在房脊處將茅草簾壓緊，才能避免漏雨。所謂「三重茅」，就是這個意思。中國的正常人，都懂得住大瓦房舒服，不至於愚蠢到住茅草房，享受「冬暖夏涼」的地主生活。
「八月秋高風怒號，捲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清代詩評家沈德潛在此處評注：「實有此事，不必作隱喻」。只有郭氏，別有用心，給古人上綱上線，誣指杜甫是「一副地主分子的兇惡嘴臉」。
郭氏自願抽去骨頭，百般媚毛，爬上高層，結局並不風光。兩個兒子相繼橫死，夫人余立群自殺身亡，自己雖壽終正寢，但身後留下的，是一個卑躬屈膝，人性完全扭曲的知識份子形象，可悲！
人們不禁要問，毛在開國之初，不安撫百姓，不讓人民休養生息，急急忙忙大動干戈，對外在朝鮮戰場上與頭號超強美國為敵，對內「消滅地主階級」，到底為的甚麼？
縱觀中國歷史，開國之君，大凡推行全國性大政策，無不首先考慮到「振興家國，長治久安」。唯獨毛澤東，特別癡迷於秦始皇和史達林，集古代與現代暴君於一身，才如此不顧一切，無法無天。因此，人們完全有理由，從病理學角度，研究這種不依常理行事的「毛氏症」。
農業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農耕的開發與經營。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農業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別具一格的東方文明。構成農業生產關係的主要成份，是農業經營者、農業耕作者、農業工具和技術的製作者與發明者、農業經濟管理者以及農時、農地、耕畜的研究者與飼養者等。這個經過千萬年逐漸形成的經濟模式，是一個完美的文明整體。公平與不公平的價值觀，不是發生在農業社會的分工上，僅僅發生在社會分配上。而且，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社會階層和利益集團，都可能有不同的價值觀。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等著作，為中國農業社會提出了追求「大同世界」的前景。
早在二十年代，軍閥混戰，毛澤東獨霸井崗山，據險稱雄，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了擴充兵力，與蔣介石爭天下，毛在「蘇區」仿照「梁山泊」好漢們的做法，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美其名為「土地革命」。以「一切權力歸農會」、「分田分地」作釣餌，動員農民中的青壯年、甚至少年、婦女，參加紅軍。所謂的「土豪地主」固然被暴力消滅了，數十萬紅軍(剛剛武裝起來的農民)又在與上百萬政府軍廝殺中，幾乎全軍覆沒，造成太平天國革命以來最嚴重的民族災難。
那麼，在毛登基坐上龍椅之初，為什麼還要強制推行「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的禍民政策？那是因為「立足」未穩，必須大力擴充武裝力量，鎮壓四方，增援朝鮮，以鞏固自己的權力地位。如果再進一步追究毛的個人性格，大概就是「賊性難改」了。
以革命名義做盡壞事
關於毛澤東自己，他說過兩句話。一句，「我是馬克思加秦始皇。」再一句，「我一生做了兩件事，解放戰爭和文化大革命。」
我以為，第一句，毛只說了半句實話。馬克思是德國猶太人，是書齋裡研究學問有成的大學者。毛連高等學府的門檻都沒摸著，更遑論研讀馬克思著作。倒是他立下奇志，要超越秦始皇。得了天下之後，推行暴政，也許可說「超過」秦始皇。他對馬克思雖然不學無術，但照搬史達林的法西斯，卻頗見成效，甚至還有些獨創性。所以，如果改為「我是史達林加秦始皇」，也許更接近事實。
第二句，做了兩件事：「前一件把蔣介石國民黨趕到幾個小島上去了；後一件黨內讚成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我以為，毛依然只說一半真話。「解放戰爭」期間，空前的兵災匪禍，造成中華民族的空前災難，隻字不提。「文化大革命」，更是一場浩劫，也隻字不提。
由此可見，北京中南海新華門毛的親筆題扁：「為人民服務」，無疑是一句冠冕堂皇的鬼話。話題還是回到土地改革運動上來。潮汕地區的土改，對當地農民真的一點好處都沒有嗎？我想，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
人多地少，按當時潮汕各縣實際人口，平均每人只能分到五分田(耕地)。潮汕農業以種植水稻為主，向來有深耕細作和間種、覆種的傳統習慣，水稻畝產大多在八百至一千斤上下。因土地利用率高，加上追求高產量，除不斷改進耕種技術之外，增加肥料和合理施肥，是最重要的物質保證。高質肥料靠兩種：東北大豆餅和進口肥田料。即使有這樣保證，五分田年產五百斤稻穀，碾成大米四百二十五斤，也勉強只夠吃潮州粥。農民說：種田如種花，食糜想卵泡。
世界上沒有人像潮州人那樣，跪在水田裡用兩隻手除草。所以俗話說：讀書怕考，種田怕除田草。土改平均分配耕地，每人都有一份田，但不是每人都有足夠的勞力、足夠的耕種技術、足夠的生產資金和農具。所謂「人誤田一時，田誤人一年」，許多沒有勞力或勞力不足的農民，開始嘗到「土地回家，翻身做主人」的滋味。一九五二年十月，我參加土改覆查工作隊，到揭陽縣桃圍村，與一戶貧農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戶農民六口人，丈夫五十來歲，妻子四十多歲，兩兒兩女，最大的女兒剛滿十歲。我來與他們「同吃」，農民大感為難，又不好意思說實話，自己偷偷去割「稻尾黃」，煮成半缽子潮州粥，叫我吃。我知道實情，晚稻未及收割，他一家已餓了十來天，聽說我要來「同吃」，不得已才去稻田裡割取一些將熟而未熟透的稻穀。對著那半缽粥，我眼淚忍不住就掉下來了，哪裡吃得下？我連忙預交一個月伙食費，才勉強解除這家人的困境。
「土地回家」，就號召大家「勞動致富」。別說致富，連粥都吃不上。不是想法子幫助農民發展生產力，反而批判農民一家一戶搞「單幹」，「走獨木橋」。當時有一篇小說《不能走那條路》應運而生，鼓吹「互助合作」，大批「單幹是資本主義自發勢力」，於是，潮汕地區就出現了第一個互助組，組長汪漢國，湊合幾戶孤寡人家，叫做「汪漢國互助組」。還真趕上時髦，組長汪漢國，被選中參加中國農民訪問蘇聯代表團，到莫斯科轉了一遭，回來後捉刀出了一本小冊子，叫做《汪漢國遊蘇聯》，大肆宣揚蘇聯集體農莊的幸福生活。
從互助組開始，一步緊似一步，毛加快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驅趕農民加入農業勞動合作社的同時，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取締糧食市場，強迫農民交公糧並賣餘糧(實際上多是農民自己的口糧)。不到五年工夫，將農民逼上「通向共產主義的金橋──人民公社」。於是，「超英趕美」、「農業為綱」、「糧食掛帥」、「大躍進」、「放高產衛星」、「大煉鋼鐵」、「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人人寫詩──村村出個郭沫若」‧‧‧如此這般，折騰不到半年，農民忽然發現，土地歸了集體，土改結束時政府發給的土地證形同廢紙，自身完全失去種植自主權，「黨叫幹啥就幹啥」，變成身不由己的「農奴」。更令農民驚恐的是，公共食堂再也開不出飯了，連潮州粥都喝不上。一場毫無預警的全面大饑荒，餓死人命數千萬，被迫逃港(生)的數十萬。
一九六三年秋，我隨「四清」(清工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工作團到揭陽縣漁湖公社溪南大隊展開清查工作。工作方法與土改基本一樣，從訪貧問苦、同吃同住同勞動入手，發動農民「憶苦思甜」，揭發生產隊幹部多吃(農產品)多佔(工分、財物)等「四不清」錯誤，經過鬥爭、批評、教育，多佔財物還必須退賠。這期間，我發現一些突出的情況，印象特別深刻。例如：
一、我同吃的這戶農民，一家三口，老大爺六十多歲，大娘五十多歲，兒子二十出頭，聽說有個大女兒早已嫁雞隨雞去了。一日三頓潮州粥，總借故不肯與我同吃，大半缽粥還是挺稠的。後來我才知道，稠粥是特意留給我吃的，他們自己喝很稀的粥。我問他們，既然答應我同吃，為甚麼要分開，稠粥稀粥不一樣？大娘說：我們怎麼可以一樣！同志你一天一斤糧票，應該吃稠粥。我們的口糧定額比你低，也吃一樣的稠粥，月尾就得找一條繩子，將脖頸扎起來。聽到這裡，我禁不住眼淚就下來了。當年土改覆查，我的三同戶偷偷割取「稻尾黃」的情景，又好像呈現在眼前。
二、所謂「憶苦思甜」，當然是憶舊社會的苦，思新社會的甜。現在出來訴苦的，大都是些未滿二十歲的女子，她們的苦都是一樣的：那時，餓慘了。最好的時候，一頓只喝二兩稀粥，有番薯吃，是上頂的。開頭我有些納悶，舊社會吃粥哪有按斤限兩的。後來弄明白，她們訴的苦，都是公社化鬧饑荒的苦。至於餓死人，誰也不敢說。
三、土改時，一到春節，許多農民都貼春聯，大都是「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全靠毛主席」，家裡還貼一張毛主席像。現在，不要說春聯、毛主席像，連口頭上都不容易聽到。有一次，我和一位農耕經驗豐富的老農閒聊，有些感慨地說，這些年，農村生活還是很辛苦。老農用狡黠的目光看著我，說：社會主義嘛，生活就是這樣；共產主義嗎，想想就知道了！我好像突然讓人扎了一錐子，又覺得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理虧，作不得聲。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從西方搬來形形色色的「主義」，只有列寧、史達林的「暴力社會主義」，和毛澤東的「秦始皇暴政」相結合，才有可能釀成如此深重的民族災難！
再看看被「趕到幾個小島上去的蔣介石國民黨」，遵照總理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政策，在差不多時間裡，和平穩妥實施土地改革，在中華民國台灣完成「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促進農業向現代化發展，為全社會的經濟轉型，打下良好基礎，也為後來向現代化、民主化和平轉型，創造了極有利的條件。中華民國的成就，世人矚目。
最近，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編製的2000年「人類發展指數」指出，屬於聯合國定義的高度人類發展國家(全球共54國)，台灣排名23名，居亞洲四小龍之首。人類發展指標由平均壽命、教育程度、經濟水準三個領域統計數值衡量一國的發展概況。就平均壽命而言，日本以81歲居首，台灣75.3歲居35名；成人識字率反映基本教育概況，各先進國家間差距極微，台灣排名58；依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平均每人GDP，盧森堡約5萬美元居冠，台灣以2萬2186美元排名第22位。四小龍中，香港和新加坡在壽命及經濟方面領先台灣，教育程度比台灣差；南韓各方面狀況與台灣接近，但GDP是四小龍中唯一未達到2萬美元者。
與十年前比較，在先進國家中挪威、瑞典、比利時、澳洲及英國排名上升，美、日、德、法、加拿大及瑞士則退步。四小龍中，新加坡和南韓雙雙前進8名，台灣前進5名，香港退步2名。至於中國，下降9名，2000年居第97名。
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新中國」，從破壞開始，以衰敗告終。
2002年8月12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