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南通如皋的范某與王某交往了兩個多月,未經女友同意就買禮品去見女方家長,但遭到女方母親拒收禮品。
改編自真實社會新聞的電影《失孤》,展現了拐賣兒童對於個人、家庭和社會的嚴重傷害。片中,兩歲兒子被拐賣的雷澤寬(劉德華飾)在尋子路上偶遇自小被拐的修車小伙曾帥(井柏然飾),兩人相攜一同踏上尋親之路。據悉,影片中的曾帥——現實中的阿峰,轉輾23年後,今年終於尋到了親人,近日並與父母親過了一個溫暖的中秋節。
7月2日,四川甚邡政府未經諮詢民意,興建大型鉬銅提煉加工廠,危害民眾健康,甚邡人民聚集要說法,希望工程下馬,抗議示威人數一度逾萬。結果,遭到警方的暴力清場,現場一片混亂,警方發射催淚彈、震爆彈鎮壓,防暴警察手持盾牌及警棍驅趕和圍毆學生與市民,多人被打得頭破血流。這些十幾歲的孩子為了維護自己和家人以及鄉親父老的生存環境,付出了血的代價!
一九六一年的廬山,同兩年前一樣的美。山巒、嵯岩、松木、溪流,一切都是老樣子。像兩年前一樣,中共中央又在這裏召開了一次會議。這一次鑒於巨大的災難已經發生,國家面臨著嚴峻的經濟形勢,毛澤東的心情與兩年前大不一樣了。在六二年八月的北戴河會議上,毛說:「一九六○年下半年,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都講困難,越講越沒有前途了,這不是壓我?壓我兩年了....」(注1:《黨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第二十三頁。)這倒是實話。
這裏有個小故事:「右派份子」黃行本是青陽縣人民法庭庭長,在押到一個鐵礦和勞改農場「教養」了四年之後,李葆華開始為右派甄別平反了,黃被調去做這件事。因人手不足,他夜以繼日地處理案件,為一個一個蒙冤的人寫報告,平反昭雪。等別人搞得差不多了,關於他自己的報告才開始動手。當關於為他平反的報告剛剛完成,正待上級批覆時,甄別工作突然「煞車」了。他沒能趕上這班車,結果還是「右派」。他經手甄別平反的人恢復了職務,而他自己卻又被趕出了法院。幾經周折,他才有幸離開勞改農場,到蕪湖市搬運公司當了一名拉板車的的車夫。他日復一日地拉著沉重的板車,在蕪湖市的大街小巷裏熬了十六個春秋。他的妻子本是師範畢業的教師,飽受岐視和淩辱之後,被迫離開了學校,終至精神失常。兒子進了造紙廠,又因父為「右派」、「政審(政治審查)不合格」而被辭,遭此打擊也患了精神分裂症。
進口糧食可以救急於一時,卻消除不了災難的根源。有兩個小例子可以點明問題的癥結所在。
一九六○年來臨時,無數農民正絕望的境地中無聲無息的死去。可是元旦那天,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誌刊登的卻是這樣的文章(作者為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全省一千二百十三個人民公社和三十三萬多個公共食堂,都像鋼鐵一樣鞏固起來了。」「一九五九年河南省所以能夠戰勝幾十年沒有過的....嚴重乾旱,保證了農業的大豐收,就是人民公社發揮巨大威力的結果。」過了半個月,第二期的《紅旗》又有一篇長達十一頁的文章,歌頌「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取得的「一九五九年農業戰線上的偉大成績」,說五九年「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基礎上,繼續獲得了大躍進」。文章雖然提到五九年的天災,但講的是「重災保產,輕災增產,無災大增產」,「大災不減產,小災大豐收」。正如五九年十月二十日《人民日報》所說:「安徽戰勝歷史上最嚴重的乾旱,水稻、棉花、甘薯樣樣增產。」「山東堅持六十天抗旱,平原、山區、丘陵地帶處處報喜。」沒有一丁點兒災難的影子。二月一日出版的第三期《紅旗》,又刊登文學家點綴升平的文字,「水肥魚又肥,大片稻子插上豐收牌」。說從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農民生活「一步高一步,一層高一層,就像上樓梯,越高越好看。」
河南二百多萬人餓死(事後河南省委向中央報告的數字)(注16:見《烏托邦祭》第一五三頁。),信陽地委及下屬幾個縣的幹部統統撤職,還槍斃了其中幾個罪惡最大的,人是抓了不少,從地委書記一直抓到生產隊長,但作為罪魁的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卻得以從輕發落。他自己倒明白:「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辱(辱應為戮為誤——作者注)」。(注17:引自蘇曉康著《烏托邦祭》。)可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他是堅定的毛派,所以不僅砍不了頭,連烏紗帽也丟不掉。他只被降了半級,調任中共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同坐牢,被槍斃的地委、縣委書記比,真是便宜了他。
由於囿于吳家花園一隅,彭德懷並不瞭解全國的形勢究竟嚴重到了什麼程度。實際情形不是他設想的千萬人挨餓、餓死一些人,而是幾億人挨餓,餓死了大約兩千萬人。
清除了彭德懷,毛澤東立即著手組織忠於自己的隊伍。林彪自一九五○年毛提名他率兵赴朝鮮作戰時他稱病推辭之後,一直處於「養病」狀態,九年中未做什麼工作。但是十個元帥中,林彪是唯一與彭德懷無私交的(據彭一九五○年至六七年的警衛秘書說,兩人從未有過私人之間的往來),所以毛認為他最可靠,提議由林彪接任國防部長。
毛澤東要成功打倒彭德懷、張聞天二人,必須消除政治局成員的反對。這一點他的確做到了。
按一九五八年前後的生產力水平,全國每年大約能增產糧食一百多億斤至二百億斤,所以在三月間剛發動大躍進時,毛澤東還只是說:「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億斤糧食,七百億斤也好,整個地球就翻過來了。」(注1: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會議上王恩茂發言時的插話。)可是過了半年,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日報》不斷報導畝產萬斤的「衛星」,毛澤東便飄飄然起來,調子完全變了。
一九五八年大規模毀棄農作物的瘋癲行為,後人覺得不可思議。民以食為天,農民難道不知道不收穫就沒有飯吃嗎?人的生命系於糧食,為什麼會任其爛在田地裏,甚至犁掉、燒掉呢?
如今山東一帶,二十多個世紀之前是齊國,那裏有塊叫「阿」的地方,在當地父母官「阿大夫」的治下,「田野不辟,人民窮餒」。但是阿大夫專門吹牛,虛報政績,齊威王一度受騙,後遣人赴阿查明真相,將他下油鍋烹了。有人認為齊威王這個一國之君,居然能探明地方官員的劣行,可見很有點了不起。其實,他手只有一個阿大夫在吹牛搞浮誇,要識破真相並非難事;要是下邊的大夫們全部向阿大夫看齊,他大概也就被蒙在鼓裹,成為糊塗君主了。
一九五八年如果僅僅鬧個「大躍進」,加上一個「大煉鋼鐵」,雖然弄得民不聊生,還不至於弄出一年多以後「無數農民餓死」的慘事來。可是,就在毛澤東大發鋼鐵燒的同時,他將中國引上了另一條災難之路——在五億人口的農村推行了「人民公社」制度。
在一九五七年十月舉行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屢次將「去年」的舊事重提,抨擊兩位黨的副主席周恩來、陳雲的「反冒進」,說他們「右傾」,將他們罵作「促退派」。會後,毛親自審閱批發了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號召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這是「大躍進」這個口號首次出現。毛對「大躍進」這個新名詞十分讚賞,曾說「我要頒發博士學銜的話,建議第一號贈與這個偉大口號的發明家」。(注1:參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一九八九年第四期中虞寶棠的文章。)
民國初年,中華民族在尋找出路,千萬知識分子更是走在前頭。作為其中一員,二十五歲之前的毛澤東曾經信奉「觀念創造文明」的學說。他認為這個世界需要聖賢作為「傳教之人」,率領眾多辦事的「豪傑之人」去抓「大本大源」,「從根本上變換全國的思想」,「國家因此得到改造,百姓因此得到幸福」。(注1:《<倫理學原理>批注》,轉引自《遼寧師大學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以後,他接觸了馬克思主義,覺得自己作了脫胎換骨改造,成了「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幸的是,經過三十年革命的洗禮,他那聖賢傳教、豪傑辦事的一套思想並未死亡,只是被擠到腦子的一角「冬眠」而已。革命成功,執政之後,站在天安門城頭,面對千萬人響徹雲霄的「萬歲」聲,他年輕時的思想逐漸復甦,決定了他執政二十七年間的種種作為。
序言一九六二年初,那場兩千萬人餓死的慘劇已經過去,生命力似乎無限的中華民族又遂漸挺直脊樑的時候,中共第一副主席、國家主席劉少奇對即將赴安徽就任中共省委第一書記的李葆華說:「回去以後,把前三年的歷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後代。」多少年過去了,在輿論一律的中國,書沒有問世,劇沒有登台,碑更沒有能豎起。由於接著而來的文革浩劫為害更烈,那場人禍反被淡化了。文革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但同樣應當永誌不忘的是導致無數同胞在絕望中餓死的那場「大躍進」、「大煉鋼鐵」以及禍害二十餘年的「人民公社」運動。如果想到那死亡的數目相當於、甚至大於日本侵華殺害的我國同胞的人數,我們便會同意劉少奇「立碑傳給後代」的意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