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牆的監獄 (1) 前言

——中國生存現狀白皮書
夏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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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知的世界正在經歷一場海變。根據所謂的歷史終結論,人類的歷史在共產世界於上個世紀末的雪崩後進入了單一向度的,以資本主義現代化為主導的後歷史時期。即使不同的體系依舊存在,而局部的衝突因此仍然不可避免,然而一切已定調,不會再有真正的歷史事件給人類文明帶來新的衝擊。

這種對於人類文明的軌跡,對於人類的終極命運十分偏狹的理解同時忽略了兩個與所有的人悠關的事實:我們已無可避免地朝現代文明的終結接近。這五年間發生的種種足以為證:二十一世紀正是在一種末世情結與接續不斷的災難圖景中展開的。在這充滿了生存危機感的背景中,二十世紀共產主義以無數生命為實驗場域的慘痛挫敗,以及資本主義推動的全球化所帶來的,從道德到生存環境的災難性後果形成了一個硬幣的兩面,迫使我們慎重思索人類今後的道路。歷史終結論所忽略的第二個事實因此是更加重要的:在今後有限的時間裏,人類將為了自身的生存而力圖尋求一種和現有的資本主義現代化迥異的,與自然、萬物更為契合的生活方式。人類將鼓起己有的最大勇氣和智慧,以求邁入新的歷史時期。

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在這歷史的轉捩點扮演了什麼角色?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東方專制帝國、共產陣營最後的軍事強國、加速度發展中的市場經濟大國的三重身份在上個世紀末終於進入了世界舞臺,它呈現在世人眼前的是什麼樣的歷史悖論?由政治改革入手,經濟改革迂回前進而同時朝獨裁回返的蘇俄,和“摸著石頭過河”,以經濟改革為第一要務,政治上漸趨於法西斯化的中國形成了兩個意味深長的交叉鏡像。在這兩個(前)共產大國身上,我們看見了作為一種社會體系的烏托邦(這對於前蘇聯或許更為貼切)以及一種後極權政治形態,共產主義幽靈是如何頑強多變,難以連根拔除。

在討論中國和蘇俄這兩個具有特殊文化背景及民

族尊嚴的國家時,我們無法忽視這兩者對西方世界懷抱的,淵源甚深的情結。這兩個亞細亞小農社會的國家,出於一種歷史的不幸,成為歐洲產物的馬克思主義為資本主義社會所設計的共產主義悲慘的實驗場域。對於身處歐亞大陸,深受韃靼民族東方草原文化及基督教東正教影響的俄羅斯,現代西方所帶來的工業文明是在蘇聯解體後,許多哲學家重新思考今後道路時極力批判的物件。在同樣屬於前共產世界的東歐,對於資本主義現代化和科技文明的批判有雷同的犀利。以一種獨特的,蘇俄哲學家自稱為“落後者的優勢”,這些前共產國家在脫離了馬克思主義宰治後並沒有義無反顧地投入了資本主義大潮;相反的,或許由於過去一個世紀來慘痛的經驗,從哈威爾、米奇尼克到梅茹耶夫,這些知識份子對於人類文明的未來走向抱持著一種深思熟慮的審慎。

反觀中國,在頑強抗拒自己必死之命運的共產幽靈下,政治改革久等而不至。相反的,是意識形態日益縮緊的緊匝咒。在被壓縮的思想空間裏,知識份子停留在對於個人、自由主義,以及與西方新左派落差甚大的,介於史達林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新左派思維中。選擇隱入書齋的學者則或者迫不及待地遁入後現代主義所提供的把一切消解的氛圍裏,提出一種人們無法認真對待的,對於真實於事無補的後謊言時代喜劇式的抵抗策略,或者採取一種以古諷今的迂回道路,介入歷史、農村的研究。

不可諱言,意識的深度鉗制以及意志力的瓦解形成了九十年代以來知識界的大片沈默,很難在這個歷史的轉角處加入人類中的睿智者,思索舉凡關於現代化(無論是馬克思主義式或資本主義式的)、工業文明、無神論所引領人類一步步落入的陷阱。凡是對於中國現代化的困境,對資本主義、理性甚至啟蒙的質疑,以及對神秘主義和宗教前瞻性的探討 – 在國家意識形態的長鞭下,這些思考被封鎖在一個範圍內,無法激發更多的思索,更無法開花結果。2000年以來意識形態的進一步收束更使得初初嶄露頭角的多元思考無疾而終。在知識界對於改革的反思被提前阻斷後,嚴重遲到的中國,出於一種可以理解的匱乏,無力阻擋這個民族朝具有摧毀性的,與共產極權結合的貨幣經濟“現代化”賓士而去。

造成這個將為我們帶來災難性後果的集體沈默有許多因素,可以追溯至歷史及文化上的各種深層因果。在這裏,由於它的緊急性,我們不得不首先提及一個最致命的原因。很顯然,我們急需說卻無法說出口的一個十分簡單的事實是:現在,我們最大的敵人是共產極權主義。是這塊土地上逼迫我們成為思想和行動的侏儒的極權者,以及他們所使用的種種隱形與可見的武器。是迫使我們再度在世界上無可救藥地遲到的共產極權。我們最困難的敵人,是挾持我們,迫使我們成為它詭譎的運作機制一部分的共產後極權主義。

1907年,魯迅寫下<文化偏至論>。正如跨越千禧年之時人們對未知充滿了焦慮, 他也曾對剛剛開始的新世紀抱著極高的期盼,預言這將是黑格爾、叔本華等為代表的神思、唯心一派神采飛揚的世代。然而對於我們民族自身的命運,以他一貫的黑暗智慧,魯迅做了不祥的預言。無論是對於那時的人們或是一百年後的我們,魯迅所提出的“非物質”、“重個人”,他對群眾的判斷力和集體意識的不信任,以及對尼采式“天才”的倚重,甚至是他對在盧騷《社會契約論》後漸漸成為人類現代化標杆之一的“平等”的質疑,都和中國直到今天的思維傾向或意識形態背道而馳。作為一個悖時的孤獨者,所有魯迅以恐怖先知般預知的歷史翻過了許多頁,沒有轉寰的餘地,直到一百年後的今天。

關於魯迅對民族的未來,也就是我們所生活著的現在悲劇式的預言,我們能說什麼?同樣的問題可以擲向在八十年代卷起一陣旋風,成為一整個時代標籤的,崔健的“一無所有”。如何丈量我們和那首歌的距離,我們和魯迅荒漠預言間的距離,憑仗著每個人心裏的那一把尺。然而和所有當代中國的事情一樣,沒有人的尺度是雷同的。這頭人類文明史上不自然地,不祥地長壽的巨獸在據稱是屬於它的二十一世紀向世人呈現的是一個超現實的荒謬劇場,一塊以越過空間來表現時間縱深的古老大陸,一個每個人有迥異的、彼此矛盾的故事向他人訴說的國度,一個被自己製造的謊言吞噬了的國家。出於一種緊急的生存需求,迫降、建築在至偏至偽的現代化進程上的,被打敗的國度。一個被西方鐵一般的意志,被自己的古老和懦弱擊敗的國度。

這是一個沒有人深究的公案:在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亞敘、埃及、印度、希臘等在時間之河裏攔腰折斷後,唯有中國,這父權之極至的東方古國碩果僅存地和自己的文明源頭維繫著綿延不斷的臍帶,繼續改造、使用著稀有動物 – 象形文字,翻修、祭拜著祖先祭拜過的廟宇、神祉,挖掘、出賣祖先的陪葬祭物。沒有人質疑這奇跡般的文明韌性之真偽虛實,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不得不喟歎和上述的“影國”一樣,古老的中國已死。它早已死去,只是出於我們的軟弱,出於一種古國子孫慣有的魯鈍,不曾發現這個事實。長久以來我們和死亡並存,疏忽了作為這古國後裔,我們應該給予它一個莊嚴的葬禮,把它埋葬。

出於一種集體的軟弱,一種和恐懼有關的精神病征,我們遲遲沒有舉行這在時間上極為必要的儀式。正因為這樣,我們被迫和自己的死亡共生共寢 – 多少年?在這長久的死亡裏,我們縱使有舌頭卻失去了聲音。活人的聲音。這種奇特的死亡狀態導致進入了現代的我們遲遲不能對舉凡列強入侵、辛亥革命、文革等貫穿了血淚之歷史篇章說出該說的話來。更致命的是,我們甚至不能對我們自身所生活的現在像一個人一樣說出該說的話來。我們甚至不能說出是什麼製造了我們的沈默。或許這,造就了最徹底的沈默。沒有人能夠預知,“無聲的中國”在一百年後無聲依舊。

我們經歷了殖民、次殖民的悲慘命運,卻沒有能說出一切被殖民者所深切體驗的,內在精神分裂的悲哀,如法農以雄辯的法語所做;我們中的一半經歷了性別上最難析解的內部殖民,卻沒有獻出第二性哀傷而崇美的吟詠、控訴。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經歷了兩次轟轟烈烈的政治革命,兩次內部換血的文化革命(如果把五四新文化運動激越的部分也算在內) ,然而我們的國民行走在路上,恬恬然自適或是悲憤內蘊難以自持或是冷然漠然麻木不仁,就好像我們從來沒有歷經過任何的革命 – 沒有經過婦女解放運動,毀家弑父、種人換血的新文化運動,也沒有經過以平等為啟蒙的無產階級革命,更沒有受過黑暗大陸反殖民風潮的洗禮。這一切是出自什麼原因?莫非是因為身為文明古國的子孫,我們的基因裏充滿了突變的因素和頑強的抗藥性?充滿了匪夷所思的還原性不斷向自我回歸?站立在迂回婉轉了一個世紀後的原點,一方面大開洋扈大肆改革開放,一方面把下一代男女的比例調整到了致命性地失調,把妻妾成群的古風一點點恢復了過來 – 站立在這恍如隔世的原點,我們該朝彼此脫帽致哀,還是舉手歡慶?

生而為此深受挫敗的古國子民,每當我們試圖思索自身的命運和未來時,時常避免不了從頭說起、追溯源頭的壞習慣,無論是五四運動的功過、文革對固有的民族性所催生而出的海變,或是遠涉封建帝國時期對百姓在肉體和精神上的閹割,以及科舉對文人骨頭從根部的侵蝕。為了證明吾國歷史之悠久,更有上溯至堯之祭天,舜之朝廷,乃或甲骨、岩畫、彩陶紋路,甚或上古先民不可得而聞之的,從肉體發出來的與獸同歡如鳥鳴唱,在所有的文字與文明之前,充滿了最為純粹的生命力和創造力的聲音。

簡而言之,我們幾百年來一直無解的問題是:我們是如何失去了它?

在這裏我要做的不是回答這個問題,更無意為“它”給出任何具體的界定。那或許是因為我們失去的確實是太多了。我也無意為這式微的,影子般的古國發任何哀聲。誰都清楚,對於我們的現在,人們有著迥異的判斷;從表面上看來我們也的確與魯迅的世代相去甚遠。時間並非白白流逝,我們的祖輩也不是白白犧牲、死去。一個世紀過去了,我們耗盡了幾代人的鮮血所抵達的到底是哪裡?我們並不可惜那些血,就像我們從不吝惜不值一分錢的眼淚,但無論如何,這一切有一個代價,如果它不能有什麼收穫 – 而這血的代價又豈能夠是更為可貴的,我們的精神?

這裏試圖做的僅僅是對我們的現在的一種描述。完全可以把它視作對魯迅預言跨越一百年的遙相呼應。不,這不是對魯迅荒漠預言一百年後的實地考察報告,因為任誰,不管她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向憤世疾惡,憂國而亡的魯迅交出這樣一份書面報告。和國族一樣,一個人可以不止一次死去。所以,這僅僅是意圖在我們彼此之間傳閱的一份關於我們自身生存現狀的描述。

來自人民的證詞勝過一切言語,這裏將儘量引用他們樸質的話語來為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事件作證。由於我們面臨的問題不僅僅停留在心理、意識的層面(雖然這是十分重要的面向),數字和事件本身成為最雄辯的證據。(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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