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年，太宗皇帝對身邊的大臣們說：「我每天上朝，想說話時，就要考慮這句話對百姓是否有益處，所以不敢多說話。」給事中兼修起居事杜正倫啟奏說：”國君的舉動必須如實記載，說的話由左史記錄。臣的職務兼修起居注，不敢不竭盡自己的愚忠。陛下如果有一句話違背了道理，那就會使聖明的德行受到長久的玷污，不僅僅是現在損害百姓而已。希望陛下言語謹慎。”太宗皇帝非常高興，賜給他彩綢百段。
貞觀十六年，太宗皇帝每次和公卿大臣討論古代的治平之道，總是反覆辯論。散騎常侍劉洎上書勸諫說：「帝王和平常人、聖明賢能的人和平庸愚昧的人，上下懸殊，相比差得太遠。因此拿極愚蠢的人與極聖明的人相比，拿極卑賤的人與極尊貴的人相比，前者想努力超過後者是不可能做到的。陛下施捨恩典，和顏悅色的認真聽取別人的言論，虛心的採納別人的意見，尚且擔心臣子不敢當面回答。何況陛下啟動神思、運用雄辯、雕琢詞句來駁斥別人的觀點，引經據典來否定別人的意見，還想叫臣子怎樣應答呢？臣聽說皇天把不說話視為高貴，聖人把不說話看作美德。
老子認為『真正善辯的人像是言語遲鈍一樣』，莊子認為『大道不須用文采修飾』。這都是不希望多說話的緣故。所以齊桓公讀書，引發輪扁的非議；漢武帝仰慕古風尊崇儒學，汲黯譏諷說這是外表施行仁義而內心慾望過多；這都是不希望他們耗費精神。而且多記事就會損傷心思，多說話就會損傷元氣。在內損傷心思、元氣，在外損傷形體、精神，即使起初察覺不到，將來一定會受拖累。應該為國家愛惜自己，豈能為興趣損傷自己嗎？
如今天下太平，都是陛下勞心治理國家才實現的。想要它長久保持下去，不是靠雄辯能辦到的；只能忘掉那些愛憎之情，謹慎取捨，做每件事都踏踏實實，一心為公，像貞觀初年那樣就行了。至於秦始皇善於強辯，由於自傲而失去人心；魏文帝曹丕富有辯才，由於語言空洞而失去聲望。這是倚仗口才和雄辯治國所帶來的拖累，結局是非常清楚的。希望陛下少和別人爭論，而要修養浩然正氣；少看些古代書籍，恬淡性情使心情放輕鬆。自己保持像南山一樣長的年壽，把國家治理得像東戶季子時代那樣，天下百姓就特別幸運，皇恩也就遍及天下了。」
太宗皇帝親筆寫詔書答覆說：「不思考就不能統御天下，不說話就不能闡述自己的想法。近來和臣下的談論爭辯過於頻繁，恐怕因此產生輕視別人的驕傲態度；身體、精神、心思和元氣，倒不會因此勞累。如今聽到你忠誠正直的言論，我一定虛心改正。」
評講：中國古代聖明的君主都很注重自己的一言一行，不止是因為有史官記錄，還擔心因為說錯了話，做錯了事會損害百姓的利益或造成不良的影響。
筆者非常讚賞唐太宗的做法，以取中的方式虛心接受劉洎的諫言。治理國家完全不說話是不可能的，但過於頻繁的爭論，或者經常說一些空洞無用的話而不為民辦實事才是真正有害的。
現今在中國大陸，我們經常看到那些中共邪黨的 “國家領導人”，三天兩頭就發表一個所謂的重要講話，可是老百姓的生活卻是每況愈下。其實我們從中共的御用媒體長篇累贅的報道這些重要講話而不是報道老百姓的實際困難也可發現，中共邪黨看重它們空洞無物、塗脂抹粉的講話甚於老百姓的性命及切身利益。那麼這樣的執政黨不該被唾棄嗎？！還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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