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9月17日訊】
那麼，如何解釋四百○四處和四千六百五十五處崩塌、滑坡體的差別？而滑坡又為何出現在壩址二十五公里以內的區域內？
首先，這只是三峽工程建設之前，關於三峽庫區崩塌滑坡問題現狀的靜態描述；根本沒有針對三峽大壩建造，水位抬高一百一十三米後，三峽水庫水位不停地在海拔一百四十五米和一百七十五米之間變動，是否引起新的崩塌滑坡問題進行研究，也就是說，缺乏動態分析。
在工程可行性研究過程中，靜態現狀描述是最為簡單省力，而動態分析則費勁且複雜。用靜態現狀描述來取代動態分析，這就是以逸待勞，既省事又省力，但並不科學。
義大利瓦依昂大壩
水庫蓄水，水位上升，使得原來處於比較乾燥狀態的岩土變為飽和狀態，導致力學強度降低，容易造成嚴重的山體滑坡，這在世界水庫大壩建設史上，有深刻的經驗教訓。一九六○年完工的義大利瓦依昂大壩，高二百八十五米，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混凝土拱型大壩，水庫庫容為一點六六億立方米，瓦依昂庫區也有坡岸不穩等地質問題。
但義大利工程技術人員卻低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認為：山體的岩層會逐漸發展到一個新的穩定狀態，山體向下活動的速度將減慢，以致不會發生實質性問題。然而，在該年十月份水庫開始蓄水後，水位上升，水庫左岸坡地出現長達二千米的M型裂縫，且發生局部崩塌。為此，水庫管理部門大大放慢抬高水位的速度，並限制蓄水位高度，開挖排水管道，似乎使問題有所緩解。
三年後，一九六三年九月下旬，水庫上游連降大雨，滑坡運動加劇。科學家採取了許多措施阻止滑坡災害到來，比如加大水庫洩洪水量，降低水庫蓄水位。但一切都無濟於事。十月九日，水庫左岸發生大面積整體滑坡，範圍長二公里，寬一點六公里，滑坡體積二點四億立方米。滑坡的面積範圍是科學家估算的五倍。滑坡體進入水體後，激起的湧浪高二百五十米，湧浪淹沒了對岸高地上的村莊。與此同時，一百多米高的水浪越過大壩沖向下游。這巨浪雖然沒有把大壩沖毀，但鋪天蓋地的水浪像一堵水牆般地越過大壩，延著峽谷向下沖去，巨浪捲走下游的城鎮和村莊，造成一千六百人死亡。而整個災難，僅發生在短短的十五分鐘之內。此為歐洲水庫大壩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老滑坡體復活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二日凌晨，中國長江三峽新灘發生特大山體滑坡，新灘江家坡至廣家岩一千三百萬立方米滑坡體高速向下滑動，新灘鎮這個千年古鎮，頃刻之間被推入長江。進入長江的二百萬立方米滑坡體，推進江中八十米，激起湧浪高八十米，將對岸的一座倉庫捲入江中，使新灘上、下游各一百一十公里的江段內九十六條船隻沉沒，造成十人死亡，二人失蹤，八人受傷。長江也因此斷航一周，造成經濟損失共一億多元。
新灘滑坡的發生，同葛洲壩工程的建設、大江截流、水位抬高有直接關係。其次是三峽水庫的水位，在短時間內大幅度地上升下降，促使一些已經處於穩定狀態的老滑坡體重新復活。二○○六年十月三峽水庫蓄水位從海拔一百三十五米，抬升到海拔一百五十六米，因為中央政府擔心水位上升引起新的滑坡活動，命令三峽庫區各個縣市的主要領導二十四小時值班，此情況持續一個多月。
再者是三峽水庫蓄水後，庫區的地震次數明顯增加，最大的強度達到里氏四級多（註：二○○八年十一月三峽庫區發生規模四點一地震，距離大壩三十公里。泥沙沖淤平衡？）。頻繁的地震使古滑坡體的結構發生變化，使其更鬆散，從而在水的作用下，更容易發生滑坡。而由於三峽大壩施工，特別是安置一百多萬移民，修路建房，在人類活動的擾動下，很多古滑坡體將復活，很多新滑坡也會出現。與此同時，三峽水庫蓄水後，庫區的長江幹流和支流的江面都普遍變寬，出現波浪侵蝕問題。在風浪、水流的作用下，水庫的表面產生波浪，波浪淘蝕河岸，使坡岸失去穩定。由於三峽水庫蓄水時間不長，人們對水庫波浪侵蝕作用尚未重視。但由於波浪侵蝕作用長期存在，因此三峽庫區的滑坡問題將越來越嚴重。
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而未在論證報告上簽字的中國科學院院士侯學煜先生，曾經警告：建壩蓄水後，因水的浸泡軟化作用和浮力作用，將使滑坡的穩定性減弱，促使老滑坡復活，尤其是該地山區暴雨來臨時，在地面無植被保護的情況下，更易觸發滑坡、崩塌。此外，從庫區的地質構造等條件來看，庫區存在著誘發性地震的可能，而一旦發生，大規模的滑坡和岩崩，對大壩將產生威脅，可能堵塞長江，造成嚴重災難。
三峽工程引起的生態環境破壞將貽害無窮，而三峽水庫蓄水則只是庫區滑坡災害的開始。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使用的語言十分隱晦，如果讀者以靜態思維進行理解，根本看不出什麼問題。得用動態的觀點，並放到動態過程中加以分析，問題方才得以顯露。儘管撰寫三峽工程可行性報告的大多數專家，知道問題的嚴重性；但在沒有科學自由的環境之下，屈從於政治壓力，只能是寫出一些讓政治家滿意的結論。然而，他們也會千方百計藉由一些隱晦的語言，點出問題所在，為將來有個說明問題的機會，預留伏筆。
比如關於三峽水庫泥沙淤積問題。參加三峽工程論證的戴定忠提出如下的理論：「三峽水庫是個峽谷河道型水庫，庫容量僅為年徑流量的百分之五，兩岸岩壁堅實，天然河道水流比較大，挾沙能力強，懸移質泥沙基本上是『穿堂過』，修建大壩後，水位抬高了，水流減緩，挾沙能力降低，造成水庫淤積，在運用的前十年，洩流排沙比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但隨著淤積的增加，庫區河床抬高，水流挾沙能力增強，洩流排比也要增大。根據計算，運用三十年時的排沙比為百分之五十左右，運用六十年為百分之九十，八十年後為百分之一百，庫區沖淤基本達到平衡。」（註：戴定忠〈中國河流的泥沙問題〉，收於錢正英主編《中國水利》，中國水利電力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一年，第四百二十五頁。）
從靜態分析，三峽水庫最後達到泥沙沖淤平衡，政治家以為三峽水庫的泥沙問題算是解決了；但若以動態角度觀之，問題將十分嚴重。在建設三峽大壩之前，長江重慶至宜昌河段的平均水力坡度約為萬分之二，即每一百公里有二十米的水位差別，重慶至宜昌六百多公里，兩地水位差為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米。正如戴定忠所言，「由於水力坡度大，挾沙能力強，懸移質泥沙基本上是『穿堂過』」，沒有淤積；但仔細分析三峽河段泥沙淤積的情況，並非所有時間段都沒有淤積。在汛期，三峽河段流量最大的時段，由於河水中所攜帶的泥沙多，水流不能帶走所有泥沙，以致一部份泥沙於河床底部淤積起來。所幸汛期之後，三峽河段不是馬上進入枯水期，而是基本上於每年的九／十月份有一個過渡時期，此時流量仍然較大，但河水中泥沙含量少，水流有多餘的力量可以將汛期淤積下來的泥沙帶走，當地人稱「走沙期」。
汛期淤積一些，走沙期沖走一些，縱觀長年，長江重慶至宜昌河段沖淤平衡，泥沙不在河床底部淤積，似乎便是所謂的「穿堂過」。正如戴定忠所說：「修建大壩後，水位抬高了，水流減緩，挾沙能力降低，造成水庫淤積，在運用的前十年，洩流排沙比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然問題是，水庫為什麼會發生淤積？泥沙淤積在水庫的什麼部位？我們可以看到，大壩壩址處的水位抬高最多。如果按照正常蓄水位計算，大壩壩址處的水位從海拔六十三米到海拔一百七十五米，足足抬高一百一十三米。大壩上游各地隨著距離的增加，抬高幅度逐漸減少。
而三峽工程最為重要的目標是防洪。所以每年汛期到來之前，將水位降低到海拔一百四十五米，把防洪庫容騰空，準備存儲洪水用。這樣大壩壩址處的水位抬高八十三米。由於壩址處的水位抬高，所以水流減緩。水流減緩的原因在於：水力坡度減小。三峽工程泥沙組認為：平均水力坡度從原來的萬分之二，減小到萬分之○點七，為原來的三分之一，與宜昌至沙市的上荊江河段平均水力坡度接近。上荊江河段為一淤積河段，泥沙是進來的多，出去的少。所以戴定忠說，造成水庫淤積。洩流排沙比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意思是：進入水庫的泥沙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是「穿堂過」被沖出水庫，而百分之六十五的泥沙則淤積在三峽水庫中。那麼泥沙淤積在水庫哪裏呢？主要淤積在水庫末尾重慶處。這一點，戴定忠沒有明說，但已在文章中暗示。
必須指出的是，泥沙組在研究泥沙問題時，只考慮壩址處水位保持海拔一百四十五米時的情況，因這對於減少泥沙淤積最為有利。泥沙組不考慮防洪時抬高到海拔一百七十五米的情況，因為對泥沙組來說，水庫的「排渾蓄清」，比防洪目標更為重要。
戴定忠繼續寫道：「但隨著淤積的增加，庫區河床抬高，水流挾沙能力增強，洩流排比也要增大。根據計算，運用三十年時的排沙比為百分之五十左右，運用六十年為百分之九十，八十年後為百分之一百，庫區沖淤基本達到平衡。」這裏戴定忠並未寫明：三峽水庫從淤積到庫區沖淤基本達到平衡的過程中，水庫本身、以及受到此過程影響的周圍生態環境，會發生什麼變化。「庫區沖淤基本達到平衡」這一句並不重要。關鍵點仍然是哪裏的淤積增加？哪部份河床抬高？抬高多少？水流挾沙能力為何由弱變強？庫區沖淤達到平衡後，三峽水庫處於怎樣一個狀態？周圍生態環境將發生變化？在水庫末尾重慶處淤積有三個發展，一是向壩址處延伸；一是向上游延伸；一是繼續在當地淤高。壩址處水深最大，也是水庫死庫容最大的地方。淤積在水庫末尾重慶繼續淤高，就迫使重慶的水位繼續上升。所以淤積向上游延伸，也是必然的。
淤積向壩址處延伸，對於水力坡度加大，水流速度加快，水流挾沙能力增強，洩流排比增大，沒有正面的作用，因為壩址處的水位不會因此降低到海拔一百四十五米以下。水庫末尾重慶水位上升，加大了重慶和壩址處的水位差，兩地水位差加大，平均水力坡度也加大。水力坡度加大的結果是：流速加大，水流的挾沙能力增強。水流的挾沙能力不斷增強，排出水庫的泥沙也是越來越多，最後回到平衡狀態。但是，水流的挾沙能力不斷增強，洩流排比不斷增大背後的生態環境變化，是戴定忠不便直接寫出，而需人們進一步去理解的：在三峽水庫從淤積到庫區沖淤基本達到平衡的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就是泥沙在水庫末尾的淤積。只有重慶水位由於泥沙淤積的不斷加高，重慶和壩址處的水位差與水力坡度才會不斷加大，因而水流速度不斷加快，水流挾沙能力才會不斷增強，如此，洩流排比不斷增大，最後達到沖淤的動態平衡。這是一個漸變的過程，戴定忠認為要八十年。
八十年後，泥沙不在三峽水庫淤積，而是「穿堂過」，從這點上來說，八十年後又回到三峽大壩建設之前的狀態，這樣重慶至宜昌河段的平均水力坡度也回到建壩之前的狀態，重慶和壩址處的水位差也回到建壩之前的狀態。只是八十年後，重慶的絕對水位高程，已經不可能回到建壩之前的狀態。
如果政治家認為，八十年三峽庫區沖淤基本達到平衡，三峽水庫的泥沙問題已經解決，那麼「重慶」，便是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這個結果從靜態分析是不可能得到的，只有從動態分析，才得以看到問題的嚴重性。
博大出版社授權（待續）@
